閱讀此文前,麻煩您點擊一下「關注」,既方便您進行討論與分享,又給您帶來不一樣的參與感,感謝您的支持。
1957年11月2日,毛澤東率領中國代表團到達蘇聯,開啟了為期20天的訪蘇旅程。
在整個訪問期間,不同於斯大林的咄咄逼人,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對毛主席一行人十分友好,甚至有些諂媚。
他不但安排毛主席單獨入住克里姆林宮,還一度提出要和中國一起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要知道,在斯大林執政時期,蘇聯可沒給過彼時新生的中國多少好臉色。
那麼,為什麼蘇聯的對華態度會有如此的轉變?其背後又有什麼訴求?毛主席又將如何應對呢?
1953年3月14日,馬林科夫辭去蘇共中央書記一職,以赫魯曉夫為首的新的書記處誕生。
但此時赫魯曉夫的職權僅集中於宣傳和意識形態工作上,行政和經濟工作職權仍然掌握在馬林科夫和貝利亞手中。
斯大林
貝利亞上台後不久,就實施了一系列的自由化改革政策,這些政策包括釋放政治犯、終止對加盟共和國的俄羅斯化、推動東西德合併在內。
如此大膽的改革行動,使得赫魯曉夫認為這會讓蘇聯走向滅亡,於是他便聯合馬林科夫、伏羅希洛夫等人一起,對貝利亞展開政治圍攻,並最終在同年的6月逮捕了貝利亞。
貝利亞下台後,赫魯曉夫在蘇共內部的地位迅速上升,穩坐第三把交椅,並在1953年9月15日被宣布為「蘇聯共產黨的第一書記。」
但此時的赫魯曉夫地位仍未穩固,因為掌握政府行政權力的部長會議仍掌握在馬林科夫手中。
為了爭奪行政權力,赫魯曉夫和馬林科夫之間展開了針尖對麥芒的政治鬥爭,雙方不斷擴大自己在行政和黨建工作上的影響力。
赫魯曉夫
1954年,借著調查列寧格勒案,赫魯曉夫終於找到了擊敗政治對手的機會,將牽涉此案的馬林科夫扳倒,解除了他的總理職務。
不久後,馬林科夫又辭去了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赫魯曉夫得以掌握行政實權,並藉此機會在中央機關大量安排自己親信。
在「搞定」馬林科夫後,赫魯曉夫又迎來了莫洛托夫的「挑戰」。
在1954年春夏期間,赫魯曉夫動員30萬志願者前往西伯利亞地區墾荒,但由於缺乏前期調查和準備,在之後的幾年裡,這場墾荒運動逐漸演變為一場農業和生態的災難。
因此,莫洛托夫一直反對赫魯曉夫的墾荒計劃,並對其住房政策也頗有微詞。
1955年,赫魯曉夫率領使團訪問南斯拉夫,這讓一直堅持認為南斯拉夫是修正主義國家的莫洛托夫更加感到不滿。
同年7月的蘇共全體會議上,莫洛托夫率先向赫魯曉夫發難,讓其為西伯利亞墾荒計劃造成的後果負責,但沒想到已經全是赫魯曉夫親信的中央主席團反而圍攻莫洛托夫,逼迫其向赫魯曉夫認錯。
雖然會後莫洛托夫沒有遭到清算,但此時,蘇共內部親斯大林的保守派力量已經遭到了嚴重削弱。此次會議過後,赫魯曉夫徹底掌握了蘇聯的最高權力。
彼時,赫魯曉夫在黨內有著至高無上的話語權,在軍內有莫斯卡連科、朱可夫等功勛老將的支持,真正可謂是春風得意。
但讓赫魯曉夫沒想到的是,1956年發生的兩件大事,讓他已經站穩的腳跟突然發軟,險些從至高權力的講台上跌落。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接連扳倒政敵,從中央主席團的末尾一路飆升,站到了最高權力的講台上。
但讓他沒想到的是,因為自己的操之過急,1956年發生的兩件大事,讓他險些從至高講台上跌落,也讓他不得不對外尋求援助。
那麼,這兩件大事分別是什麼,為什麼說這兩件大事讓赫魯曉夫不得不尋找外援呢?
這第一件大事,就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的秘密報告被泄露。
斯大林逝世後不久,在貝利亞的主導下,在斯大林時期被打成政治犯的關押人員就逐步得到釋放和平反。貝利亞下台後,這項政策並沒有推翻,而是在赫魯曉夫的支持下繼續推行。
到了1955年蘇共黨代會召開之後,已經有幾十萬人得到了釋放和平反,這些人從西伯利亞、哈薩克等地回到蘇聯內地,回到了各自的崗位上。
在釋放和平反這些人的工作上,赫魯曉夫起到了帶頭作用。
其實,早在斯大林時期,赫魯曉夫和斯大林的政見就多有分歧,尤其是在烏克蘭農業政策和東西方意識形態對抗問題上,兩人更是一度吵得不可開交。
取得蘇聯最高領導權力後,赫魯曉夫幾次想就斯大林時期的各種問題進行通報和批判,但因遭到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人的反對而作罷。
赫魯曉夫之所以想批判斯大林,除了政見不一外,更重要的也許是他意識到,從貝利亞到馬林科夫、再到莫洛托夫,這些人無一不是斯大林留下的政治遺產。
這意味著蘇共黨內的親斯大林勢力已然根深蒂固,如果不徹底批判和否定斯大林時期的種種政策,這些勢力說不定哪天就會向赫魯曉夫發起反撲。
於是,借著為政治犯平反的浪潮,赫魯曉夫決定向斯大林「開刀」了。
1956年2月14日,蘇共召開二十大,參加會議的除了蘇共代表外,還有來自各國工人黨的使節以及所有東歐國家的領導人。
整個會議在一片積極的氛圍中進行,沒有出現任何異常。
但就在會議結束的2月25日凌晨,在大會全部議程已經結束之後,赫魯曉夫又緊急召回了除外國使團外的所有代表,要求他們參加一個秘密會議。
電視劇照
在這個秘密會議上,赫魯曉夫向與會人員揭露了斯大林執政時期所犯的錯誤。
這份報告從脫下斯大林「列寧同志的學生、親密戰友、合法繼承人」的神聖光環開始,揭露了斯大林在政治、軍事、經濟各項措施上犯的種種錯誤。
還指出斯大林大搞個人崇拜,對政見不同的蘇共黨員進行肉體消滅的罪行。總之,這份秘密報告全盤否定了斯大林及其執政時期的各種方針政策,將斯大林徹底拉下神壇。
赫魯曉夫的講話長達4個多小時,講話過程中會場一片死寂,可想而知,這份報告對代表們造成了多大的震驚。
不僅是與會代表感到震驚,蘇共內部的諸多黨員也紛紛指責赫魯曉夫這一報告是「膚淺的、草率的」。
一時間,蘇共黨內對赫魯曉夫的批評和責難如潮而至,要求赫魯曉夫對報告的後果負全部責任,並請求蘇共中央對赫魯曉夫展開調查。
如果只是蘇共黨內的反對聲音,也許赫魯曉夫還能應對,但是,這份報告所帶來的連鎖反應,還遠未停止。
也正是因為這份報告,引出了1956年發生的第二件大事——波匈事件。
二戰結束後,東歐的大部分國家都是在蘇聯尤其是斯大林的幫助下驅逐納粹,建立新政府的,建國後這些國家的經濟政策、政治路線也是完全處於斯大林模式的框架下。
也就是說,不光是蘇聯國內,東歐的大部分國家都對斯大林奉若神明,認為斯大林的思想、路線、政策方針都是不容置疑的、絕對正確的。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原來只是在蘇共黨內發布,但不知西方國家動用了什麼手段,在那次秘密會議後不久,美國就拿到了這份報告的全部內容,並公開發表。
報告的內容一經傳播,就像一顆原子彈一樣瞬間引爆了東歐政局,越來越多的東歐民眾開始質疑這些年自己國家的路線是否正確?這些年來的政治案件又是否完全公正?
這樣的思潮很快就轉變成了大規模遊行和示威,首先被衝擊的,就是波蘭和匈牙利。
1956年6月28日,波蘭數以萬計的工人走上街頭,要求波蘭政府糾正過去在斯大林模式下的種種錯誤,並為過去的政治冤案平反。
由於波蘭政府的談判缺乏誠意,遊行示威很快在波茲南演變成流血衝突,示威群眾衝擊監獄,解除衛兵武裝,強行釋放了200多名政治犯。
為了平息叛亂,波蘭政府不得不出動武力進行鎮壓,造成了300多人的傷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樣的事情,在匈牙利也發生了。
1956年10月23日,大批匈牙利學生舉行遊行示威,學生們拆除斯大林的畫像,推倒斯大林的雕塑,要求匈牙利政府放棄斯大林路線,重新任命支持改革的納吉為政府總理。
為鎮壓遊行群眾,當天深夜,匈牙利安全部隊向遊行群眾開槍,24日凌晨,蘇軍坦克開入匈牙利,武力干涉匈牙利內政。
在蘇軍的武力鎮壓下,匈牙利的革命最終失敗,但超過13000人的死傷,讓匈牙利人民的心裡埋下了仇恨蘇聯的種子。
波匈事件的發生,讓許多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紛紛質疑,赫魯曉夫是否還適合繼續擔任蘇聯領導人,蘇聯是否還適合繼續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在國內外局勢的雙重壓力下,赫魯曉夫的地位變得岌岌可危。
為了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和繼續保持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老大哥」身份,赫魯曉夫決定將目光投向南方的鄰居。
1956年,一份全面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不僅引爆了國際輿論,還成為了波匈事件的導火索。
這兩件事情的發生不僅動搖了赫魯曉夫在蘇聯的領導地位,也動搖了蘇聯在國際共運中的老大哥身份。
為了重新站穩腳跟,赫魯曉夫不得不尋求外援,並將目光投向了南方鄰居——中國。
做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領袖,做為一個擁有極高聲望的共產主義革命者,毛澤東無疑是赫魯曉夫最好的求援對象。
那麼,赫魯曉夫是怎麼求援中國的?毛主席又會如何回應赫魯曉夫呢?
其實,早在赫魯曉夫全面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泄露之後,中共方面就對此次事件做了深入分析。
毛主席對赫魯曉夫的行為有喜有憂,喜的是赫魯曉夫敢於打碎斯大林的偶像光環,說明共產主義革命者敢於自我批評,憂的是赫魯曉夫的報告勢必會引起社會主義陣營的動蕩。
更重要的,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斯大林只講過錯,不談功績,這樣的報告顯然是片面的,對蘇聯的領袖作用顯然會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
為了儘可能彌補赫魯曉夫給國際共運帶來的不利影響,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我黨發表文章,表示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並非完全是錯誤的,反而恰恰說明了共產黨人敢於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評。
對於我黨的聲援,赫魯曉夫是很樂意接受的,他很快也指示蘇共發表文章,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績,稱他是一名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
儘管赫魯曉夫已經對斯大林做出了全面評價,儘管中共方面也發出聲援,蘇共內部的分裂趨勢還是越來越大,社會主義陣營內部質疑蘇聯的聲音也一浪高過一浪。
有的聲音還提出,蘇聯已經不適合繼續領導社會主義陣營,應該讓中國共產黨來帶領國際共運。
無奈之下,赫魯曉夫只好表示,可以考慮讓中國和蘇聯一起,輪流擔任世界各國共產黨會議的主持國,意思就是和中國一起領導社會主義陣營。
對於赫魯曉夫和蘇聯面對的種種困境,毛主席還是希望幫他們一把,畢竟在歷史上,蘇聯也曾援助過我國的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
而且,萬一赫魯曉夫和蘇聯就此倒下,那對社會主義陣營來說絕對是致命的。
1957年11月2日,毛主席親自率領我國使團到達莫斯科,準備參加即將召開的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對於毛主席一行的到來,赫魯曉夫喜出望外,不僅安排毛主席入住豪華的克里姆林宮女皇寢殿,還為毛主席一行的起居提供了諸多便利。
其實,赫魯曉夫如此熱情,無非就是想毛主席在蘇聯期間能對他伸出援手,多幫他說說好話。對於赫魯曉夫的「獻殷勤」,毛主席自然知道他葫蘆里賣的什麼葯。
到達莫斯科後不久,毛主席就在和波蘭等國領導人的談話中表示,蘇聯是大樹,中國是小樹,在經濟上我國更是小國,不適合做為國際共運的領袖。
11月4日,在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開幕式上,毛主席更是針對誰來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問題發表了講話。
講話指出,我國無論是在國家實力上、建設經驗上、還是革命資歷上都沒有資格領導國際共運,明確表示社會主義陣營還是要以蘇聯為首。
在面對東歐各國因為斯大林模式的傷害而抵觸蘇共時,毛主席還苦口婆心地勸說他們,要以大局為重,放下因過往錯誤造成的傷害,共同建設社會主義陣營。
毛主席對於中蘇共同領導國際共運的幾番推讓,以及為緩和蘇聯東歐關係所做出的努力,讓赫魯曉夫很是感激,也讓中蘇兩黨關係、中蘇兩國關係都邁向了一個全新的台階。
多年以後,當我們回顧這次訪蘇期間毛主席的種種舉動時,不得不感嘆毛主席戰略眼光的深遠。
彼時的中國剛剛成立不久,處於一窮二白的境地,如果真的去領導社會主義陣營,每年要承擔的援助任務就足以讓國家財政不堪重負。
並且,如果中國真的當了這個領頭羊,那麼必將被推到風口浪尖上,成為西方陣營的首個攻擊對象,這對於彼時的我國來說絕對是不利的。
所以,與其去爭取一個所謂的「共主」的虛名,還不如成人之美,幫赫魯曉夫和蘇聯一把,進一步推進中蘇友好關係,團結社會主義陣營,為我國日後的發展開拓更為和平安穩的外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