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來，在軍權方面，張國燾不僅掌握了相當大比例的軍權，而且還把麾下的人安排進了軍委之中。
然而，僅有大部分軍權，沒有最高LD權力張國燾自然不甘心，為此在蘆花會議結束後，按照中央部署應該火速北上進軍陝甘地區，紅一方面軍遲遲不肯北上，紅軍總部原先制定的《松潘戰役計劃》也在張國燾的拖延下夭折。
這個時候紅軍的處境極其危險，蔣介石分別從南、北、東三個方向不斷向紅軍所在地壓縮，眼見包圍圈越來越緊，朱老總趕緊制定了第二套進軍方略《夏洮戰役計劃》，其目的主要還是通過草地，北上陝甘寧地區。
然而，在這個關鍵的檔口，張國燾再次提出利用在毛兒蓋停留的幾天時間開一次政治局會議，檢討黨的全盤工作和當前軍事問題。
說是檢討全盤工作，實際上真實目的雙方都不言自明。
在這種形勢之下，紅軍總部又不得不在毛爾蓋南邊的沙窩寨子召開會議，史稱沙窩會議。
其實，在蘆花會議上，紅軍內部的氛圍就很緊張了，高層的矛盾基本半公開化，除了底層的軍官不知道，中層軍官或多或少都了解到了一些情況。而到了沙窩會議召開之際，兩軍的關係已經到了不加掩飾的地步。
當時的沙窩會議召開時的場面有多緊張呢？
據張國燾多年以後回憶，沙窩會議尚未開始，由於開會地點在紅四方面軍的地盤，紅軍總部為以防不測，抽調中央縱隊司令部的人負責站崗，站崗的警衛五步一崗十步一哨，使用的也是有別於紅四方面軍的特殊口令，宛如一副如臨大敵的架勢。
沙窩會議召開時，此時的張國燾要的可不是軍權了，而是紅軍總部最高領導權力。為此，在會議中，張國燾率先發難地提出，紅一方面軍自中央蘇區撤出後，為什麼一路會損兵折將，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犯了路線主義的錯誤。
要知道，在遵義會議上全體參會人員也只把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原因歸結于軍事指揮問題層面，不敢把問題觸及到路線主義這條紅線上來。因為所有人都清楚，一旦此時提出路線主義出了問題，無異於否定zhongyang，就相當於否定了zhongyang的權威，這樣一來的結果就是，zhongyang就必須得換人。當時的紅軍首要的問題是生存下去，而不是彼此之間相互鬥爭。
顯然，張國燾作為政治老手也十分清楚這條遊戲規則，所以，在沙窩會議上，張國燾態度鮮明地要紅軍總部承認路線出了問題這條紅線，只要承認觸碰到了這條紅線，張國燾自然就能堂而皇之地推翻總部，自己坐上總部的頭號交椅，畢竟，以張國燾當時兵強馬壯的態勢，除此以外還有誰能擔此「大任」？可見張國燾的第二步心機之深沉
對於張國燾的小伎倆，偉人等人自然看得無比透徹，因此，在會議上，偉人始終語氣緩和，始終強調紅軍內部團結的重要性，其餘眾人也始終與在偉人的這個主旋律上保持著同一個頻道。
張國燾見此計不成，於是退而求其次地提出第三個辦法，要選派九名紅四方面軍幹部進入中央政治局。
這一招就很厲害了。如果張國燾此計得逞，那麼一旦九名紅四方面軍幹部進入政治局，那就相當於他攫取了最高LD權。
當時的中央政治局才只有8個人，張國燾此舉用意在場所有人沒有不心知肚明的。
但倘若不答應張國燾的要求，紅軍F裂勢必無法避免不說，而且以張國燾軍閥式作風，能不能安全離開他的駐地都不好說。
鑒於極其危險的境地，偉人於是巧妙地回應道：
「四方面軍的幹部有很多好的幹部，而我們只提出這幾個同志，是很慎重的。本來政治局不能決定中央委員，現在是在特別情形下這樣做。其他幹部更可以吸收到各軍事政治領導機關工作。」
什麼意思呢？也就是說，紅四方面軍幹部來中央工作沒問題，但部分同志只能去中央其它機構工作。
最後經過來回博弈，會議最終通過讓紅四方面軍的陳昌浩、徐向前、周純全進入政治局，李先念、傅鍾、何畏進入政治局候補名單。
對於這個結果，張國燾是自然不滿意的，但為了安撫他，紅軍總部最後經過商議，讓陳昌浩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周純全任副主任，這樣一來，才算勉強穩住了張國燾。
至此，紅軍的左路軍和右路軍開始北上了，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張國燾率領的部隊到了阿壩後就停下不走了，儘管中央一再催促可最後張國燾還是毅然決然地背離了革命走上了一條無法回頭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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