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系列之劉坤一

晚清風雲人物層出不窮,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為首的晚清名臣更是具有極高的知名度。同樣出身湖南,同樣以平定太平天國運動起家的劉坤一,就顯得沒那麼耀眼。但是,劉坤一的政治地位毫不遜色於以上四人,劉坤一曾先後擔任兩江總督、兩廣總督、南洋通商大臣,是晚清不可忽略的重要政治人物。

劉坤一

鄉試落榜生

清咸豐二年(1852),二十二歲的湖南籍秀才劉坤一興緻沖沖地參加了湖南全省鄉試。他的報考身份是廩生,即秀才中的佼佼者,清政府給予伙食補貼的那種。年輕的劉坤一心想: 「我這麼優秀,鄉試中舉應該是穩了。」

劉坤一的自信並非空穴來風,他在鄉試中寫下的文章,引起了閱卷考官黃孝直的「牆裂」讚歎,後者毫不猶豫地把劉坤一推舉給主考官。可惜主考官看不上劉坤一的文章,覺得這是一篇庸作。於是劉坤一「順利」地落榜了。

假設劉坤一如願以償中了舉人,他的人生天花板大概率將局限於縣級官員的高度,最多做到州府官員,頂天了;恰恰是他的落榜,逼得他另謀出路,參加了湘軍

辦團練起家

清道光末年,洪秀全在廣西發動太平天國起義,湖南境內也風起雲湧。就在這時,劉坤一參與了鎮壓家鄉的李沅發起義,初露鋒芒。接著與江忠源劉長佑在鄉間辦起了團練,是為楚勇之前身。

咸豐五年(1855年),劉坤一跟隨劉長佑攻克茶陵、郴州、桂陽、宜章等地,由廩生升為教諭。次年,湖南巡撫駱秉章派劉長佑率師援救江西,劉長佑令劉坤一自領一營出征。這是劉坤一第一次獨當一面帶兵打仗,在進取蘆溪、宣風鎮等戰爭中接連獲勝,之後收復袁州(今江西宜春),經劉長佑舉薦,官拜直隸州知州,獲賜花翎

咸豐七年(1857年),劉坤一率軍攻克臨江(今屬江西省,清末轄清江、新淦、新喻、峽江共4縣),被擢升為臨江知府。

咸豐八年(1858年),劉長佑因病暫時引退,將所部交劉坤一統領 ,劉坤一迎來全面統帥「楚勇」的機會。當年他同道員蕭啟江渡贛江,大敗太平軍,乘勢收取撫州,連克建昌,升為道員。咸豐九年(1859年),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進攻湖南,劉坤一回援,解除永州、新寧之圍,再加鹽運使官銜。太平軍往廣西方向轉移時,劉坤一跟隨劉長佑追擊,收復柳州,事後加布政使銜。

從1854年以廩生身份加入湘軍鎮壓太平天國,到1859年加布政使銜,劉坤一僅用五年時間,由沒有任何職務的秀才升任省級幹部,打破了晚清官場的升遷紀錄。

咸豐十一年(1861年),劉坤一在潯州(今廣西桂平)圍剿太平軍,「以按察使記名」。之後領兵在湖南伏擊石達開部隊,使其逃入貴州,以功授廣東按察使(主管一個省範圍的刑法之事,相當於今省政法委書記)。

同治三年(1864年),劉坤一平定潯州之亂後,被清廷賜號為「碩勇巴圖魯」(「巴圖魯」為滿語中「英雄」「勇士」一詞音譯)」,次年升為江西巡撫。之後在此職位上一干就是九年。總體來說,在贛撫任上,劉坤一表現的很保守,對內勵精圖治,不遺餘力的鎮壓下轄各地的農民起義,給百姓穩定的生活環境;對外則排斥西方文明與技術,于洋務有天生的厭惡與恐懼。這種態度直到1890年擔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後與洋務接觸多了才得以轉變。

公元1875年(光緒元年)開始,借著光緒帝登基,清廷把全國各地的封疆大臣來個大的人事調動,劉坤一升任正二品兩江總督。由於兩江地區經濟富庶,一直都是清廷的賦稅重地,所以經常有洋人出入或做生意,劉坤一在長期與洋人接觸的過程中,由保守的封建思想慢慢轉變為先進思想。同治、光緒年間是洋務運動的時間,劉坤一也是洋務派代表人物,因政績卓越,兼任南洋大臣,此後兩江總督兼任南洋大臣成為慣例。

1881年2月,劉坤一與李鴻章共同查辦盛宣懷輪船招商局貪污案。盛是李鴻章的親信,由此遭到淮系反撲。6月,劉坤一兩次被人彈劾,罷職還鄉。在鄉間沉寂九年之後,1890年復出,再次擔任兩江總督。

從同治四年(1865年)起任江西巡撫,到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10月在兩江總督任上去世,劉坤一一生做督撫的時間有近37年,放眼整個晚清,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對日主戰,反對簽署《馬關條約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劉坤一極力主張抗日,作為兩江總督,他經建議把南洋艦隊調到甲午戰爭前線,協助北洋艦隊抗擊日本海軍,但遭到清廷拒絕。一年後甲午戰爭結束,清政府被迫割地賠款,劉坤一等極力反對割地,尤其是劉坤一,他痛訴割地對中國的危害,他說:「日本若得遼、台,如附兩翼,中國必有噬臍之禍。遼、台與倭該國聯成一氣,日益強盛,將來即求援西洋各大國,亦無能制其死命。是此和議一成,惟任倭為所欲為,貽患無窮,何堪設想!」但清廷沒有理會劉坤一的痛訴,《馬關條約》如期簽訂。當朝廷割讓台灣,令所有官吏內渡之時,劉坤一致函台灣巡撫唐景崧稱割讓是「欲令赤縣淪為異域,蒼生變為左衽,凡有血氣,孰不疾首痛心。坤一老矣,雖揮魯陽之戈,徒銜精衛之石,每中夜起立,循視鬢髮,悲從中來,常恐此生無復有報仇雪恥之日矣」。其愛國之誠,天日可鑒。

諍言上疏,凜然力阻廢黜光緒

戊戌變法失敗後,光緒成了囚徒。慈禧恨光緒,據說準備毒死光緒,再換傀儡。官場中人都不傻,誰願意為一個無權無勢的傀儡皇帝得罪慈禧?但劉坤一有自己對慈禧的底線:皇帝再是傀儡,也不能無故廢黜。於是劉坤一不避嫌疑,上摺子警告慈禧:不要找事,坐實不利於你的謠言,惹洋人出兵,到時沒人救得了你。同時,劉坤一還請慈禧給康、梁等人一條生路。慈禧是想斬盡殺絕的,但劉坤一的分量重,他不同意,慈禧就得給三分面子。劉坤一的摺子在社會上引起轟動,各派利用此折給慈禧施加了強大的輿論壓力,迫使慈禧放棄原有計劃,光緒躲過一劫。

可慈禧橫豎看光緒不順眼,又想廢掉。1899年,清廷出了一件大事,就是立道光帝的曾孫溥儁為大阿哥,準備接替光緒。

劉坤一已經70歲了,親自去北京找慈禧理論。經過多方努力,威逼利誘,最終讓慈禧放棄了第二次廢黜光緒的計劃。可以這麼說,光緒雖然在38歲時被慈禧毒死,但如果沒有劉坤一,14年前他就沒命了。這多出的14年,是劉坤一給他的。正是因為劉坤一挺身而出,使晚清政壇減少了一次動蕩,維護了國家穩定。

砥柱兩江,參與策劃「東南互保

光緒廿六年(1900)春夏之際,以「扶清滅洋」為旗幟的義和團運動在京、津地區呈燎原之勢。是年5月末,各國公使以「保護使館」為由派兵入京。慈禧認為,列強此舉實為借武力逼她還政光緒,遂利用義和團與之抗衡,隨後又發瘋似地同所有邦交國絕交,從而出現世界史上最奇葩的向十一國同時宣戰,她此生最揚眉吐氣的豪賭,結果是引來八國聯軍侵入北京,自己竄逃西安。

而這時作為頭腦清醒的劉坤一,看著慈禧一步步地走近瘋狂,覺得慈禧的這一舉措實在很是荒唐。於是公開違背懿旨拒不執行。劉坤一聯合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山東巡撫袁世凱、浙江巡撫劉樹棠、安徽巡撫王之春和廣東巡撫德壽,倡議東南互保,稱聖旨是拳民脅持下的「矯詔」。陝西巡撫端方、四川總督奎俊雖然沒有加入東南互保,但亦支持東南互保。在劉坤一授意下,由盛宣懷從中牽線策劃,上海道余聯元與各國駐滬領事商定了「保護東南章程九款」。

1900年7月14日,閩浙總督許應騤與各國簽訂《福建互保協定》。從道義上說,在國家危難時,地方私自結盟,是應該受到譴責的,但是,庚子事變完全是慈禧為了自身權力,頭腦發熱,引爆的苦果,東南互保某種程度上,避免了戰火蔓延,為後面局勢穩定打下很好基礎,更重要的是,劉坤一提倡的「東南互保」讓中央和地方矛盾擺在明面上,腐朽的清政府失去對地方特別是南方地區的控制權,只剩苟延殘喘,後面南方革命不斷即是明證。而且坐擁最強精兵的袁世凱藉機保存實力,成為事變後軍事實力最強的諸侯,成為清政府僅存不多的依賴,袁世凱不僅仕途更進一步,也逐步積累了顛覆清王朝的實力,最終成功和平政變,完成改朝換代,開創北洋時代。可以說,劉坤一的舉動,實質上斷送了大清江山。

「江楚三折」,建言清廷改良變法

劉坤一早年思想趨於保守,對洋務運動頗有微詞,自光緒元年出任兩廣總督後,西風歐雨的催化,終使之「睜眼看世界」,待第三次調署兩江,他已由一名守舊的封疆大吏,衍變成晚清政壇的改革者和變法者。光緒廿七年(1901)五六月間,劉坤一會同鄂督張之洞連續三次上疏朝廷,請求「變通政治」,建言朝廷以興學為首務,整頓中國舊法,兼采西方法律等,這就是影響一時的「江楚三折」。

其實,劉坤一再任江督時,他的「洋務」已初見成效,如設江寧電報局、建火藥廠、按西式修建炮台及添設後膛大炮、組織譯書局大量翻譯西方著作等。俟三任,他更是大力推動工商業發展,尤其是加快蘇滬地區機器紡織業的進程。甲午前後,蘇滬地區共興辦十四家機器紡織企業,其中著名的如南通大生、無錫業勤、蘇州蘇綸紗廠等,至庚子前,該地區紗錠產量已佔全國總量的百分之六十強,這顯然與他的重視、提倡和支持密切相關。

佑文勸學,創議籌辦三江師範

未由科舉入仕,是劉坤一的終身憾事,因此,他曾對友人說:「弟自慚起於異途,絕口不談文教。」不過,隨著觀念改變,劉不僅屢屢談起文教,且還身體力行而大辦之:在任粵督期間,他曾捐銀15萬兩作為基金,擬建「西學館」;再任江督後,又籌款重建江寧鐘山書院,其奏摺稱,此舉乃期「國家佑文勸學,嘉惠儒林」。

光緒廿八年(1902)四月,為進一步實踐「興學」主張,劉坤一廣邀社會名流張謇繆荃孫等商量辦學事宜。是月23日,他上奏《籌辦學堂折》,呈請督署江寧(南京)辦師範學堂。當年9月,不料劉坤一病逝,好在他的後任張之洞、魏光燾終能踵其志而成。光緒廿九年七月(1903),南京歷史上第一所具有現代意義的高等學府——三江師範學堂(1905年改名兩江師範學堂)暫借總督署掛牌開學,同時,在北極閣下興建校舍,這正是如今南大東大等名校的雛形。作為初始創議者,劉坤一雖辦學未捷身先死,但他無疑已成為南京歷史上現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人。

勛望孚眾,贏得身後哀榮備至

「居官廉靜寬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際艱危,維持大局,從不推諉,能斷大事,有古名臣風度。」這是劉坤一病逝後,張之洞對他所做的評價。確實,劉坤一官高位顯,宦海生涯四五十年,一生出入其手公帑數千萬計,但他個人並無田產積蓄,死時家財也不過中產人家。史料表明,他總把居官廉潔清靜、重義輕利奉為信條。譬如,督粵期間,他曾解私囊以濟國急,卸任時所餘20萬銀兩,自己不取分毫,而是奏明朝廷,捐15萬兩作儲養洋務人才之需,餘下作為賑災、修堤及各項善養之用,以致有人大為不滿,斥為「驕廉」,他一笑置之;在三署兩江時,他雖與張謇等早期工商界巨子過從甚密,並竭力提倡發展民族產業以求富做強,但他卻從未「順便」參股以求分羹之利。

以致一向自視甚高的張之洞,在驚悉劉坤一病逝後,不僅上疏稱頌他的品行,且電唁其後人,說:「他日碑銘墓誌,願任其一。」據《清史稿》記載:清廷為「嘉其秉性公忠,才猷宏遠,保障東南,厥功尤著,追封一等男爵,贈太傅,賜金治喪,命江寧將軍致祭,特謚『忠誠』,祀賢良祠,原籍立功省建專祠。」如此哀榮,在晚清政壇實屬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