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之後，國共之間進入一段微妙博弈階段。蔣介石言行不一，一方面大談和平，另一方面卻在暗中蠢蠢欲動，不斷調整部署軍隊。僅以東北為例。東北戰略地位極為重要，早在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就認為，如果我們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毛澤東的這一席話，說明東北的戰略地位在當時獨一無二。這一點，蔣介石也看得明白，從一九四五年起，蔣介石在東北的行動部署日益頻繁，而這是將和平推向內戰的一劑強力催化劑。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旬和中旬，美國動用三十一艘運輸艦艇，將國軍的兩個軍分別從九龍和越南海防，運送至秦皇島登陸。登陸之後，兩支部隊接連攻佔了山海關、綏中、錦州等戰略要地，注意，這些地方早在國軍攻佔以前，就已經被八路軍解放了。因此，國軍這一行為無異於赤裸裸的挑戰。一九四六年，國軍再次做出言行不一的舉動：一方面，他們要求蘇聯軍隊暫時緩和從東北的撤軍行動，另一方面，他們要求美方出動更多海軍運輸艦艇，配合國軍登陸。一句話：國軍正在快速增強自身在東北的硬實力，從而掌控現實的話語權。
到了一九四六年三月左右，國軍已經有大約二十五萬大軍，部署在東北的瀋陽、鞍山、營口等地，其中意圖已經昭然若揭：突然佔領東北全境，造成既成事實，把中國這塊戰略要地收入囊中。
面對國軍的各種舉動，我方始終在努力尋求和平解決東北問題的可能性。可見，誰是真正的和平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一目了然。但是，和平需要實力，一切和平都不過是實力均衡的表現。為此，我們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將原先組建的東北人民自治軍，改名為東北民主聯軍。同時，為了在與可能到來的與國軍的談判中處於有利地位，要求東北民主聯軍：在我方已經退避三舍，退無可退的前提下，如果敵軍還要進攻，就堅決打擊、徹底殲滅敵軍。顯然，這一戰略，已經仁至義盡，它深刻而現實地展現出我軍為了能夠為了和平，做些什麼。
然而，國軍一錯再錯，毫無收手之意。縱使雙方已經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達成了《調處東北停戰的協議》，縱然在這協議之中，分明寫道：（軍事三人小組）應該力爭使得雙方停止衝突，並作必要的以及公平的調處。國軍方面卻毫無爭取和平之誠意，在這一協議墨跡未乾之時，命令杜聿明指揮新一軍和七十一軍，從瀋陽向北推進，並且命令他在四月二日以前，務必佔領四平。同時，要求美軍繼續協助國軍運送軍隊，增運五萬國軍進入東北。
對於國軍各種言行不一，毛澤東早已料到。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同時為最壞的結果做好準備，應該可以反映出毛澤東這一時期的主要心態。然而當時種種跡象已經表明，內戰愈發不可避免了。一旦爆發內戰，雙方在硬實力方面的差距，不可不察。我們先看國軍。
一九四六年六月左右，國軍兵力總數約為四百三十萬人。包括陸軍的正規軍和非正規軍，海軍、空軍，特種部隊，以及後方部隊（例如軍事院校部隊，後方機關部隊，等等）。蔣介石對於自己擁有的武裝力量十分自信，在這年六月的一次大會上，他說：我們軍隊的長處是我們有特種兵、海軍、空軍，而對方沒有這些兵種。由此可見，就大面上來看，國軍不僅在普通陸軍的數量上更佔優勢，而且他們兵種多樣，擁有大量我軍根本沒有的兵種，這些優勢甚至無法僅從數量方面衡量。
擁有制空優勢的一方，作戰效率必然大大增加。例如，當時我軍後勤補給的手段，以各種人力運輸方式為主，以極其有限的機械化運輸為輔助。運輸速度慢，運送量小，效率也比較低下。這種後勤運輸方式，一旦遭遇敵軍空襲，幾乎不堪一擊。原因簡單：相對於我方的後勤機動速度，敵軍空軍機動速度極快，一旦獲得準確情報，即可迅速飛抵並且破壞我方的後勤補給路線。
國軍不但兵力雄厚，更重要的是，他們擁有美國的鼎力相助。毛澤東在一九四六年下旬已經充分看到了國軍在軍事和經濟方面的種種優勢，尤其是美國大力支持這一優勢。經濟援助是美國援助的重中之重。例如，一九四五年，蔣介石曾經同意宋子文的建議，由宋子文利用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的機會，前往華盛頓與美國協商中國所需物資及黃金運送至中國的問題。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物價續漲不已，美軍要求支付月增，而其對我物資與黃金之運送以及空運陸運工具，皆不能如約履行。到了這年五月，宋子文與摩根索達成協議，美國從五月開始，連續向中國運送黃金近九個月，價值約為一億八千九百多萬美元。還向中國供應了約一萬五千噸布匹。總之，僅僅經濟援助這一方面，在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美國就向蔣介石提供了總價值約十三億五千萬美元的各種物資。
經濟援助之外，美國還向蔣介石提供了各種其它形式的援助。例如，美國前後為國軍訓練了大量技術軍官，總數達到十五萬人左右。美國為國軍陸軍裝備了整整四十五個陸軍師，為空軍配備了九百三十六架各類作戰飛機，移交了一百三十一艘各式艦艇。隨後，美國國會又考慮通過一項援助蔣介石的法案：《繼續對華軍事援助法案》。當對華援助進入美國立法環節後，援助的性質就發生了根本改變。但美國還未止步，就在美國國會審理這項法案時，美國又準備將價值達到二十億美元的戰爭剩餘物資，以僅僅五億美元的價格出售給蔣介石。
相反，我軍當時僅僅擁有一百二十七萬軍隊，而且裝備物資水平，遠遠不及對方。不過，眾所周知，越是壓力巨大，毛澤東的心理狀態反而越是平靜。內戰爆發之際，面對四百三十萬國軍，毛澤東絲毫沒有畏懼。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曾經對於在如此懸殊的兵力差距之下，我方應該何去何從，做出了一次風輕雲淡的正面回應：
蔣介石雖然人多勢眾，但是我這裡也有十四個字，可抵百萬大軍：人心歸向，士氣高漲，經濟亦有辦法。接著毛澤東繼續說：我們正在準備一切（辦法），粉碎蔣介石的進攻，藉此以爭取和平。蔣介石雖然有美國人援助，但是人心不順，士氣不高，經濟困難。
毛澤東這十四個字，重點落在三個方面：民心、軍心、經濟，言簡意賅道盡了所有問題，運籌帷幄，羽扇綸巾，坐鎮中軍，遙領八方，大師形象躍然紙上。
很多人不明白，內戰之初，蔣介石分明優勢顯著，為何卻在短短几年之內，被我方如摧枯拉朽一般連根拔起。其實根本在於：民心向背。毛澤東和蔣介石對這四個字的領會，完全不在一個境界。兩人都學馬克思，兩人都讀王陽明。但是毛澤東對民心所向的領悟，已經漸入聖人境遇。反之，蔣介石則始終沒有真正在仁心與天下萬物為一體這個境界，領會民心。這種質的差別，使得毛澤東已入文王之道（王道），蔣介石則終其一生，都在霸道這個境界理解民心向背。
這種差別，看似很虛，其實非常現實，因為它能通過現實行動（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感性的人的活動）體現出來。比如，一九四六年，在面對內戰爆發的既成事實面前，毛澤東反覆強調：我們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後來，毛澤東在這一年八月對美國記者斯特朗說：俄國沙皇、德國的希特勒、義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的帝國主義從表面上看都是很強大、很可怕的，但是從長遠的觀點看，從本質上看，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在談到原子彈的巨大威力時，毛澤東說：原子彈當然是一種具有大規模殺傷力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
顯而易見，毛澤東真正領會到了，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創造者和主角這一崇高境界。一旦達到這種境界，眼光自然極為長遠，絕不可能為眼前一點困難嚇到。相反，從蔣介石這一時期的各種講話中，我們可以發現，他骨子裡就根本不相信人民，看不起人民，他真正相信的是霸權，強力，武力。比如，前文已經提到，蔣介石並沒有認為，真正的優勢應該是爭取人心所歸，他認為國軍的特種兵、海軍、空軍，才是取勝的關鍵，他根本不明白，任何武裝力量都不能在現實里脫離群眾而存在，軍隊也要吃飯穿衣，如果不能吃飽穿暖，甚至根本沒有作戰能力。然而吃飯穿衣，根本離不開群眾的勞動。
當然，毛澤東雖然極為重視長期戰略問題（民心），也很重視短期戰略問題以及戰術問題（軍心、經濟）。在確保爭取一切能夠爭取到的民心後，毛澤東提出了軍事方面的意見。他認為，軍事方面注意兩點：第一，一般要通過運動戰戰勝蔣介石；第二，要集中優勢兵力，集中六倍、五倍、或者四倍於敵的兵力，圍殲敵軍一個旅或者一個團。這兩方面，是毛澤東在長年指導作戰中總結的寶貴經驗，了解毛澤東軍事思想的讀者應該知道，在面對軍事實力遠超自己的敵人時，毛澤東基本秉持了這兩條作戰指導方針。
通常來說，當敵人兵力雄厚，裝備優良之時，我軍不宜與敵人展開正面戰和陣地戰，因為這不利於我軍保存力量，也不利於削弱敵軍。相反，我軍應該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比如一九四六年初東北民主聯軍的作戰方針），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和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運用這些指導思想指揮了一次次偉大的戰役。成功使得敵我軍事力量，迅速發生轉變。
毛澤東的十四個字，除了民心、軍心，還提到了經濟。當時，解放區的經濟條件的確十分困難，蔣介石控制了全國幾乎所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還控制了全國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這意味著，當時幾乎所有主要的現代工業，都在他的控制之下。與此相反，解放區不僅沒有控制什麼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許多地區的生產方式甚至相當落後，通過手提、肩扛、大小推車運輸物資的情況比比皆是。然而面對如此懸殊的物質力量對比，毛澤東卻依舊保持著樂觀和自信，他曾說道：
經濟方面必須要作持久的打算，必須十分節約地使用我們的人力資源以及物質資源，力戒浪費。要努力生產，依靠自力更生，立於不敗之地，要艱苦奮鬥，軍民兼顧。
一席樸實的言語，卻讓我們能夠看見這位偉人的深邃智慧：實事求是。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我們在經濟方面的各種困難，非常現實地提出兩步走方略：第一，節約已經有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第二，努力提高生產率，自力更生。聖賢之道果然只是簡易工夫，只要實事求是認清現實，穩紮穩打穩中求進，一步一步提升己方實力，就可以了。
最終，在毛澤東等人的英明領導下，在各族人民精誠團結、自力更生之下，我們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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