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像，圖片來源於網路
柳永（約984年—約1053年），原名三變，後改名柳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又稱柳七，祖籍福建崇安縣。
柳永生於北宋初的儒宦之家，父親柳宜曾是南唐的監察御史，南唐為北宋所亡後，柳宜入宋為官，官至工部侍郎。柳氏一族家教極嚴，家中也有很多人有科舉功名。據史料記載，柳永「有叔五人宣、寡、宏、宋、察」，皆「有科第功名於時」，「有兄二人，名三複、三接」，「皆工文藝，號柳氏三絕」。
應該說，小時所受教育，還是培養了柳永強烈的用世思想的，他也是遵循著當時知識分子進入社會的普遍路徑。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十九歲的柳永便從家鄉啟程赴汴京參加進士考試。
根據記載，當時柳永是走水路入錢塘江先來到杭州。此時柳永年逢弱冠，剛出社會，一到杭州便被美好的山水湖光、繁華的都市生活迷住了，沉醉於聽歌買笑的浪漫生活，在杭州一呆就是兩年半。直到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秋天，二十二歲的柳永才離開杭州東去蘇州，在蘇州、揚州又呆了兩年多。
杭州、蘇州、揚州都是當時江南名城，人口密集、經濟繁華，政治上又不如汴京嚴格，文化上相對開放，秦樓楚館遍地，市井文化極為活躍。柳永在這個階段很明顯地受到了市民音樂的熏陶，迅速開始歌詞創作實踐，並沉醉其中，流連忘返。
直到宋真宗大宗祥符元年（1008年），柳永二十五歲時，才來到汴京。此時的汴京經過了太祖太宗兩朝，太平日久，物阜民康，城市繁華，達於極盛，整個社會都顯示出一片欣欣向榮之象。人們安居樂業，也開始追逐精神生活，市井文化極為繁榮。
在這樣的環境下，柳永得以繼續流連於填詞生涯。南宋葉夢得在《避暑錄話》中有記載：
柳永為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於是聲傳一時。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
可見柳永在當時幾乎成為了市井之間流行文化的領導者，宋末羅燁在《醉翁談錄》寫道：
耆卿居京華，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
這段經歷從詞人藝術創作角度來說是幸運的，因為它錘鍊了詩人的詞藝，早年錘鍊的詞藝與後期複雜的人生經歷相結合，成就了北宋以來第一個卓有建樹的慢詞大家。
而從當時詞人的人生來看，則多少是不幸的。工於坊間艷詞的柳永，碰上的是注重儒雅、務本理到的帝王，這使得他的科考仕進之路極其不順。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柳永二十六歲，第一次參加春闈考試，他自信滿滿，自認為「定然魁甲登高第」，誰料應試時，宋真宗下詔書：「讀非聖之書，及屬辭浮靡者，皆嚴譴之。」在此背景下，柳永初始落初試落第。
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年），柳永三十二歲，第二次參加春闈考試。這一年柳永應試、情場兩不順。情場上，這一年年初，他與相好的歌女蟲娘關係似乎出現了裂痕，可能也因此影響了應試情緒，他第二次落第。
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柳永三十五歲，本年他的哥哥柳三複進士及第，而柳永第三次落第。連續三次落第，詞人心中煩悶，寫下了著名的《鶴衝天》：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游狂盪。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這首詞明顯抒發了對屢試不第的憤懣之情，但從「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等句子中，可以看到他仍舊對科舉抱著希望。然而這首詩卻為他第四次落第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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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年），柳永四十一歲，參加春闈考試再次落第。歷史記載這次落第就跟前面這首詞有莫大關係。昊曾在《能改齋漫錄》有記載：
「仁宗留意儒雅，務本理道，深斥浮艷虛美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為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衝天》詞雲『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
也有人認為，當時宋仁宗僅十四歲，尚年少，當時是劉太后垂簾聽政。因此，黜落柳永的很有可能不是宋仁宗，而是劉太后。
不管是誰作出這個決定，這一下就把柳永推到了整個朝廷的對立面，幾乎是斷了當時柳永的仕進路。而當時柳永父親也已去世，家中想來已無經濟來源可以接濟，多種原因之下，他以「奉旨填詞」為名，開始與樂工、歌女合作，走上專業作詞的道路，並自號「奉聖旨填詞柳三變」。
四次應試四次未中，詞人所受打擊頗大，憤怒之餘離開汴京，又開始了江南漫遊，五年後從江南回汴京短暫呆了一段時間，又陸續離開汴京去往西北、關中、江南等地漫遊，累計約有將近十年時間都沒有再參加科舉考試。
在離開汴京開始漫遊江南前，他送別親友及當時認識的交好歌女，寫下了著名的《雨霖鈴》：
寒蟬凄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此種凄涼蕭條的心緒，與此前「風流事、平生暢」的瀟洒，已是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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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柳永五十一歲。這一年宋仁宗開始親政，仁宗雷厲風行，立刻疏遠劉太后的親信舊臣，並起用因曾奏請太后還政而遭到貶斥的名臣范仲淹等，同時為了籠絡士子，決定擴大開科取士名額，又特開「恩科」，對歷屆科場沉淪之士格外放寬尺度。
在這個背景下，柳永再一次燃起了參加科舉考試的念頭。
這一年，詞人終於順利通過考試，與其兄柳三接同登進士榜。宋風翔《樂府餘論》提到「耆卿蹉跎於仁宗朝，及第已老」。中舉這一年，柳永已五十一歲，年過半百，是一個遲來的中舉。此時，詞人心中縱有喜悅，喜悅中也難免帶有蕭瑟。
中舉之後，柳永開始了出京遊宦的生活。由於科舉考試中舉之士過多，如果不是家庭背景極為深厚或者是極為受到朝廷認可的人，很難有很大的官職，可謂是「遊宦成羈旅」。
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柳永五十二歲，在睦州任睦州團練推官，在這期間，睦州知州呂蔚是當朝宰相呂端之子，他極愛柳永才華，曾向朝廷舉薦柳永，但並不順利。
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柳永五十四歲。柳永從睦州團練推官調任餘杭縣令，當縣令這段時間還是非常受當地百姓愛戴，根據明代《嘉慶餘杭縣誌》記載：
柳永字首卿，仁宗景湘司餘杭縣令，長於詞賦，為人風雅不羈，而撫民清靜，安於無事。百姓愛之。建備江樓於溪南，公餘嘯詠。
縣誌中還將柳永列入名宦類，可見柳永為官還是非常勤勉盡職，並頗有政績。
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年），柳永五十六歲，柳永由余杭調任浙江定海曉峰鹽場鹽。他在這裡寫下了長詩《煮海歌》，詩歌對鹽工的艱苦勞動有極為深刻的描繪。
這一時期，他的為官也頗受稱道。《昌國州圖志》將柳永列為《名宦》，今人葉嘉瑩先生曾說：
綜觀有宋一代前後三百餘年，而被此書記入《名宦》者，不過寥寥四人，而柳永獨居其一，亦足見柳永在當地的政績之為人民所懷念了。
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柳永六十歲，這一年調任泅州判官，仍舊是地方官。
按照宋朝的陞官路徑，低級文官一般有三任六考或兩任四考，每任通常三年左右，通過考核的官員一般會給予晉陞京官序列的待遇，特別優秀的還可以直接任朝官；而沒有通過考核的官員，則往往只能在地方的七級階官中逐級升遷，老於下僚之位。
柳永六十歲時，已於不同地方三任地方官，時間超過九年，並且在餘杭、定海等都有政績，被當地譽為「名宦」，理論上應該可以通過考核，晉陞京官序列，卻未成。
這種情形下，加之年紀漸老，詩人心中不是沒有苦悶的，這種苦悶也多次地描寫到了他後期所創作的大量羈旅行役詞中，比較有名的比如《安公子》：
遠岸收殘雨，雨殘稍覺江天暮。拾翠汀洲人寂靜，立雙雙鷗鷺。望幾點、漁燈隱映蒹葭浦。停畫橈，兩兩舟人語。道去程今夜，遙指前村煙樹。
遊宦成羈旅，短檣吟倚閑凝佇。萬水千山迷遠近。想鄉關何處？自別後、風亭月榭孤歡聚。剛斷腸、惹得離情苦。聽杜宇聲聲，勸人不如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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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柳永也做了很多努力，可惜卻用錯了地方，他想通過《醉蓬萊》一詞對宋仁宗歌功頌德，以求仕進，卻在詞中出現頌詞有語句與悼詞暗合的情形，犯了帝王大忌，王辟之《泥水燕談錄》有記載：
永因「久困選調，入內都知史某愛其才而憐其潦倒。會教坊進新曲《醉蓬萊》，時司天台奏老人星見，史乘仁宗之悅，以普卿應制。譽卿方冀進用，欣然走筆，甚自得意，詞名《醉蓬萊慢》。比進呈，上見首有『漸』字，色若不悅。讀至『袁游鳳輩何處』，乃與御制真宗輓詞暗合，上慘然。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擲之於地。永自此不復進用。
好在宋仁宗仁愛不記仇，慶曆新政開始施行後，重定磨勘法，對京朝官選人的進狀，要求一一複審，公正處理。慶曆三年的冬天，柳永便通過申雪投訴，從泅州判官改官著作佐郎，隨後按照宋朝官制一路平穩升遷，由著作佐郎遷著作郎，再遷太常博士，轉屯田員外郎。
柳永成為京官時已六十歲，任京官約十年，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年），柳永年至七十。按宋朝官制，年七十應噹噹致仕，至此柳屯田正式退休，退休後定居潤州（今鎮江市）。
宋仁宗皇佑六年（至和元年，1054年），柳永七十一歲，卒於潤州。
縱觀柳永這一生，大半時間都沉淪下僚，或混跡於平民百姓隊伍，或棲息於秦樓楚館，或長久為地方官員，潦倒半生，卻也為他帶來了豐富的生活閱歷和人生體驗，豐富了柳詞的詞作，這些內容是此前的小令所無法容納的，只有通過慢詞長調才能展現得淋漓盡致。
小令的體式決定了它形式上篇章短小、結構單薄，風格上含蓄蘊藉、空靈婉約，適合於抒情，尤其適合李後主這樣「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失赤子之心」的詞作家，它更多像一種情感遊戲。
而慢詞則加入了更多的敘事性、寫景性，能容納更多的生活內容和生命體驗進來，便於鋪排展衍、宣洩情感，將敘事與抒情相結合。
柳永雖然在政治上也許略顯幼稚，在想要入仕的時候便寫出「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這種廣為流傳卻會為上位者不悅的詞句；而要對帝王歌功頌德時，還能在頌聖詞中出現與以往的悼詞有關的詞句，讓人覺得他實在天真得近乎愚鈍。
然而對於下層人民的生活、對於樂工歌女的處境、對於地方官員的無奈，他卻比當時任何一個高官達員都要體察深刻。他以一己之力，把本屬於士大夫的詞推向民間，通過雅俗共賞、情感真摯的詞作拓寬了詞的題材、也擴大了詞的境界，成就了獨屬於他的文學史意義，正如學界所言：
北宋前期，詞宗《花間》、南唐，其體不尊。詞至柳永，其徑始寬，其聲始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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