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4日,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在美國家中逝世。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完成了16部著作,也安排了自己生命的終點——從最後的寫作計劃、學術託付,到選擇在家中離世、穿什麼衣服、墓碑如何設計……
一個歷史學家如何面對生死與有限?最後的日子如何度過?又想留下些什麼?本周,《人物》雜誌旗下欄目《是個人物》邀請許倬雲晚年最親密的助手、匹茲堡大學亞洲中心榮譽研究員馮俊文進行訪談。馮俊文不僅協助許倬雲口述、記錄並整理完成了多部著作,陪伴他走過了最後的歲月。
播客主播則是《人物》編輯姚璐。她曾於2021年和2023年兩度專訪許倬雲,累積的採訪資料達30萬字。其中,2021年的那篇長文,被許倬雲視為其一生中尤為深入和重要的文章之一。
通過兩人的回憶與對話,我們得以走近一個更完整的許倬云:他不僅是公共領域的大師,亦是重情誼的朋友、依賴妻子的丈夫、會修電路的生活家,更是一位在理智上坦然迎接死亡、在情感上卻仍滿懷不舍的普通人。

他一直在評估自己的狀態
2021年至2025年間,馮俊文作為助手陪伴在許倬雲身邊。他在國內時,每天通過視頻與許倬雲交流工作,「北京時間晚上九點半,也就是美東時間上午九點半,我們會交流三四十分鐘。每年我會去美國幾個月,那時他每天還能工作一到一個半小時,體力很好。」馮俊文回憶。然而,2024年下半年,情況急轉直下。「許先生幾次住院,整晚地咳嗽、咳痰,身體機能明顯下降。我們很快發現,他的精力和注意力都堅持不了那麼久了。」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許倬雲對自己有著清醒的評估。 「他認識到,第一,身體狀況的惡化是不可逆的;第二,他已不可能再像從前那樣工作。如果僅僅為了延長生命而忍受痛苦,他認為這『沒有價值』,同時還會加劇師母(孫曼麗)的焦慮和照護負擔。」馮俊文回憶,許倬雲曾對妻子說過一句非常理性的話:「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情願早一點走,這樣你還能多活幾年。」
馮俊文判斷,許倬雲思考這個問題已經很久了。2020年開始,許倬雲下肢癱瘓,後來病情發展到只有兩根手指能動。從吃飯到睡覺,幾乎所有日常生活都需妻子協助。「這也是師母常年焦慮失眠的原因——她必須時刻豎著一隻耳朵,準備應對突髮狀況。直到最後一年請了護工,情況才稍有緩解。」
正因如此,第二次出院後,許倬雲明確告訴妻子:「我不想再進醫院了。如果再發生什麼情況,就讓我在家裡安然地走掉。讓我在熟悉的環境里,跟你們好好告別。」馮俊文說:「這是他非常主動的生命選擇。」
強大的計劃與執行能力,貫穿了一生
許倬雲不僅規划了生命的終點,對於身後事也做出了非常詳盡而長遠的規劃。「許先生和師母的墓地早就置備好了,在無錫的馬山公墓。」馮俊文回憶道,「2023年,他開始親自設計自己的墓碑——正面用中文,背面用英文;選用什麼字體,如何排版;將來與師母合葬時用哪張照片;墓碑旁栽種什麼樹木;乃至日後由誰來每年持續祭掃……這一切,他都已一一規劃妥當。」
這份事無巨細的計劃,正是他一生行事風格的縮影。「去他家裡你會發現,到處都掛著鐘錶,衛生間、廚房、客廳、書房……凡是常經之處都有。他對時間的利用效率極高。」馮俊文對此深有體會,他記得第一次與許倬雲線上會面時,自己遲到了約三十秒,「許先生非常含蓄地提醒了我一下——守時,是他根深蒂固的習慣。」
這種強大的計劃與執行能力,也讓他得以常年勝任數倍於常人的工作。馮俊文清晰記得2024年7月16日的那次視頻通話,那或許是許倬雲最後一次與外界聯繫。「那天他精神顯得格外好,我們在線上聊了許久。他談及自己的學問、當下的心境與身體的感受,然後鄭重地對我說:『我這個狀態,可能隨時會走掉。如果哪天我走了,我平生的志願就交託給你們,希望你能夠幫我把它散布到人間。』」馮俊文強調,「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話,他說得很簡潔——『志願』、『散布』、『人間』,每個詞都非常精確。」
幾十年的重度「網癮患者」
即便在生命最後階段,許倬雲依然高產地完成了16部書稿及大量訪談、對話。他是如何做到的?馮俊文描述了許倬雲典型的一天:「早上七八點起床,先看雜誌和新聞。九點半我們開始工作,通常到十點半,狀態好時到十一點,之後再聊聊天。這是一種長期、有序、規律的節奏。」
身體雖被困於輪椅,電腦卻為他打開了通往世界的窗。馮俊文稱他為「幾十年的重度『網癮患者』」。姚璐也記得,專訪時許倬云為他展示自己每天瀏覽的網頁和郵件,「他通過郵件與全球學者、家族成員保持聯繫,每周還要通過社交軟體與家庭成員交流。」
「許先生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學會了用電腦。他一直走在時代前沿。」馮俊文說,「即便90多歲,身體遠遜常人,但他與當下社會的連接感和活力感,遠遠超過大多數老人。」
長期卧床反而鍛鍊出他一項「特殊技能」——精準的口述創作。「因為手部不便,他多年來的評論文章都靠口述。編輯告知版面需要1500字,他聽明白內容後,打半小時腹稿,然後口述成文,字數能控制在1495到1505字之間,邏輯清晰,結構完整。這種控制力非常厲害。」
坐在「第一排」的自覺性
馮俊文回憶,當年在寫作《經緯華夏》時,許倬雲頭天晚上打好腹稿,第二天早上對著電腦口述,念出來的就是一篇首尾完整、可直接見報的三千字文章。「我下午整理、查漏補缺,第二天我們再逐字推敲——這個詞是否準確?那個字可否刪去?這裡是否需要增補?這本書四個月完成初稿,之後又字斟句酌地修改了七遍。前後歷時一年多。」
對於這種極致的嚴謹,許倬雲曾對馮俊文解釋道:「你們可能不一定能體會:我們這種做到了行業『第一排』的人,每一篇文章、每一句話、每一本書,都會面臨所有同行的審視。這種審視是高標準的、苛刻的、挑毛病的。你要保證不犯錯,就必須絕對精確、嚴謹。」
這部書的寫作、修改的過程,也讓馮俊文受益匪淺。「他像師傅帶徒弟一樣,並沒有告訴你什麼道理和原則。但是他會一個字一個字的去校準。校準之後,你會跟著他的思維思考,整個思維鏈路會慢慢變得規整有序,非常條理化、邏輯化。」
「只要對他人有幫助,我就去做」
許倬雲一生始終對公眾和現實充滿關切。晚年,他尤其注重與青年的溝通。馮俊文回憶,有一次,有學者問他:「許先生,您現在是大網紅,全網可能有數千萬上億的粉絲,您怎麼看?」許倬雲回答:「你們不要覺得這是一種幸福。其實盛名之下,我是把自己獻祭給了這個社會、給大眾。我在做我自認該做的工作,只要對他人有幫助,我就去做,不計成敗,不計得失。」
「他的郵箱經常收到陌生年輕學者的來信,有的請他看文章,有的請他寫序言。他常常無償地做,覺得年輕人在學術道路的關鍵階段若有潛質,就該推一把、拉一下。他把這視為他的責任的一部分。經常就跟我講說,我作為一個老師,我是沒辦法去拒絕學生的。」馮俊文說。
訪談中,姚璐和馮俊文也勾勒出許倬雲生動的生活面貌。
姚璐記得,專訪中,許倬雲曾說他和妻子都喜歡看武俠小說,尤其喜歡《天龍八部》,喜歡蕭峰。馮俊文介紹,「他也熱愛科幻電影,比如《星際穿越》。」
生活中的許倬雲,愛吃腌篤鮮,喜歡吃肥肉;年輕時常洗碗,烤火雞水平一流;家中電路壞了,他能憑藉旁人的指點畫出線路圖,再由妻子動手接好。「他手雖不便,但思維極其邏輯,充滿理工科式的嚴謹。」馮俊文說。

生命的寬度、廣度與厚度
許倬雲的先天條件遠不及常人,晚年身體更是被限制到僅有兩根手指能夠活動,然而他卻迸發出了驚人的生命能量。這一切,靠的是什麼?
馮俊文認為,支撐他的是「一股精神的力量」。他指出,這需要人「深刻建立與世界的聯繫和信任,擁有與他人主動鏈接、付出的意願和精神」。只有這樣,生命的能量才能「觸達更多人、影響更多人、發揮更大價值」。在他看來,許倬雲晚年的全部實踐,最終「釋放出一種古典的生命狀態:人不只為己而活,活出了生命的寬度、廣度與厚度」。
「我完全能感受到他的那種狀態,」姚璐說,「就是『我在儘力完成該做的事情』。他是用這樣的一種心境,在完成最後幾年的工作。」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祖薇薇
編輯/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