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民報》經歷的抗戰勝利和複員

>>>張林嵐（時為《新民報》編輯）

勝利聲中，複員途上，「世事如麻」四字不足以形容。

進入《新民報》

1945年8月28日，我運氣不錯，到重慶那天，竟是吉日良辰。原來同時到達的是應蔣介石三次電邀前來進行國共和談的毛澤東。我到了《新民報》為躲避敵人轟炸臨時辦公的重慶郊外大田灣的編輯部時，聽到這個消息，又驚又喜，暗自說了一聲：「他怎麼可以到重慶來，多危險啊！」

重慶《新民報》每天出報兩次，日報前一天夜間編印，次日早晨出版。晚刊上午編印，下午兩三點鐘發行。日報總編輯方奈何，與我一見如故。他對我說：「趙蔭華已寫信介紹過你了。你是有經驗的熟練編輯。放下行李，吃過晚飯就上班吧。大概這一路上你也聽到了，今天出了大新聞啊！你編輯本埠新聞，這是我們報紙的一大賣點。」

原來毛澤東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陪同下到達重慶九龍坡機場，正是這天下午3時37分。

國民黨不許各報中國記者採訪。《新民報》記者浦熙修、《大公報》記者彭子岡是《新華日報》採訪部主任石西民暗中邀請同車去機場的。

1946年春攝於重慶大田灣《新民報》編輯部，背後的房子是排字房。前排左起：張林嵐、於理明（燕京、編輯）、盧碧涵（會計）；後排左起：徐獻游、報務員某、陳翰伯、劉淑賢（記者）

我當晚開始上班工作，設在通遠門外七星崗的採訪部已發來第一批新聞稿，主要是浦熙修的現場特寫，寫了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中共代表在機場受到歡迎的情況和重慶街頭群眾自發的歡迎盛況。稿子里還寫了毛澤東在臨時下榻的張治中公館賓主交談細節。我做的新聞標題是「走向和平建國之路，毛澤東為團結而來」。我還沒與浦熙修見面，先看到她的稿子。她是《新民報》採訪主任。

毛澤東8月28日到渝，遍訪故舊，30日在臨時下榻的桂園設宴請柳亞子、沈鈞儒等人。柳詩興大發，即席贈新作七律一首，詩云：「闊別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彌天大勇誠能格，遍地勞民戰尚休。霖雨蒼生新建國，雲雷青史舊同舟。中山卡爾雙源合，一笑崑崙頂上頭。」9月2日《新華日報》以《贈毛潤之老友》為題，發表此詩。9月6日，毛澤東在周恩來、王若飛陪同下，到沙坪壩南開學校津南村拜訪柳亞子，柳請毛校訂1935年的舊作長征詩，準備收入《民國詩選》一書，同時又向老友索取新作。毛回答新作沒有，只有1936年初到陝北時見天降大雪，填的詠雪詞《沁園春》，明天當錄呈審正。柳得毛詞大喜，曾請畫家尹瘦石配畫與自己的詩在中蘇文化協會的一個展覽會上展出。這個展覽由孫大光負責籌備並主持，孫當時化名葉兆南，是「少共國際」的中國代表，長期在秘密戰線工作，政協時期是毛澤東與各界人士茶話會的聯繫人，中蘇文化協會總幹事。

限於客觀環境的種種不利條件，觀眾不是很多，只有出席毛澤東招待會的各界代表性人士匆匆瀏覽過。毛、柳二詩隨後送交《新華日報》發表，但《新華日報》只在11月11日刊出柳詩，未刊毛詞。

陳德銘的朋友王崑崙在柳公館見到了這一闋新詞，十分傾倒，抄錄了一份給黃苗子，黃又給了《新民報》晚刊《西方夜譚》編輯吳祖光。他們常在一起玩，是至交，也是後來人稱「二流堂」的同夥，兩人一商量，立刻發稿、見報。《沁園春》後面的按語或短跋，也是兩人合作的。

14日見報後反響之熱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當日《新民報》晚刊被搶購一空，連次日的日刊也供不應求。

一句話勸留

政協會議期間，政治形勢變化很大。國共雙方的矛盾與鬥爭之外，社會上許多矛盾不斷暴露、激化，一條消息，一個版面的處理，一篇言論的措辭和語氣，事事牽涉到報社的立場觀點。我到重慶《新民報》上班後，以同行晚輩、同鄉人的身份徑直去民生路《新華日報》採訪部找石西民。1938年我們在浦江就相識，也知道彼此情況。所以相見後以家鄉方言交談。

過了些日子，我去找石西民，要求從《新民報》轉到《新華日報》工作。我覺得《新民報》雖好卻不是久戀之地，既已立志投身革命就要干「新華」這樣的報紙。石西民批評我好高騖遠。他以為我在《新民報》更合適，要準備長期幹下去。「《新民報》那些人許多是我們的朋友，我們黨尚且要派人幫助他們辦報，宣傳抗戰，你怎麼反而要出來？」這句話，讓我在《新民報》蹲了七八十年。這是後話。

與石西民有了這層關係後，他知道我愛寫詩，愛好文學藝術，多次陪我到重慶棗子嵐埡的文藝界抗敵協會，引見文藝界一些名家如茅盾、葉以群、夏衍、郁風、陳白塵和邵荃麟、葛琴夫婦等，還有文藝界「三神童」吳祖光、黃苗子、丁聰，他們都參加《新民報》的編輯工作。記得有一次石西民陪我去文協，在門口遇到邵荃麟、葛琴夫婦，他們在擺地攤賣一些家當，以換取一些路費準備複員。當時文協門口擺地攤的很多。石西民還向他們介紹我，說是過去在浙江工作的。

兩位老報人

9月3日，日本投降，中國勝利，國共和談，凱歌聲聲，重慶市的慶祝活動達到最高潮，可以說是百年來從未有過的全民狂歡節。

在這沸反盈天的熱鬧中，毛澤東在重慶訪問故舊，拜會新交，廣泛開展統戰活動和社會調查工作。別的不說，單是新聞界他就約了許多人談話。《新民報》受邀的是張恨水、趙超構兩位。張恨水是婦孺皆知的通俗小說家名滿天下，共產黨很重視其社會影響。《新華日報》曾在不久前專刊為他五十歲生日祝壽。他有愛國心，同情弱者，對政治淡漠，與毛澤東談話不多。趙超構不同，他曾在1944年夏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寫了長篇通訊《延安一月》，在國統區產生很大影響。趙超構曾因一偶然機會，與毛澤東並肩坐在一起，一同觀摩延安平劇團演出的《打漁殺家》等京戲。趙超構小毛澤東17歲。兩人以「先生」相稱，儼然忘年交和布衣交。這次勝利後在重慶相見，兩人從朝至暮整整談了一天。次日趙超構到報社來，與毛澤東長談的事一字不提，過了許多年也拒絕話及此事。我和他最相與的幾個朋友常常上小館子吃酒，只在酒興高時禁不住大家追根究底「敲打」，他才吐露片言隻語。

複員事情多

開始複員的1945年9月，因為一切舟船車輛與飛機都由政府徵用來運兵、運軍火糧食、運接收大員，一票難求。

但陳銘德有其打算，他希望我留在四川，留在重慶社。1945年8月我一進報社，他就對我加以培養，幾乎隔三兩天就命人給我送封信，稱讚我做的標題、編的版面，以至於與外勤記者的關係，說我編的本埠新聞、社會新聞繼承了前輩先生的傳統：「友鸞之後有大千，大千之後有奈何拾風，當初我怕要後繼無人了，不圖今日又見英才，你要定定心心留在重慶，這個地方（版）將來是你坐天下哦。」1946年初，陳銘德奔波了一年，終於拿到了辦上海版晚報的登記證，準備5月份出報。趙超構、程大千為我多方設法調離重慶到上海工作，說我思鄉心切，要回鄉探親，家裡祖母、父母因我是長孫、長子，希望回家結婚生子，為此急於要出川，就近做事。陳銘德一口咬定：「我這顆（棋）下定了，不能動。」

不久，我的女友傅雲羅已先我複員，乘「民生號」長江輪迴到南京。我正在尋找門路買船票，報社有記者廖毓泉護送3位復旦大學新聞系新生（都是女生，有一位是廖的妹妹）去上海復學，其中一位臨時生病不能成行，那張船票就轉讓給我，我也離渝東下。經南京時，陳老闆不讓我走，讓我在南京工作，有一個星期的勾留。

勝利聲中，複員途上，「世事如麻」四字不足以形容。我這時已是民盟盟員，複員回到南京，我到民盟總部去轉組織關係時由民盟組織部長周新民接待了我。我知道他是半公開的中共秘密黨員。談了半天話，他大罵蔣介石撕毀政協決議、發動全面內戰的罪行，要我編報寫文章時一定要揭穿那些信誓旦旦、翻臉不認人的謊言。談完話，他親自給在上海的民盟領導人沈鈞儒老先生寫了介紹我的一封長信，請沈老接見並安排一份適合我的職務。我到上海後並沒有馬上去見老先生，一是怕他府上人來人往遇見不相干的人，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二是也不想去擔任什麼職務。

那天中午我從民盟總部出來，又去了國府路浦熙修家。不久前的5月20日，她在南京「下關事件」中因採訪上海請願代表團被特務流氓打傷，我應該去慰問她，同時也向她表明我已加入民盟，成為她的盟友——她在重慶時已是盟員，是她自己告訴我的。這天闖進她家時，石西民也在與她密談什麼事。他們一起看了周新民為我寫的介紹信，然後一同去附近的一家小館子吃午飯。這頓飯從十二點鐘吃到下午兩三點，因為談得興起而忘了時間。談話內容是對當年新聞界一些知名人物的批評——思想、政治態度、人品、性格……我是後生晚輩，沒有資格評論，但石、浦兩位毫無顧忌，放聲高論，令我茅塞頓開，如夢初醒，知道了老報人中許多不為人知的秘辛……

勝利後我到上海時，以民盟盟員身份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的陳翰伯每個周末約我到他那裡舉行「家庭派對」，吃茶、跳舞、談時事、傳遞消息，參加者除了有民治新專的學生胡新源、劉淑賢、徐獻游外，還有國際問題研究學者石嘯仲，在工商界做統戰工作的祝公健和華丁夷。陳翰伯的妻子盧瓊英是虹口復興中學的英語教員，不但會煮咖啡，也善於製作各種西點。她提醒我：「你不是盟員嗎？介紹信怎麼不交？祝華兩位都是常去沈公館的，請他們轉交就很妥當。」我把介紹信給了祝，過了幾天，沈衡老叫史良打電話約我去史家見面談話。我卻始終未去，我怕見官，不喜歡官場那些活動，解放後更不想見他們，也失去了識荊的最後一點緣分。

再說報社方面，陳老闆見我不肯留在重慶，「擅離職守」東下，早已大為不悅，但仍不放手，要留我在南京社，「你有女友在南京上學，也有親戚好友在南京住家，怎麼反而要去上海呢？還是留下吧，暫時編個各地通訊版，過些日子再調整，還編社會新聞。熙修也希望你留下，再次合作，大家都捨不得你離開呀」。老闆當晚又請吃飯，還邀曹仲英和編輯部的朋友相陪，一一見面，表示歡迎。吃了飯，我還是不肯，我說我不能失約，趙超構、程大千等我去哩。老闆面有慍色：「老實講，上海社的人手足夠了，早就是飽和狀態，你再不聽我勸告，我也就不管你了！」意思很明白，你自尋出路，另謀高就去吧。我年輕氣盛，決定離開《新民報》，不怕上海找不到一個飯碗，我有這個自信。

一到上海，先找我在西安的舊友姚珞，他在天主教的《益世報》當編輯，總編輯是我們同鄉人陳德徵，反共老手，但又被蔣介石斥退不用。我當然不會進這家報社，但姚珞家卻可暫時棲身。偶然聽說，這座公寓的某一層住著日本佔領時期的著名女作家張愛玲。那幾天我因剛剛來到這個萬花筒一樣的十里洋場，還沒找到飯碗，當然就沒有去拜訪名人的好心情，這個緣分也被我丟掉了。

我在上海「失業」也只有幾天。趙超構和程大千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我，打來電話：「你離開南京的第二天陳老闆就來電話叫我們好歹找到你，還說別讓他跑掉。可見他還是當你是一塊材料的，快回報社來吧。」我一肚子怨氣，有這句話就全消了。「士為知己者死」之心又回到了我的胸懷之中。聯想到石西民代表黨組織對我的期望和囑託，我在這家報紙幹了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

內容支持《我的1945——抗戰勝利回憶錄》《民間影像》（同濟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