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書記：誰的全球史以及……如何重新思考人類歷史

《全球的全球史：世界各地的研究與實踐》，[美]斯文·貝克特、[德] 多米尼克·薩克森邁爾編，梁躍天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11月版，86.00元

如果說有一個幽靈在近日的社交媒體中徘徊、喧囂，可能不少人會馬上想到deepseek。從這一事實中可以得出兩個結論：它已經被公認為一種能力，第一次如此普遍地使人類對自身的思想與寫作能力產生懷疑和反思；現在是人類徹底研究和思考人工智慧與人類未來的真實關係並向全世界公開說明這種前景來反駁關於這一幽靈的悲觀主義神話的時候了。——寫到這裡，馬上就想到如果請deepseek模仿那本名著中的開頭那段傳播極廣的論斷來寫一段話，會是什麼樣的呢？

之所以先談ds，是因為據說人類一寫書評，deepseek 就發笑。於是先後兩次請他老人家寫一篇我上個月買到的斯文·貝克特、多米尼克·薩克森邁爾主編的《全球的全球史：世界各地的研究與實踐》（global history， globally： research and practice around the world，2018；梁躍天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11月）的書評。結果發現話可以這樣說回來了：deepseek一寫書評，最後笑的還是人類——雙重意義上的笑：一是ds哥的這兩篇書評寫得實在很棒，二是人類並沒有落敗。第一篇由於沒有開啟「聯網搜索」，只是「深度思考（r1）」，因此交上來的不是我手上這本《全球的全球史》的書評，而是對一本顛覆性的全球史著作如何實現「範式革命」的書評。題目不錯，除了應該去掉其中的那個書名：《解構中心：當歷史成為流動的織錦——〈全球的全球史〉的範式革命》；開頭一段更是吸引人：「在里斯本貝倫塔的陰影下，葡萄牙航海家們將絲綢與胡椒裝船的瞬間，馬六甲海峽的商人正在用阿拉伯語、泰米爾語和漢語討價還價，而此時的京都五山僧侶，正用狼毫筆記錄著來自朝鮮的朱子學註疏。這種時空交錯的蒙太奇畫面，構成了《全球的全球史》最迷人的敘事底色。這部顛覆性著作不再將文明視為孤立的容器，而是將其還原為永不停歇的能量交換場域，用流動性的歷史哲學重構我們對人類文明進程的認知。」下面就不再引述了，只看三個小標題：一、顛覆認知的史學拓撲學；二、物質流動的精神革命；三、重寫歷史的可能性與限度。可以說，關於全球史研究的目標、特徵與圖景，它的描述是沒有問題的，而且語言的生動與形象性使它具有可讀性。第二篇同時開啟了「聯網搜索」和「深度思考（r1）」，搜索到三十六個網頁，深度思考用時二十八秒。這篇沒有題目，談的就是這本《全球的全球史：世界各地的研究與實踐》，三個小標題分別是一、全球史研究的新視野：去中心化的學術實踐；二、方法論突破：跨學科與動態流動性；三、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與超越；四、局限與爭議：平衡性與深度的張力；結語：全球史的未來可能性。全文觀點正確，論述流暢，還會指出「部分章節存在質量參差不齊的問題」，最後一句話也說得很好：「在全球局勢動蕩的今天，這種包容、動態的全球史觀，或許正是我們需要的『歷史智慧』。」如果是學生交來的書評作業，恐怕要給高分。但是，把文中的有些論述與書中內容對照一下，會發現不能令人很放心。比如文中說「對於中國讀者而言，書中對『中國模式』的探討（如朝貢體系與一帶一路的隱性關聯），既是對歷史經驗的回溯，亦為理解當下全球化困境提供了鏡鑒。」查書中專門談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全球史研究狀況的第二章，並沒有出現「中國模式」和「一帶一路」這些文字，倒是有這麼一句話：「在當下的中國，既有全球史的支持者也有批評者，兩者極有可能都受到了民族主義情緒的驅使。」（74頁）說什麼不說什麼，是不是有點小雞賊？於是懷疑他老人家是否真的讀了這本書才寫的書評。總之，ds的確能力很強，對於人類要乾的文字活是很好的幫手，這都不必否認。但是現在就說它可以取代人類的思考與寫作，恐怕還為時過早。

好吧，回到我的「書記」，談談這本《全球的全球史》。

在今天的史學領域中，從歷史系的課程、研究生論文到新成立的研究中心、學術會議的主題、學術著作的出版，全球史可以說是無處不在。據「導言」所說，在哈佛大學圖書館裡有四百三十七本書的書名就有「全球史」。那是到2017年的統計，到今天這個數字恐怕要翻番了，喜歡讀歷史書的人可能都會感受到這種變化。

「全球的全球史」這個書名包含有非常重要的涵義，是閱讀該書的關鍵視角。為什麼要說「全球的全球史」？作者在「導言」中解釋說：「本書原名《全球的全球史》，不僅指涉其研究主題，也指涉該主題的全球範圍。換言之，本書介紹了蓬勃發展的全球史領域，同時也在全球背景中追溯全球史的發展歷程。」（導言，10頁）在我看來還可以具體分析其中蘊含的多重涵義。首先當然是明確標示著從全球視野出發來研究全球史，以區別於從國別或專業領域等視野出發的全球史，是研究的視角問題。在近年來的全球史著述中，以「……的全球史」作為論文題目或書名似乎成了一種視角範式的表述，本書的書名可以看作是一種回應。而且編者在「致謝」中談到本書是多次學術會議的論文集，主要是指2008年在哈佛大學舉辦的「全球的全球史」首屆會議、2010年在杜克大學舉行的「全球史在東亞」研討會、由弗萊堡高等研究院舉辦的「關於全球史的全球對話」和2011年在洪堡大學舉辦的「世界性對話中的全球史」。這些會議的名稱都鮮明凸顯了「全球的」全球史這個核心涵義。其次是編者一再提到和強調參與研究、討論的學者來自全球各地，這是一種不可輕視的研究者語境：他們帶來的是圍繞全球史研究的不同學術傳統、立場、觀念和研究方法，由此「回顧了世界各地這一領域的研究動態，討論了與全球史核心主題有關的各種辯論，不無爭議地思考了全球史引發的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問題」（同上，10頁）。還有就是在作者看來，關於全球史研究所導致的一種多面向的研究圖景在過去從未被放在全球層面上進行適當的評價，因此在這裡要強調在全球的層面——與「視野」是有區別的一種研究結構——上進行討論。於是，「我們討論了全球史在世界不同區域的發展狀況，思考地方特殊性和跨國方法論如何相互交織。我們的會議也思考政治與文化身份對全球史實踐的影響」（致謝，i）。以上幾個方面都明確地回應了「誰的全球史」這樣的問題。

在導言中關於「全球的全球史」的闡釋還具體談到從研究者語境出發所看到的學術權力的不平等、學術結構的不合理等問題，都很值得深入思考。比如在全球史視角的問題上，存在於西方學者與東方學者之間的語境悖論：過去認為只有西方學者才能擁有全球視角，實際上一個西方學者不了解東方歷史經驗及研究進展被看作是正常的；而東方歷史學者卻不可能對西方歷史傳統沒有認識就能研究本國民族的歷史。「正如本書有一章表明的那樣，一位研究世界經濟的日本歷史學家，如果不熟悉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作品，幾乎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歐洲和北美的歷史學家忽略日本學者的『世界體系』研究著作則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解釋世界的權力一直以來並且繼續呈現根本不平衡的分配方式。」（導言，11頁） 可以說，在全球史研究格局中，東西方學者的存在感、學術影響力和信息流動是不平等和不均衡至今仍然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嚴重的問題是，「如果當前的史學結構不發生改變，全球史研究的領域如何能發展呢？如果西方的全球史學家繼續忽略其他地方的學術活動與成果，史學家的觀念如何能發揮影響力呢？」（同上，12頁）那麼，「這些問題的答案顯而易見：全球史學家共同體需要不斷地努力，去改變歷史思維及其潛在的互動模式。最為重要的是，這一領域的討論和交流需要越過那種『西方—其餘』的坐標軸，而時至今日此坐標軸仍然是這一領域的特徵。全球史需要變得更富多邊性，為學者創造更多的機會參與富有批判精神的全球對話」（同上）。

因此，本書所賴以產生的那些學術會議以及本書書名和編輯方針具有非凡的意義：「本書的主導理念是，如果全球史想要繁榮發展並兌現其承諾，在全球範圍討論全球史研究的方法、問題與理論便是急迫的任務。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是全球思想史的一次實踐。」（致謝，i）

「全球的全球史」研究的發展既呈現出豐富的多樣性和清新的活力，同時也面對巨大挑戰，這首先就表現在民族國家與區域的差異性對於建構一種普遍性的全球史研究體系帶來的挑戰。正如「導言」中所講的：「地方影響著全球，全球史的世界不是平的。」（導言，11頁）從樂觀的角度來說，「全球也影響著地方。本書各章展示了全球協同合作以及人與思想的相應流動，如何影響全世界的研究計劃與解釋策略。全球史在世界各地同時興起，是歷史學在今日世界全球範圍交織在一起的一個完美例證。然而，歷史書寫的全球模式與地方模式究竟如何交織在一起，仍然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本書許多章節對此有詳盡的討論」（同上）。光是從全書三部分的各章標題中選出幾個就可以感受到「全球的全球史」的吸引力與巨大挑戰：放眼全球、再現亞洲：全球史在東亞的興起、演變和前景；解構帝國與民族敘事：土耳其和阿拉伯中東地區；工人與工作史的新視野：全球勞工史；全球移民史；思想史的全球挑戰；民族的世界史：東亞史學中的民族國家史如何侵吞了跨國史？從邊緣書寫全球：在澳大利亞書寫全球史的諸路徑……尤其是其中關於全球勞工史這一章，對於思考當下全球化危局中的全世界勞工問題具有極為尖銳和深刻的意義。

本書第一部分集中論述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全球史研究實踐，從事全球史研究的各國學者共同建構了「全球史轉向」這一領域，但是其中的學術輪廓、核心取向等關鍵要素並不相同。「我們應該看到，地方學術結構，公共話語、史學史傳統、歷史記憶的形式塑造了當地所實踐的全球史。世界各地的全球史研究圖景並非『全球北方』所塑造的全球史形態的簡單拓展。」因此，「本部分各章討論全球史在東亞、西歐、非洲、拉丁美洲、美國的發展軌跡。它們絕不把這些大區域做均質化處理，而是展現各區域內多樣的傳統與路徑。它們回答這一問題——民族國家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史學史……」 （導言，13頁）實際上，在這一部分的討論中明顯折射出仍然制約著全球史研究體制中的兩個核心問題：西方中心主義與民族國家中心主義，而這兩種立場和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與全球化時代中的國際政治及國家主義的發展狀況有緊密聯繫，絕非一個全球史研究的學術共同體所能真正解決的問題。因此，應該看到本書兩位編者所代表的這一學術共同體所體現的超越學術的抱負與理想：「此刻，民族主義在很多國家居於統治地位，我們希望這本書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與政治做出貢獻。」（致謝，ii）

作為中國讀者，我們有理由特別關注第一部分第二章「放眼全球、再現亞洲：全球史在東亞的興起、演變和前景」（王晴佳撰）。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在東亞地區蓬勃發展的民族主義是從王朝史學傳統向民族國家史學轉變的巨大動力，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4-1901）、中國維新派思想家梁啟超（1873-1929）和朝鮮民族主義思想家申采浩（1880-1936）的相關論述代表了發展民族主義史學的觀念，它們之間有著同步發展的共同性。另一有共同性特徵的是在民族主義的動力背後又同時存在著面向世界的傾向，其中既有馬克思主義史學對中國、日本學者的影響，也體現在「世界史」課程在高中教育與大學歷史專業中的專門設置。這使我想起作為七七級歷史系學生的學習經驗，當時的世界通史與中國通史是從一年級到二年級下學期齊頭並進的兩門主幹課程，周一良、吳於廑主編的四卷本《世界通史》是世界通史課程中除了講義之外最重要的參考書。作者談到中國史學界從五六十年代開始的關於馬克思引入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和「五朵金花」（中國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國農民戰爭、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和漢民族的形成）的討論，認為這是對蘇聯世界歷史理論及模式的一種回應，力圖找出符合中國經驗的解釋；其中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使中國史家的關注面從西方歷史延伸到世界歷史（62頁）。

這一論述有助於理解「文革」後期就已經出現的中國史學的變化，可惜作者沒有繼續論述，在此可以略作一些補充。比如七十年代初就在內部翻譯出版了英國學者馬里歐特的《現代英國》（全三冊，商務印書館，1973年）、印度學者辛哈和班納吉的《印度通史》（全四冊，商務印書館，1973年）、敘利亞學者伊薩特·阿爾-努斯等《敘利亞地理與歷史概要》（三聯書店，1974年）、瑞士學者埃·邦儒爾等《瑞士簡史》（上、下，江蘇人民出版社，1974年），這些國別史的翻譯出版無疑表明了官方機構對於世界歷史研究的關注。1975年翻譯出版了美國學者海斯、穆恩、韋蘭合著的《世界史》（全三冊，三聯書店，1975年），該書原是1932年出版、在美國大學和中學廣泛使用的教材，中文版據1941年的修訂本翻譯。該書的中文版「出版說明」花了很多篇幅批判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史觀，但是同時表示沒有對原書正文做任何「技術處理」。中國學者編寫的世界史也是在此期就表現出與世界史學界接軌的努力。我在大學一年級從歷史系資料室借了吉林師範大學1973年出版的《世界古代史》（上冊）來讀，已經覺得其水平高出其他院校編寫的教材。接著買到《世界上古史綱》編寫組編寫的《世界上古史綱》（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那時我們剛學完古代史。這本《史綱》的「前言」就說它是以吉林的那本為基礎，從1974年開始改寫。全書引用的當時國際最新學術研究的成果相當豐富，在很大程度上借重於1970、1971年出版的《劍橋古代史》第一卷的一、二分冊，以及各專業課題的前沿學術期刊，如《自然界》《埃及考古雜誌》《近東研究雜誌》等。該書於1977年10月完成寫作，書中所引用的國際學術資料竟然截至1977年6月（見第49頁注釋[1]），而且所有注釋均很嚴謹和翔實。

在東亞地區，日本史學家對於如何「在全球體系中發現亞洲」做出了重要貢獻，王晴佳在論文中有比較全面和詳細的論述。其中比較重要的有關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京都大學與關西其他大學的學者對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富有創見性的研究，他指出在某種程度上，關西學者在研究世界資本主義發展方面所做的努力與安徳烈·貢德·弗蘭克（a.g.frank，1929-2005）、伊曼紐爾·沃勒斯坦（1930-2019）的作品有異曲同工之處。「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學者與西方學者幾乎是在同一時期各自進行研究的」，他們都希望呈現現代資本主義的異質性，也意識到現代資本主義世界已經成為一個涵蓋多樣經濟結構的綜合體，因此力圖發現地區之間的聯繫，並且把重點放在亞洲部分和十九世紀世界的變化之上（60頁）。在七十年代以後，東京大學所在的關東地區的學者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創新性研究，如濱下武志的研究質疑了西方入侵導致亞洲傳統模式被改變和取代的觀點，指出西方為了在亞洲建立貿易關係而採取了與亞洲內部朝貢體系合作的模式；川勝平太則提出現代世界起源於海上亞洲的觀點，杉原熏也提出亞洲內部的貿易以及多地區經濟交流是促成世界資本主義擴張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這些都是從亞洲看世界體系的形成的重要案例，也是東方學者在全球史領域中產生重要影響的標誌。

我想到在這裡還應該提到「京都學派」的權威學者宮崎市定，他對於中國史學界有較大的影響，自六十年代以來即為國內學界所認識。研究者大都認為，宮崎市定一方面使「中古」「近世」概念在歷史的線性發展中的位置更加突出和明確，另一方面指出與這種時間維度相匹配的空間維度則是東亞的海洋圈，交通和商業貿易在歷史發展中的意義因此而得到高度重視。在我看來，宮崎更值得討論的是他使用了像「資本主義」這樣的近代概念去描述和分析中國古代歷史，當他斷言從宋代社會可以看到顯著的「資本主義傾向」的時候，他心目中的中國歷史其實是世界史的一個舞台，這與他研究日本和亞洲的史觀是相一致的，因而他可以在這些領域中使用世界史研究中常用的概念、範疇和方法。他在1973年的增補版《亞洲史概說》一書中立足於「交通史觀」或「交涉史觀」，把西亞、印度、中國和日本綜合為具有統一性的亞洲史，並且努力闡明其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無論是在歷史還是區域層面而言，世界歷史上的亞洲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宮崎市定《亞洲史概說》，謝辰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7年，8頁）

關於「海洋亞洲」的研究至今方興未艾，近年來葛兆光教授的課程系列講義之《亞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東部亞洲海域為中心》（商務印書館， 2022年）就是在這領域中出色的研究與教學成果。葛兆光的研究方法之一是在全球史研究的背景下以「全球史」的角度、視野和方法做區域史，具體來說就是研究自十五世紀以後作為一個有機歷史世界的「東部亞洲海域」的歷史，「也就是不同文化間的相互影響、接受與轉移，邊緣對中心的影響，以及從邊緣重思世界史，強調聯繫、互動、影響的全球史」（同上，6頁）。他的研究不僅使東部亞洲海域史更為成功地成為世界史的一個重要部分，而且更為強調了全球史意義上的中國史研究的重要意義。最近的研究成果就是在去年出版、由葛兆光主編、匯聚了二十多位學者之力的《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全三冊，雲南人民出版社，「理想國「叢書，2024年4月）。該書的研究視野與敘事框架超越了國家和以往的政治史觀，克服了各種中心主義的影響，講述的是一部全球的、聯繫的和互動的大歷史；更重要的是提出歷史學的一個崇高理想就是培養世界公民（見葛兆光撰寫的「總序 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iv）。這是中國學者在全球史觀念體系、研究方法和敘事結構等方面做出整體性探索的最新成果，「從中國出發」這個提法也無疑是對「全球的全球史」的一種重要闡釋——葛兆光指出：「講『從中國出發』，只是要用中國的眼睛去看世界……我們要強調的是，從中國出發，絕不意味著站在中國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的立場去討論全球史。」（下冊，1511頁）這就正如《全球的全球史》的導言所講的：「全球史注重跨越邊界的聯繫，同時參與空間轉向，因此它並不認為國家或區域是社會發展進程的天然範圍。它批評歐洲中心論，傾向於一種關係史——認為世界不同地區的發展相互影響，而不是認為影響是單向的。……本書將表明，全球史本身是一項全球事業，它旨在推進一項計劃——將歷史知識的生產嵌入新的全球學者共同體之中。」（6頁）

受到這本《全球的全球史》的啟發，在一些最新的專題研究著作中，可以看到全球史研究成果的豐富性與多樣性。例如哈佛商學院商業史教授傑弗里·瓊斯（geoffrey jones）在2023年出版的《深度責任商業：價值驅動領導力的全球史》（deeply responsible business： a global history of values-driven leadership，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23），研究主題是關於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這本書研究了將價值觀與利潤並列的領導者，以展示深度責任企業的挑戰和利益。商業領袖是否應該在解決社會問題方面發揮作用？幾十年來，首席執行官們一直被告知他們唯一的責任是保證利潤。但越來越多的共識是，公司及其領導者必須參與在社會、政治和環境背景中發揮作用。瓊斯將「深度責任」與「企業社會責任」區分開來，前者可以帶來激進的社會和環境反應，後者通常只是裝點門面而已。」 （https：//www.hbs.edu/faculty/pages/profile.aspx？facid=24276）這個主題無疑很有意思和現實意義，在我們的討論中首先值得關注的是在書名中出現的「全球史」（a global history）這個概念。在我看來作者為了論證傳統企業經濟觀念中的「股東價值至上」並不完全符合企業經濟史發展史的真相，因此需要從長時段和全球視野中入手研究。通過處於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十四位企業家的案例研究，從十九世紀的慈善資本家喬治·卡德伯里（george cadbury）和愛德華·菲林（edward filene），一路講到當代b型企業（b corps）和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在這樣一種前後延續兩個世紀的全球視角中，所揭示的企業家如何在資本主義框架內以及在各種政治制度、法律限制、市場競爭等複雜環境下既能創造經濟利潤也能追求社會公益，才是有說服力的。這是全球史視角中的專題研究案例。實際上這是傑弗里·瓊斯商業史研究的重要特徵，他的明顯具有全球史視角的著作還有《跨國公司和全球資本主義：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一世紀》（multinationals and global capitalism： from the nineteenth to twenty first century，2005）、《想像美麗：全球美容產業史》（beauty imagined： a history of the global beauty industry，2010）、《利潤與可持續性：綠色創業的全球歷史》（profits and sustainability： a global history of green entrepreneurship，2017）等。又比如2024年出版的埃默里大學歷史學教授特希拉·薩松（tehila sasson）的著作《團結經濟：非營利組織與帝國之後新自由主義的塑造》（the solidarity economy： nonprofits and the making of neoliberalism after empi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4），研究的主題和結論很有挑戰性：在戰後英國的非政府、非營利組織從自由左翼的理想出發尋求一種合乎道德的、使英國消費者和第三世界生產者之間關係平等的資本主義，但是由於其福利和發展計劃的實施是在帝國遺產和官僚體系的基礎上鼓勵私人資本的擴張，弱化了國家的公共職能，反而開闢一條通往新自由主義經濟的道路。（https：//press.princeton.edu/books/hardcover/9780691250380）雖然該書在書名中沒有出現「全球史」概念，但是在實際研究中的全球化視角卻是很鮮明的—— 「團結經濟」的改革初衷是全球性的，該研究所依據的實例材料（從手工藝品和糖到茶和咖啡等等）來自世界各地，所揭示的經濟發展議程的設置及與權力互動的狀況是全球性的，最後在不經意間所參與塑造的新自由主義市場也是全球性的。從思想研究的視角來看，自由派知識分子在「消費者選擇」與「結構性改革」之間的思考與抉擇更是在當前全球化危局中出現的緊迫議題。

《全球的全球史》的第三部分考察了全球史研究所面臨的許多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考驗，以及所遇到的來自民族國家政治的阻力。在這個問題上，韓國學者林傑炫深刻地揭示了民族國家的政治權力如何有可能使全球史研究服從於民族國家利益，從而使歷史研究的對話更多呈現出「敵對性質而非共生性質」。於是，「在這場真實性的競賽中，真實性問題代表了在國家歷史上達到頂峰的政治問題。只要民族史範式被用於裁判歷史真實，無論怎樣強調『客觀的理解』『公正地面對歷史』『基於事實的研究』及實證主義的立場，也無法解決敵對性矛盾」（315頁）。只要全球史研究還存在這種來自無法抵擋的政治壓力，「通過歷史和解來改善關係的良好願望不會實現」（316頁）。在嚴酷的現實面前，歷史學家往往只能承認自己能力的局限性，但是並不因此而放棄希望和努力——就如該書「導言」最後一句話所講的：在這項重新思考歷史學家的工作及其工作方式的合作事業中，「讓我們所有人能夠超越特定文化或民族國家的局限，重新思考人類歷史」（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