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接受招安後，受封楚州安撫使兼兵馬都總管，這個官究竟有多大

【引言】

世人皆知宋江接受朝廷招安後被封為楚州安撫使兼兵馬都總管，這個官職聽起來確實不小。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在北宋這個特殊的時期，一個看似顯赫的武將職位，實則大有文章。當年梁山好漢為這個官職付出了多少性命？這個官職又為何讓宋江甘願放棄＂替天行道＂的理想？更令人深思的是，朝廷為何偏偏給宋江封了這麼個官？這背後究竟有著怎樣的玄機？

一、宋江接受招安的真實背景

宋江接受招安的時期，恰逢梁山勢力達到鼎盛時期。據史料記載，當時梁山已然擁有精銳將士數萬，水陸戰船數百艘，糧草輜重儲備充足。梁山泊地勢險要，四面環水，易守難攻。加之聚義廳聚集了智謀雙全的吳用、武藝超群的盧俊義等一眾好漢，使得梁山軍事實力不容小覷。

然而，就在這看似堅不可摧的時刻，朝廷對梁山的態度卻發生了微妙的轉變。宋徽宗年間，朝廷原本採取強硬的軍事鎮壓政策，多次派兵圍剿梁山，但均以失敗告終。隨著梁山勢力不斷壯大，朝廷開始意識到單純的武力鎮壓難以奏效。恰在此時，童貫向宋徽宗進言，建議採取＂以柔克剛＂之策，通過招安瓦解梁山內部。

這一時期，梁山內部的權力格局也在悄然變化。原本以晁蓋為首的＂替天行道＂理念逐漸被宋江的＂忠義＂思想所取代。晁蓋在征討田虎的過程中意外身亡，這一事件成為梁山由＂聚義＂轉向＂忠義＂的關鍵轉折點。梁山元老級人物公孫勝因不認同宋江的理念而選擇離開，而原本追隨晁蓋的一批好漢也逐漸轉投宋江陣營。

值得注意的是，宋江上山之前曾任鄆城縣押司，這段經歷使他對官府體系有著獨特的認知。當時的梁山雖已佔據水泊，但缺乏合法性的身份地位始終是一個隱患。加之朝廷不斷派兵圍剿，梁山雖能據險而守，卻難以進一步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招安對宋江而言既是壓力也是機遇。

同時，朝廷對梁山的招安也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起初，高俅等人對招安持反對態度，認為這會助長反叛勢力。但隨著梁山實力日漸壯大，加上邊疆戰事吃緊，朝廷急需可用之兵，童貫等人逐漸說服了朝廷接納梁山眾人。宋江接受招安後，梁山好漢被編入官軍序列，這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實屬罕見。

梁山內部對於招安的態度也並非一致。以林沖、魯智深為代表的一批好漢對招安持懷疑態度，認為這可能是朝廷的緩兵之計。但在宋江的強力主導下，加上吳用的支持，招安最終成為了大勢所趨。這一決定直接導致了此後梁山兄弟為朝廷征戰四方，最終造成了大量將士的傷亡。

二、楚州安撫使兼兵馬都總管的官職來源與許可權

北宋時期的地方軍政體系中，安撫使是一個頗具特色的職位。這一職位最早可追溯至宋太宗時期，當時為了應對邊境動蕩，朝廷設立安撫使巡視邊境，安撫軍民。到了宋神宗時期，安撫使的職權進一步擴大，不僅要負責安撫地方，還要統籌軍事調度。

楚州位於淮河流域，地處宋金對峙的前沿陣地。這一地區不僅水陸交通便利，還是漕運要道，軍事地位十分重要。正因如此，楚州安撫使的任命一向十分謹慎。在宋江之前，擔任此職的多為朝廷重臣或皇親國戚。據史料記載，宋徽宗年間的楚州安撫使張商英就曾在此地訓練水師，為抗金戰爭做準備。

兵馬都總管這一職位則源自唐代，最初稱為兵馬使。到了宋代，隨著軍制改革，逐漸演變為兵馬都總管。這一職位主要負責統領地方軍隊，但許可權遠不及禁軍統帥。宋朝為了防止地方勢力坐大，對兵馬都總管的許可權設置了諸多限制。例如，調動超過千人的軍隊必須事先奏請朝廷批准，軍餉發放也需要轉由轉運使統一安排。

宋江獲封的這兩個職位看似顯赫，實則處處受制。以軍隊調動為例，楚州境內的禁軍並不直接聽命於安撫使，而是由殿前司統一調度。即便是本地駐軍，重要調動也需要經過朝廷批准。軍需物資的籌措同樣困難，必須層層請示，往往貽誤戰機。

更值得注意的是，宋江所獲得的還是＂權＂楚州安撫使，這個＂權＂字意味著職位並非正式任命，隨時可能被罷免。朝廷之所以如此安排，顯然是對梁山降將仍抱有戒心。史料記載，當時與宋江同時被任命的還有一位文臣副使，實際上是朝廷派來監督的眼線。

在實際運作中，楚州安撫使府的權力架構十分複雜。除了正副安撫使外，還設有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等職位，這些官員都由朝廷直接任命，並不聽命於安撫使。軍隊指揮系統也是如此，禁軍、廂軍、藩兵各有統屬，安撫使難以形成統一指揮。

值得一提的是，宋江上任後確實做出了一些軍事部署。他在楚州境內設立水寨，整頓水師，並在重要關隘駐紮精兵，這些舉措對加強邊防確有成效。然而，這些調整都必須事先請示朝廷，且規模都被嚴格限制在千人以下。即便是簡單的軍需補給，也往往因為層層審批而延誤戰機。

這種權力受限的情況在北宋後期較為普遍。朝廷為了防止地方軍政大員坐大，往往採取分權制衡的策略。例如著名的种師道，雖官至江淮都督，但軍隊調動同樣受到諸多掣肘。這種制度設計既確保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軍隊的戰鬥力。

三、朝廷對梁山降將的控制與制衡策略

宋朝對梁山降將的安置絕非隨意而為，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政治布局。首先，朝廷將梁山好漢分散任命，避免形成新的軍事集團。據史料記載，盧俊義被派往江西，吳用出任荊湖北路安撫使，李逵則被安排在淮西一帶。這種分散任命的做法，使得昔日並肩作戰的弟兄難以再度聚集。

其次，朝廷在人事安排上採取了＂一正一副＂的制度。以楚州為例，宋江雖為安撫使，但朝廷還派駐了一位文臣副使，名為協助，實為監督。這位副使不僅要處理政務，更要定期向朝廷彙報宋江的一舉一動。同時，楚州境內的轉運使、提點刑獄等重要職位也都由朝廷直接任命的官員擔任，形成了一個相互制衡的權力網路。

在軍隊編製上，朝廷採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梁山降將所統領的部隊被打散重組，編入不同的軍籍。原本的梁山水師被分散到各個水寨，陸戰精銳則被編入廂軍和藩兵。這些部隊雖然名義上歸安撫使統領，但實際上各有所屬，調動需要層層請示。

朝廷還通過軍餉供給來控制梁山降將。軍隊的糧餉不是直接發放給安撫使，而是由轉運司統一調度。即便是小規模的軍需補給，也需要經過複雜的審批程序。這種做法使得宋江等人難以像在梁山時那樣自主調配資源。

在政務處理上，朝廷要求梁山降將必須與文官配合。以往在梁山上只需一聲令下就能辦成的事，現在卻要經過繁瑣的公文程序。例如一次簡單的軍事調動，需要安撫使、轉運使、提點刑獄等多個部門會簽，有時甚至要上報朝廷審批。

更為精妙的是，朝廷在安排降將任職時，刻意選擇了一些軍事要地。這些地方表面上權力很大，實則處處受制。如楚州位於漕運要道，戰略地位重要，但正因如此，朝廷在此地布置了大量監察力量。宋江雖為安撫使，但一舉一動都在朝廷的監控之下。

朝廷還通過封賞來籠絡梁山降將。除了官職之外，還賜予他們田產、府邸等實惠。這些賞賜看似豐厚，實則是一種無形的束縛。有了這些產業，降將們就更容易安於現狀，不會輕舉妄動。

值得注意的是，朝廷對梁山降將的控制還體現在軍事調動的限制上。任何超過千人的軍隊調動都必須事先奏請，即便是緊急情況也不例外。這就使得宋江等人難以像從前那樣快速調兵遣將。在實際作戰中，這種限制往往導致貽誤戰機。

同時，朝廷還通過情報系統來監控降將的動向。楚州境內設有多個密探，專門負責收集和報告宋江等人的日常活動。這些密探不僅要監視降將本人，還要關注其部下的動向，一旦發現異常情況就立即上報。

四、梁山降將在征討方臘戰役中的實際處境

征討方臘的戰役充分暴露了梁山降將在朝廷體制內的尷尬處境。這場戰役開始前，朝廷任命宋江為先鋒，表面上是重用，實則處處設防。戰前調兵遣將時，宋江提出的增兵請求被朝廷一再拖延。原本計劃調動的五千精兵，最終只批准了兩千人，而且這些士兵多是新募的生手，並非梁山原有的精銳。

軍需物資的籌集更是困難重重。按照規定，所有軍需物資必須經過轉運司統一調配。征討方臘期間，宋江多次報請補充軍糧和武器，但轉運司往往以程序繁瑣為由推諉。有一次行軍途中糧草告急，宋江不得不自籌銀兩購買，事後卻被朝廷追究擅自調度軍費的責任。

在指揮體系上，朝廷派出多位文官隨軍監督。這些文官不懂軍事，卻能干預作戰決策。據記載，在攻打睦州時，宋江原計劃先以水師切斷方臘的退路，再以陸軍主力強攻。但隨軍文官認為這樣調動過大，堅持要按部就班進攻，結果錯失戰機，讓方臘主力得以轉移。

戰役進行期間，朝廷對梁山降將的不信任表現得更為明顯。每次重要戰鬥之前，都要派專人核查參戰將領的背景和忠誠度。一些原本在梁山時就跟隨宋江的老部下，因為出身問題被排除在作戰序列之外。甚至連負責運送軍需的後勤人員，也要經過嚴格審查。

更令人瞠目的是，在戰役取得階段性勝利後，朝廷不是增加支持，反而加強了監控。例如在攻下嚴州後，宋江請求整編降卒充實軍力，這本是慣例，卻被朝廷以＂軍制不便更改＂為由拒絕。實際上，朝廷擔心梁山降將藉機擴充實力。

戰事最激烈時，支援遲緩的問題尤為突出。當盧俊義在金華城下遭遇方臘主力時，急需增援。宋江立即上報請求調兵，但公文在各部門間往來拖延，直到戰事已過才批複下來。這種情況在整個征討過程中屢次發生，嚴重影響了作戰效果。

軍功賞罰方面也顯示出朝廷的差別對待。同樣是立功，原梁山將領的賞賜往往比其他官軍將領要少。有時甚至出現功勞被改判的情況。史料記載，李逵在一次戰鬥中生擒方臘部下大將，按規定應記一等功，但最終只得到三等功的賞賜。

戰役後期，隨著傷亡增加，軍心開始動搖。一些將領私下抱怨朝廷的不信任，但在嚴密的監視下，這種不滿無法公開表達。據記載，吳用曾經寫信給宋江，信中提到＂功多反成禍＂的擔憂，這封信後來被隨軍監督者截獲，導致吳用受到查問。

整個方臘之戰，實際上是一場在重重掣肘下進行的戰役。梁山降將不僅要面對強悍的敵人，還要應付朝廷的種種猜忌。他們既無法像在梁山時那樣靈活用兵，又要承擔戰爭失利的全部責任。這種處境，與他們接受招安時的期望形成了鮮明對比。

五、宋江病逝後楚州軍政體系的變化

宋江病逝後，楚州的軍政體系發生了顯著變化。首先是人事安排上的重大調整，朝廷立即派出以文臣為主的新任安撫使接管楚州軍政大權。這位新任安撫使姓王，原本在樞密院任職，對軍事並不熟悉，但在行政經驗和文書處理方面極為老到。

在交接過程中，原本跟隨宋江的部下幾乎被全部調離。一部分被派往邊遠地區，一部分被編入禁軍，還有一部分則被降職為普通軍士。據史料記載，僅在交接的第一個月，就有超過三百名原梁山將士被調離楚州。這些調動雖然打著軍制調整的旗號，實則是朝廷有意清除梁山舊部的影響。

軍隊編製也隨之改革。原本由宋江統領的水師被一分為三，分別隸屬於不同的指揮體系。最精銳的部分編入淮河水師，直接受禁軍節制；其次的一部分歸入楚州水寨，由新任安撫使統領；剩餘部分則被裁撤，士兵打散編入各地方隊伍。這種拆分既削弱了水師的整體戰鬥力，也切斷了原有將士之間的聯繫。

在軍需物資管理上，新任安撫使採取了更為嚴格的制度。所有軍需物資必須經過三重審批，即便是日常操練用的箭矢也要詳細登記。軍餉發放更是被嚴格控制，由轉運司直接支付給各級軍官，不再經過安撫使府中轉。這些措施雖然增加了行政成本，但確保了朝廷對軍需物資的絕對控制。

駐地布防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新任安撫使將原本集中的軍營分散到各個關隘，每處駐軍不超過五百人。這種分散布防表面上是為了加強邊防，實則是防止軍隊形成規模。同時，各營地之間的調動必須事先報批，這就杜絕了大規模集結的可能。

政務處理方面，新任安撫使加強了文書管理。所有軍事調動、人事安排都要詳細記錄，定期上報朝廷。安撫使府中新設立了專門的文書機構，由五名文官組成，負責記錄和監督軍政事務。這些文官直接對朝廷負責，不受安撫使節制。

值得注意的是，楚州境內的情報系統也隨之擴大。新增設了多個巡檢司，表面上是維持地方治安，實則負責監視軍隊動向。這些巡檢司的官員大多由朝廷直接任命，他們定期向上級報告軍隊的一舉一動。

在經濟管理上，新任安撫使大幅削減了軍費開支。原本由安撫使府掌管的軍需物資採購權被收回，改由轉運司統一採購。軍營的維修、器械的更新都要層層請示，往往拖延數月才能批准。這種做法雖然節省了開支，但也影響了軍隊的戰備狀態。

訓練制度也隨之改變。新任安撫使取消了原有的大規模聯合訓練，改為小規模分散訓練。每次訓練的人數不得超過百人，訓練內容也從實戰演練改為隊列操練。這種改變使得軍隊逐漸失去了實戰能力，變成了一支以維持地方治安為主的警備力量。

宋江死後的這些變革，實際上標誌著楚州從一個重要的軍事重鎮，逐漸轉變為一個行政色彩濃厚的普通州府。原本精銳的軍隊被打散，嚴密的軍事體系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以文臣為主導的行政管理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