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沈弘
曾幾何時，京師大學堂的創辦是一件在京城鬧得沸沸揚揚的大事。大學堂成立的消息剛一傳出，便不脛而走，招來上千名已獲功名的秀才、舉人和進士的競相報名投考，其熱鬧場面絲毫不亞於如今的高考。
1898年8月9日，光緒皇帝根據李鴻章和孫家鼐的推薦，任命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 A. P. Martin）為西學總教習之後，當即引起了義大利和德國公使館的極端不滿和「嚴正交涉」，幾乎釀成外交事件。而美國1898年9月23日的《紐約時報》則以《京師大學堂》為標題，發表了美國公使康格（E. H. Conger）從中國京城發回的報道，宣稱丁韙良已被任命為中國第一所正規大學的校長。就連清廷的官方喉舌《京報》也連篇累牘地刊登京師大學堂的相關消息。1898年10月3日，上海的英文周報《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在一篇報道中這樣寫道：「《京報》幾乎每天都登載孫家鼐有關京師大學堂的奏摺。這所大學似乎成了文人圈子中最經常和最熱門的話題。翰林院有多名學者被聘為大學堂教授漢學經典的教習，而作為校長的傳教士和神學博士丁韙良正在仔細挑選西教習。語言系可望在十月中旬開課，醫學系約在一個月之後也可以上課。一座由政府管轄的醫院將成為醫學系的附屬醫院，以便供學生實習。大學堂各系的所有學生一旦畢業，都將都將被政府授予文憑、官銜，以及政府部門中的職務。」
丁韙良
可奇怪的是，時隔不久，所有這些議論和報道便神秘地得以蒸發，並很快被世人所遺忘。時至今日，有關1898年京師大學堂創立的中文史料可謂是鳳毛麟角，翻遍所有的中文史書和報紙，也很難找到相關資料，即便有，也是語焉不詳，王顧左右而言他。更常見的則是拙劣的篡改和刻意的誤導。其結果就是如今人們對於京師大學堂何時成立、是什麼性質的學校、哪天開學和頭一年半辦學效果如何，等等最基本的問題都不甚了了。然而值得慶幸的是，在北大館藏的西文圖書和報刊中，仍能夠找到些許相關資料。那些書和文章的作者均為當時住在京城的外國人，其中包括京師大學堂的西教習、外交官及其家屬、記者、海關僱員和傳教士等。作為近代中國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和見證人，他們的敘述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尤其可貴的是，當時的外國人已經較為普遍地掌握了現代攝影技術，他們所留下的一些珍貴老照片則更是中文史料所無法比擬的。
例如京師大學堂何時成立這個現在似乎仍懸而未決的問題在西文書中卻早就有了定論。法國漢學家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在《1860－1902年中國與西方列強關係史》（第3卷，1902年，405頁）和《中國通史》（第4卷，1920年，212頁）這兩部論著中提到京師大學堂成立時都是列舉了兩個關鍵的日期：1898年7月3日，孫家鼐被任命為大學堂管學大臣；同年8月9日，丁韙良出任西學總教習。而英國漢學家馬士（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更進一步在其頗有影響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3卷，1918，138頁）一書中把京師大學堂成立的日期鎖定在1898年8月9日，即光緒皇帝任命丁韙良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並著賞給他二品頂戴的那一天。此後的西文資料中均持此說。高第是巴黎現代東方語言高等學院的教授，法國地理學會會長和法蘭西學院院士，同時還是著名漢學雜誌《通報》的創辦者和編輯；馬士是前京師同文館英語教習和清朝海關的稅務司官員，也是著述等身的學者。兩人都在中國生活和工作過很長的時間，尤其後者跟丁韙良等人關係密切，並直到1909年才從中國海關退休，因而可以說是京師大學堂籌建經過的目擊證人。然而無論是渴望確定建校日期的前任北京大學校長鬍適，還是北大百年校慶前後曾經炒得火熱的那場有關京師大學堂成立確切日期的大討論，似乎從來沒有人想到過要去向外國漢學家和曾作為目擊證人的那些京師洋人們討教這些問題。
在討論上述問題時，國內學者往往是把開學的那一天視為成立日期，這樣做也是不合邏輯的。一個大學如不先成立，怎麼能有人來報考？再說京師大學堂是百日維新運動的產物，它的第一部章程和主要行政和教學人員的聘用和任命都是在維新運動之中完成的。它之所以能夠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後繼續存在，正是因為它的建立木已成舟，「查禁大學堂，將會在外國人面前丟面子」 （榮祿語），並非慈禧太后和守舊派的任何功勞。況且，京師大學堂同時還是清廷掌管全國教育的最高行政機關，孫家鼐於1898年7至12月期間的一系列有關各地高等學堂和中小學教育的奏摺都是以京師大學堂管理大臣的名義簽發的，倘若京師大學堂當時並不存在，那他豈不是犯下欺君大罪了嗎？
戊戌年京師大學堂的正門
大學堂究竟哪天開學也是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陳平原教授曾經在《讀書》雜誌（1998年第1期）上撰文專門考證過京師大學堂的開學日期。經過令人頭暈目眩的繁複考證，他終於得出結論，京師大學堂成立於1898年12月30日，從而勉強維繫了北大創始於1898年的說法。但他始終未能合理地解釋《德宗景皇帝實錄》卷四三二中關於「（戊戌十月）孫家鼐奏開辦京師大學堂」的記載和《申報》中關於戊戌年大學堂「定期臘月十八、十九、二十、二十四等日，分作四次」給學生期末考試的報道。問題的關鍵大概是京師大學堂屬下的醫學堂是在仕學館之前先行開辦的。
實際上，有關大學堂醫學堂和仕學館的開學日期，在西文資料中也有確切的報道。1898年12月4日的《北華捷報》發布了一條寫於11月份的報道：「大學堂的醫學系已經開辦，設在位於琉璃廠的一家醫院裡，一名西教習正在那兒進行日常授課。據我們所知，他是醫學系所設七個教席中目前唯一集主任、教員、教授於一身的人。據說語言系將在農曆十月十五日開學。然而鑒於以前幾次定下日期均未兌現，最近定下的這個日期是否能夠實現仍很難說。（K.，11月18日）。」根據《孫家鼐奏擬醫學堂章程折》（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提供的信息，醫學堂計劃單獨招考二十名學生，因此它在11月中已經開辦這一事實跟於12月中舉行的仕學館入學考試並不矛盾。上文中雖然沒有指明那位醫學堂西教習的姓名，但他顯然是指原同文館解剖學教授和後來的大學堂外科學教授滿樂道（Robert Coltman）。這位跟丁韙良同屬美國北長老會的傳教士，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中也和大學堂的其他西教習一樣，曾被圍困於槍林彈雨的英國公使館之中。後來他兼任《芝加哥記錄報》的駐京記者，並寫下了一本《北京被圍記》（1901）。作為在率先開辦的醫學堂獨當一面的西教習，他在京師大學堂的創辦初期顯然是個功臣。就連1902年張百熙集體辭退大學堂外國教習時，他也是唯一漏網，得以在壬寅年重辦的大學堂中繼續留任的西教習。
京師大學堂醫學教授滿樂道
《北華捷報》的上述報道跟美國公使夫人薩拉·康格（Sarah P. Conger）的說法相符，因此是可信的。由於跟公使很熟，丁韙良在被困於英國公使館期間甚至曾經跟康格一家住在一起。薩拉在日記中提到京師大學堂因戊戌變法的失敗而開學一再延期，並且補充道：「丁韙良博士說大學堂到【1898年】11月份肯定會開學，至少是部分開學」。（薩拉·康格《北京信札》，1909，23頁。）
自從分部開辦以後，大學堂本部也加快了開學的準備。1898年12月19日的《北華捷報》報道：「我們欣慰地從北京獲悉，新的京師大學堂正在開辦。有通告說，自11月29日起的十天之後，將不再接受入學申請。校長丁韙良博士已經搬入了位於大學校園內的臨時寓所之中，旁邊的空地上正在建造他的正式寓所。由於房屋的修繕工作延誤甚久，是否能在農曆除夕之前開學仍很難說。然而入學考試將在本月中舉行。」五天之後，即12月24日，又有一個新的報道：「京師大學堂：可以說這所大學仍未正式開學，但我們獲知課桌椅現在已經基本上準備就緒，而入學考試即將舉行——但願它能順利舉行。」直到三個多星期後的1899年1月16日，我們才終於在《北華捷報》上看到了等待已久的消息：「新的京師大學堂已於上月31日正式開學。」
關於大學堂本部的這個開學儀式，1899年2月6日的《北華捷報》也作了較為翔實的獨家專題報道。因為史料珍貴，特將其全文翻譯並轉載如下：
京師大學堂
於兩星期前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儀式。除了該校的西教習之外，沒有其他外國人參加這個開學儀式。
對臨門的恐懼
京城的傳教士們，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對此表示相當憤慨，因為西教習們在開學典禮上對著孔子的靈位脫帽和鞠躬敬禮。他們認為此舉表示西教習們跟他們的中國同事們一樣崇拜孔子。有人說，儘管西教習們的本意並非崇拜，但本地的中國人卻肯定會這樣理解。
然而在中國居住時間更長的人就不會這樣想。雖然中國人可能會真的報道說西教習們對孔子的靈位頂禮膜拜，但就連他們自己也不會相信這樣的話，更別提其他人了。西教習們曾被告知，在這件事上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辦。但在開學典禮前舉行的教員會議上，他們一致表達了在經過孔子靈位時要脫帽致敬的意願。中教習中的基督徒也被管學大臣孫家鼐免除了下跪磕頭的禮儀，因為後者說他不想強迫他們在這件事上違背自己的良心。孫大人雖然是個保守派，但卻通情達理，具有十足的紳士風度。
西教習們
目前有以下成員：校長丁韙良神學博士；英語系的秀耀春先生和裴義理先生；德語系的伯羅恩先生；法語系的吉得爾先生；俄語系的施密特先生；日語系的西郡宗先生和醫學系的滿樂道先生。以上只是些核心人物，一旦新的大學建築落成後，還將創建更大和更強的教員隊伍。目前已經有三百多名學生正式註冊入學，另有一千多人正在等待入學。
K. 1月18日
戊戌年京師大學堂西教習合影
在馬神廟的大學堂本部共分仕學、中學和小學三個部分，但這兒的中小學跟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中小學概念有所不同。因為報考京師大學堂的基本資格就是至少要通過鄉試，取得秀才的頭銜，即相當於西方的學士學位。上面提到的區別主要是根據官銜和年齡來劃分的，如官至七品的舉人和進士即為仕學院學生；無官職，但在20歲以上的即為中學生；無官職，20歲以下的通稱為小學生。根據丁韙良《中國知識》（The Lore of Cathay, 1901）一書中的說法，大學堂的師資隊伍以10名外國教習為主體，另有12名中教習作為助教。後者中除了少數幾個原翰林院的編修或侍讀之外，多數是教會大學和同文館的畢業生（20頁）。1899年3月6日《北華捷報》的「中國通訊員」報道也支持這一說法：「京師大學堂現有160多名青年學生，大多數為舉人和秀才，他們被分班學習英語、法語、德語、日語和俄語。自從大約兩個多月前，光緒皇帝這個重要的維新改革項目得以實現以來，至少有慈禧太后身邊的兩名高官用嚴厲的口吻對大學堂進行了詆毀。他們分別是禮部尚書啟秀（滿人）和兵部尚書徐郙。雖然慈禧想以這些詆毀為借口來關閉大學堂，但她身邊一些更為明智的顧問，如榮祿和慶親王等，力勸她不要以此進一步觸犯臣民和外國公使。」
正是京師大學堂注重西學這一特點才引來守舊派的詆毀和攻擊，以及後來義和團威脅要消滅二毛子的揭帖：「【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將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佐原篤介、漚隱輯《拳亂紀事》，第二卷，光緒二十七年鉛印本，第二頁。）但是當我們回到中文史料時，看到的卻是一副截然不同的情景。例如喻長霖在《京師大學堂沿革略》（1909）中這樣描述大學堂的課程：「學生不及百人，分《詩》、《書》、《易》、《禮》四堂，《春秋》二堂課士，每堂不過十餘人。《春秋》堂多或二十人。兢兢以聖經理學詔學者，日懸《近思錄》、朱子《小學》二書以為的」。（《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學校十三>，8648頁。）
丁韙良與部分西副教習在一起
喻長霖在這裡不僅閉口不提西教習的作用，而且還試圖從根本上改變京師大學堂作為中國第一座新式大學的性質。鑒於中西教習間薪水的懸殊差別（西教習月薪高達五百兩，中教習僅為二十五兩）和1899年6月慈禧太后下令削減大學堂中國提調和教習的薪水，並引起幾位提調和教習辭職的事實（《北華捷報》1899年6月19日），西文資料中的說法顯然更為可信。而喻長霖的描述則似乎別有隱情，假如相信他的說法，那麼我們就不得不同意守舊派的詆毀：即大學堂在國家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興師動眾，「歲靡巨款」，招徠這麼些個已獲功名的秀才、舉人和進士再來背那些他們早已滾瓜爛熟的「聖經理學」，實在是個罪過。
令人遺憾的是，很多中國學者至今都站在守舊派一邊，對於戊戌年創辦的京師大學堂持基本否定的態度。倒是有些跟自己切身利益毫不相干的外國人偶爾會站出來，對大學堂抒發幾句由衷的讚美。例如有個叫薩維奇－蘭多（A.-H. Savage-Landor）的英國人在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充當了戰地記者。他在詳細描述戰爭的慘烈和暴行之餘，也將目光投向了京師大學堂：
除了那些觸目驚心，令人作嘔的場面之外，皇城之內還有許多有趣的景色。例如那個建立不久，由外國教習傳授西學的京師大學堂。一位富有才華，在中國已經居住了四十多年的美國人丁韙良博士出任大學堂的校長，在他手下還有一個由各國教習組成，聲名遠揚的教授班子。這個新建的大學堂與翰林院之間有天壤之別，這兒每個房間的牆上都掛滿了地圖，而在架子上則堆滿了用於物理、幾何和化學實驗的各種儀器。倘若遮住建築物上那些翹角的屋檐，它看起來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同類正規大學並無本質上的區別。（《中國與八國聯軍》，1901年，第2卷，275－6頁。）
如此熱情的評價在一百年之後讓我們聽起來都覺得有點臉紅。究竟是這位洋人捕風捉影，看花了眼；還是我們自己色盲近視，妄自菲薄，對西教習們在京師大學堂創建初期的貢獻視而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