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老師 /文
《太史公自序》原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
司馬談去世三年，司馬遷成了太史令。
也就是司馬談去世的時間，和司馬遷成為太史令的時間，間隔了三年。
這條記載很容易讓人覺得，司馬遷是為父親守喪三年，然後才就任太史令的。
但並不是如此。
司馬談去世是元封元年，這一年漢武帝舉行了泰山封禪的大典，下一年，大旱。
封禪是人間帝王向上天彙報工作成績，為什麼接下來就發生了這樣嚴重的自然災害呢？方士們為漢武帝找到了一個體面的理由：上天對您很滿意，為了要晒乾泰山上的封土，所以少下雨。當年黃帝封禪之後，也是如此。
也正因為雨水少了，一個拖延多年的老問題，倒是彷彿出現了解決的希望。
二十多年前，黃河在瓠子決口，黃河以南大片土地都因洪澇沒有好收成。現在，漢武帝決定把決口堵上。
漢武帝親臨決口現場，把白馬、玉璧沉河中祭奠河神，命令將軍銜以下的所有隨從官員，都背負柴薪，填塞決口。面對此情此景，感慨萬千的天子，還親自作歌，表達傷悼之情。
《史記·河渠書》最後說到，「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司馬遷當時就在背負柴薪、添堵缺口的人群中。
於是可知，司馬談去世後一段時間內，司馬遷繼續在漢武帝身邊做郎官。
後世的規矩：父母去世，官員就要回家奔喪並守孝三年，這叫作「丁憂」，如果朝廷不希望這位官員離開崗位，會下詔讓要求他繼續工作，這被稱為「奪服」或者「奪情」、「奪情起複」。意思是因為對皇帝的忠，不得不剝奪對父母的孝。
有研究者推測，司馬遷本該「丁憂」，漢武帝特別下詔「奪情」，可見漢武帝對司馬遷的重視和恩寵。
這也是拿後世的戲碼，加到司馬遷的身上。
漢武帝時代，不守喪才是正常的。
先秦儒家鼓吹守喪三年，當時並沒有被社會所接受，西漢時仍然不接受。《史記·孝文本紀》記載了著名的漢文帝遺詔，明確講到「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於是定下來的規矩是：地方官吏和普通民眾，為皇帝服喪三天；朝廷大臣和宮內之人，要求高一些，皇帝下葬後，再服喪三十六天。
臣為君如此，兒子為去世的父母服喪，通常也沒有太高要求。漢成帝時的丞相薛宣，母親去世，他弟弟守孝三年，薛宣認為「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弟弟這麼做讓自己難堪，竟至於鬧得兄弟不和。丞相翟方進，也是母親去世，他服喪三十六天。
漢成帝時代儒家的空氣比漢武帝時代濃郁得多，仍然不講究三年之喪，漢武帝時代的風氣，可想而知。
所以司馬談去世後，司馬遷仍在工作，他大概也不是順理成章子承父業，而是花了兩年多的時間，終於爭取到了太史令的任命。
司馬遷去做太史令是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這個年份，很值得關注。
田餘慶先生著名的論文《論輪台詔》中，有一個重要的論斷：
元光二年至太初三年（前133年-前102年），是西漢歷史的重要年代，漢武帝的全部重要事業，幾乎都在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如果細細考察漢武帝在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每一項事業的具體時間，我們就會發現，絕大多數事項都是元狩（前122-前117）、元鼎（前116-前111）年間做成的；有少數完成於元封年間（前110一前105）；只有伐大宛一件事在元封以後，而伐大宛雖然事出有因，但並不是必要的。如果不計伐大宛這件並非必要之事，那麼漢武帝在元封年間已經完成了歷史賦予他的使命，從此著手實行政策的轉折，應當說正是時候。
更具體說，轉折點正在元封三年。
這一年的夏天，漢朝軍隊滅了衛氏朝鮮，設置了朝鮮四郡。漢武帝將漢朝疆域，擴張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也可以說，達到了當時中原王朝所能直接控制的範圍的極限。而元封四年，就出現了「關東流民二百萬口」。此後漢武帝的宏圖偉業並未停下腳步，但社會已經完全不堪重負，收穫卻微乎其微，竟是「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的局面了。
我寫《司馬遷的記憶之野》時，這裡寫了一句：「這是過去二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卻是未來二十年里最好的一年。」當然確實是玩梗，但如果忘掉這是一個梗，會發現這個說法還挺準確。
對照司馬遷的命運，這也是一個頗具意味的巧合。
漢武帝時代，最功業彪炳的元狩、元鼎年間，司馬遷在漢武帝身邊做郎官。新聞攝影界有一句話：「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你離得不夠近」，司馬遷可以說就在歷史舞台的中心觀察歷史。
而轉折點出現，各種重大舉措都變成胡折騰的年代，司馬遷去做了太史令，可以靜心著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