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泰尋找烈士遺孤

作者 袁國祥

陳永泰是「進藏先遣英雄連」犧牲在阿里高原上的烈士陳忠義的兒子。他兩歲時，父親被國民黨抓兵到了新疆，不知下落.他母親含辛茹苦把他養大，還上了學校。1954年，他拿著一封1950年8月父親從於田獨立騎兵師一團一連發來的一封信，找到了南疆軍區政治部請求尋找父親下落，組織科幹事李含英是他們甘肅甘谷的同鄉，很熱情地從檔案堆中找到了一份「進藏先遣連」烈士名單，在那135名官兵中確有他父親的名字，於是給他開了烈士證明書。他失聲痛哭，知道了父親在新疆和平起義後，參加了進軍西藏的先遣連，翻越了昆崙山，解放了阿里，但不幸因高山病而光榮逝世。西北軍區授英雄連稱號，每人記一等功，並發「人民功臣」獎章一枚。這個光輝的歷史終於使他母親脫離了苦海，露出了笑容，同時他也繼續上學，努力工作當了幹部。進入2000年，陳永泰已當了甘谷縣政協副主席，他想到自己家庭的歷史搞清楚了，但同時和他父親一起被抓兵起義，而且參加了解放西藏的一些烈士家屬很多還不知情，甚至被當做國民黨殘渣餘孽，受到人們的歧視。因此，陳永泰下定決心要尋找「進藏先遣連」的一些烈士的親屬，為他們家庭正名，以獲得政府合法撫恤。

為了做好這項工作，他曾到新疆軍區找到了他認識的李含英，通過他介紹到原「進藏先遣連」副連長、戰鬥英雄彭青雲家中了解先遣連進藏後人員死亡情況。因為我曾任過阿里軍分區政委，講過先遣連進藏的故事，所以陳永泰也來到我家暢談過先遣連近半烈士犧牲的原因。他說還要上阿里去祭奠父親。為了準確核實先遣連的人數和犧牲在阿里的人數，我還幫助彭青雲向還健在的指導員李子祥、報務員陶修良、譯電員王惠志、老戰士甘玉兆、達進財、王興才，以及在我家鄉張掖的離休幹部曾自修，喬得祿等同志，一一進行訪問，對原來南疆軍區留下的進藏先遣連人數和犧牲在阿里人數進行了核實，最後認定全連136人，至於犧牲在藏人數，幾經核對，在原57人的基礎上補充了6人，認定為63人。當時尚活著的十幾個先遣連老戰友也都同意了這兩個數字。於是，彭青雲夫婦和我把修訂的先遣連人員名單136人和犧牲在阿里的烈士名單63人列表印出，上送了新疆、南疆軍區和阿里軍分區，統一了對進藏先遣英雄連人數的各種說法。

陳永泰在天水得到了進藏先遣連更準確的人數和烈士名單後，心中激起了無限感慨的浪花，心想自己沒見過面的父親陳忠義得到了《革命烈士證明書》，家庭再不受歧視，他也奮發努力，現已任縣級幹部。而他已知的3位烈士家屬得到了烈士證明書外，大多數烈士家庭還不知其子弟被抓兵進新疆後，起義進軍西藏的事，不僅未得到《革命烈士證明》，還長期遭受當地群眾和政府「國民黨兵」的罵名和歧視。因此，陳永泰在2009年向蘭州軍區司令員、政委寫了一封信，建議由組織上幫助他尋找先遣連烈士的遺屬，補發烈士證件，由地方政府給予應得撫恤和照顧。這封信受到了軍區首長的重視，並派人前去天水，送了一台攝像機給陳永泰，和他一起找到了三個烈士家屬。以後又有南疆軍區派兩位幹部來協同他先後又在新疆、甘肅和陝西等地找到了幾位烈士家屬，其中有位戰士王振幫烈士的兒子已經66歲的王守仁哭著向陳永泰等巡訪組同志訴苦說：父親生死不明，母親拉扯著兩個兒子，在三年自然災害中，母親和弟弟餓死了，12歲的我就逃到了陝西去要飯，流浪了8年才回家，幸虧當了個上門女婿，雖生了幾個孩子，但生活貧苦，三個兒子都找不上對象，女兒換親大兒子才有了媳婦。我又因腿病殘疾幹不了重活，至今只能住在這小土屋中，當定西民政局嚴厲追查鄉、村幹部後，才被送來了一些被子、麵粉。陝西某縣民政局當局當場表示，「春節前解決救助金3000元，落實低保金」，這樣烈士的兒子王振幫一家才算脫離困境，受到了人民政府對「烈士」遺屬的關照。

陳永泰還從陝西戶縣找到了先遣連烈士張永吉的兒子張懷軍，因為他收到過父親寄來的軍人證明書，說了可以分土地，但到文化大革命時，又說他被國民黨抓兵的父親可能去了台灣，他母親從18歲等丈夫到2006年得了精神病，含恨逝世。當陳永泰告訴他父親是解放西藏阿里而犧牲的革命烈士時，張懷軍驚呆了，說：「如早讓我母親知道父親下落該多好啊！」類似情況，陳永泰已找到了十多個犧牲於阿里高原上的烈士家屬，只不過多為侄兒、侄女或弟弟，如加上他和先遣連黨支部書記李狄三的兒子李五斗，還由總政治部發給了李懷珍侄兒李煥珍，呂永勝烈士侄兒李呂慶等4位「烈士證明書」享受到了優惠待遇外，尚有34位烈士家屬仍找不到下落，也不知其親人為解放西藏阿里英勇犧牲。因此，陳永泰進一步寫信給總政治部，在《人民日報》上登了尋找烈士的啟示，在全國範圍內尋找，但收效甚微。此事受到了中央電視台重視，特請他到北京作了尋找烈士談話視頻，一經播出，感動了軍內外廣大群眾，也引起了有關地方政府的重視。但至今仍未找到更多烈士親屬下落。

為了進一步尋找烈士遺屬，陳永泰不顧自己70多歲的身體，他依烈士省、縣以及鄉鎮線索，多次外出尋訪，進行實地調查，發現解放前的不少地名，現在已變了。為此，請求當地民政局協助，一時搞不清，他便不厭其煩地打電話核實督促，終於又找到了11位烈士家屬，為此他又列表上書蘭州軍區首長，請求發給《烈士證明書》，並督促當地政府給予應得的優惠待遇。他把這個情況又告訴了我，我說我也曾會見過一個因父親被說成「黑四類」在家鄉挨整，受不了跑到新疆的婦女賀秀英，他給我看了他父親被抓兵以後，當上解放軍從於闐獨立一團一連發的信，估計是先遣連烈士。我還寫信讓她到南疆軍區去查，陳永泰說：她找了，因原烈士名單中沒有賀登科名字，故未發證明。現在我已訪問了在張掖曾自修老人，他說：賀登科是先遣連戰士，患病時我還照顧過他，因而，這個犧牲的烈士應予承認落實政策。

但現在尋找烈士家屬困難，落實政策也難，許多地方政府，特別是鄉鎮領導怕麻煩，常推卸責任，有些南疆軍區已發了《烈士證明書》的，他們只按60年前的規定只發180元撫恤金了事，有的鄉村幹部說：「人都死了，還落實啥？」對於這些情況，陳永泰很氣憤。他要把這些事情上報民政局和退役軍人事務部，希望通過各級政府重視這項工作，力所能及地找到更多烈士親屬，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父兄已為國捐軀。陳永泰說：「如果做不好這項工作，我無法面對已光榮犧牲的父親，也對不起烈士們的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