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勤：以法語和漢語呼喊的「革命」，為何那麼頻繁

朱學勤 文 | 聞道君 編

在最近一千年里，要找出人類最驚懼而中國最熟悉的一個共同辭彙，也許只有「革命」。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革命能使歷史沸騰，革命是摧枯拉朽的風暴。

凡是革命的正面作用，和其魅力長存的精神遺產，人們已經談得很多，也都對。但是人們往往遺忘了革命遺留的代價，並且由於遺忘而輕信了許多神話。

革命確實起源於壓迫，卻往往是在彈簧剛開始放鬆而不是壓得最緊的那一剎那發生。革命中推翻的君主，通常是在父君孽債深重而自己又傾向於開明的時候，大地突然晃動起來。

說革命是勢利鬼欺軟怕硬，也許不太合適，但父債子還確實是革命初起時常見的景象。

最能證明這一點的，是最近一千年最為著名的那場革命——1789年的法蘭西革命。幾乎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承認，路易十六遠比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開明。此外，將近一百年前的俄國革命，還有中國的辛亥革命，多少也有這一成分。

大多數革命的參與者包括那些在革命中突然開屏的文學孔雀，是在彈簧鬆動的時候，忽然向前一躍。而在此之前，那些真正掉入地底之人，那些親眼見蛇發惡魔之人，不是不歸，就是從此啞然無言。革命之過程，與人們所說的也有距離。通常走到一半的時候，總會聽到許願說，現在的強制，有諸多不得已，只要跟著我再走過另一半，「麵包會有的，自由也會有的」。而就在這一過渡階段，革命中途轉向，成為一片燃燒的迷津。

這是因為烏托邦主義者「即使懷著最美好的願望在世上建立天國，也只能造出一個人間地獄來——一個只有人才會為其同類準備的地獄」。

革命的終點，因為以暴易暴，往往會出現軍事強人，或稱僭主。法國的拿破崙、中國的袁世凱，都是如此。

只有在經歷反覆拉鋸、革命本身也精疲力盡之後，人們才稍稍有機會喘一口長氣。法國大革命後期的熱月現象，其實是革命史的通例：群眾終於厭棄廣場生涯，重新回到廚房去精心雕琢氣鍋里的火雞。而「熱月」，就是人們從廣場溜回廚房的暗道。

只要回想一下在1970年代「繼續革命」的中國，城市裡的居民是如何折向私人生活——男人在秘密討論半導體收音機的「電路」，交頭接耳；女人在悄悄交換編織毛衣的「線路」，樂不可支；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居然被置換為另一種「線路分歧」，你就會知道我們也經歷過「熱月」，而正是這樣的「熱月」悄悄融化了W革的社會基礎。

在最近一千年里，以法語和漢語呼喊的「革命」，最為頻繁。

法國是革命的地震多發地帶，時不時山呼海嘯。從1793年羅伯斯比爾說「沒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惡的，沒有恐怖的美德是軟弱的」，斷頭台瘋狂起落；到1968年學生在街頭狂歡，「寧跟薩特錯，不跟阿隆對」，「一想到革命，我就想做愛」，避孕套成為後現代造反的另一種斷頭台，迎風招展。

我曾經給這個熱愛革命的文學帝國偷偷算過一筆：1789年以來，平均每一代人不是搞一場憲法危機，就是親歷一場起義。

中國人的政治文化與法蘭西有相似之處，這一點本世紀初陳寅恪就曾哀嘆：「以法人與吾國人習性最相近。其政治風俗之陳跡，亦多與我同者。美人則與吾國人相去最遠，境勢歷史使然也。」

中國人最早的革命概念，起源於三千年前的周公制禮。他面臨著一道Ｘ和Ｙ糾纏在一起的難題：既要解釋商能克夏，又能解釋商何以又被周人所克，還要嚇唬商殷後人必須認命，不再作亂。他終於想出了「天命」與「革命」這一雙面符：「敬天命」與「克天命」。

在《大誥》《康誥》《少誥》這樣的皇家訓令中，周公說：「惟命不於常」，「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此後，商殷腐化，「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再以後，才有了「成湯革命，順乎天，應乎人」。皇恩大詞飛流直下，一口氣貫注了三千年。

到最近兩千年即將開始的時候，奴隸們也學會了這些疙里疙瘩的皇家用語。陳勝有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吳廣則玩起了魚腹丹書、夜篝狐鳴的新式把戲。乘亂而起者，劉邦勝項羽，從此開啟中國歷史流氓得天下之先河。此後如有」天下「，那不過是馬蹄下奪來擲去之私物，敬天命與革天命，如川劇變臉，說變就變。

最近一千年最好的直白是林彪，以湖廣腔一語道破天機：」政權者，乃鎮壓之權「，此為敬天命；」革革過命的人的命「，此為克天命。這就給」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留下了最好註腳。

他們反抗的並不是當時政治結構的不公正，而只是反抗這種結構關係中的某一方，」彼人也，予人也，予可取而代之。「由此也就理解，凡是在造反中上台的英雄，沒有一個不渴望著行登基大禮。近如魯迅筆下的阿Ｑ，要到」秀才娘子的繡花床上去滾一滾「；遠如拿破崙，打得舊大陸一頂頂皇冠落地，但是在1804年當教皇捧出複製的古代查理曼帝國皇冠的最後一剎那，也會急吼吼劈手奪過自己戴上。

中國人印象中的革命，是要與刀光劍影聯繫在一起，似乎沒有暴力衝突，就不是革命。其實還有一種革命，也可以在不經意中發生。這種革命，可以說是從一個人的一次從容赴死開始。

蘇格拉底以死成全了城邦政治，但也正是蘇格拉底之死，從更深一個層次揭示了古代直接民主制的內在危機。如果沒有蘇格拉底那樣的死法，就沒有柏拉圖對古代民主制的強烈敵視；又由於柏拉圖走得太遠，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才開闢了另一條政治學的路徑。

這一對師生的分歧，以萌芽形式包含了兩種社會發展的路徑，以至後來兩千年政治史幾乎是這一對師生分歧的漫長註腳。

一條是先驗理性，從天上俯瞰人間，傾盆大雨兜頭澆注，結果是「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

另一條是經驗理性，不聲不響地貼著地面步行，得寸進尺，螺旋爬坡，走了好長一段，才發現「驚回首，離天三尺三」。

羅馬以前，整個古代世界都有一個視覺盲區，不知道「私人」的存在。即使希臘人的公民資格，也只是從城邦分享什麼，而不是在城邦之外擁有什麼。後來羅馬人由於面對商品經濟中私人交往的過於活躍，不得已，第一次將整個法律體系區別為「公法」與「私法」。這卻開啟古代世界最有價值的一場革命，當時誰也沒有在意。

基督教又提出了一個古代世界聞所未聞的問題，即教會與國家的關係問題。這一問題的革命性含義，大概只有到近代人們想到社會與國家也有類似關係，才逐漸有所意識。但當時提出時，只以為是教俗相爭，並沒有驚天動地。

到了1649年英國革命，兩次內戰確實乏善可陳，最有意思的章節是在1688年，趕走了一個國王，卻迎回了這個國王的女兒、女婿，洛克也隨之跟進。此後才有內閣制、分權制，還有托利幫與輝格黨在議會裡互詈，一個是「愛爾蘭歹徒」，一個是「蘇格蘭強盜」，但是君子動口不動手，開創了權力不流血更迭的慣例。

至1775年北美開始獨立革命，中國人愛說八年抗戰趕走英國人統治多麼不容易，後面的1787年費城會議制定憲法，反而是粗枝大葉，三言兩語打發。

而美國人自己卻認為，如此處理美國歷史，是不理解者強作解人，「腰斬了北美革命」。1775年至1785年動槍動炮是革命，但是1787年憲法制定以及伴隨憲法在全民投票中發生的政治辯論，則更是革命，而且是更重要的革命。

以後的歷史就是在英美模式與法俄模式的暗中較勁中度過了。

自從基督降生以來，到今日，兩千年天旋地轉。事後看這兩千年的方方面面，移步換景，光怪陸離，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去，都不會有一個整齊的年代劃分，遂人心愿。除非碰巧從上述兩種模式競賽的角度看去，1789至1989，兩百年自成段落，頭尾乾淨，少一年沒有，多一年不行！

托克維爾那時說，英國與法國的競賽，「這兩大民族好似在陰暗處摸索，在微光下相覷，彷彿是無意中的巧合」。二百年後，世界歷史突然把這一暗部推向前台，燈亮處，長牆轟然傾塌，貝多芬第九交響曲這才找到一個萬籟齊響的地方。這就恰好證明恩格斯一百年前的天才預言：「世界史是最偉大的詩人」，最後的文學家原來是在這裡！

剩下的篇幅，應該按照中國人的良好習慣，談談對待革命的態度問題了。

年輕時我也曾迷戀過約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後來才知道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寫得更好。克雷孟梭所言不虛：「一個人三十歲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靈有病；一個人三十歲以後繼續信仰左翼思潮，他的頭腦有病。」

里德後來困陷紅都，歷經折磨而不得歸，有一部得奧斯卡金獎的電影《紅幫》（Reds），重點就是描寫里德後期那段經歷。有幸能看到《紅幫》的人已經不多了，但只要耐心讀一遍《舊制度與大革命》，也已經足夠。

今天，疾風暴雨式的革命既不能天真告別，也不能隨意鼓噪。但凡還能螺旋爬坡的地方，當然是慎言革命，盡韋伯所言之責任倫理，而不是意圖倫理。不過，革命一旦在改良的後面加快了步伐，改良一定要走得更快。在革命與改良之間，還有一個沒有翻譯過來的新詞：revolution + reform = refolution。

如何將 refolution 譯成漢語？嚴復已逝，但也可以用老詞將就，暫稱它為「快速改革」或「慢速革命」。革命之所以不能避免，除了革命者的急性子，還有另一方的慢性子，這兩者往往是天生一對，而且總是同時出現，革命成了雙方的共同作品。

滿清從1898年鎮壓戊戌變法以後，就面臨著革命與改良賽跑的十年。清末新政已經在執行戊戌變法的遺囑，但它還是不夠快，沒有及時將 revolution 提速為 refolution，終於被 revolution 從後面撲倒。

說到底，革命是淤塞之後的潰決。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說得很直白：改革也是革命；不改革，死路一條。一千年的歷史，證明了這是一個樸素的真理。

朱學勤先生此文原載2009年南方周末，原題「這一千年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