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稼先臨終：30年後，人們會記住我們嗎？

2023年07月29日20:44:04 歷史 1080

文/完顏亮

他出生在文人世家，他是世界上頂尖的學者。他如果留在美國會得到良好的生活待遇，但他卻毅然回國，在茫茫戈壁上默默無聞為國奉獻，他的身影和名字幾十年不為人知，但他卻為新中國國防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就是鄧稼先。

少年有志

1924年6月25日（農曆五月十九日），在安徽省懷寧縣城外一座叫「鐵硯山房」（當地人俗稱為「鄧家大屋」）的文人世家裡，誕生了一個男孩兒。男孩兒的父親鄧以蟄、母親王淑蠲非常高興，因為在男孩兒出生前，王淑蠲已經生了兩個女孩兒，就是男孩兒的兩個姐姐——鄧仲先、鄧茂先，這是鄧家第一個男孩兒。他們高興之餘，給他起了個名字——鄧稼先。鄧以蟄先後擔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王淑蠲也有很高的文學修養，他們特別希望鄧稼先從小好好讀書，長大做個有學問的人。

鄧稼先沒有讓父母失望，三四歲時，就已經能認許多字，背誦不少古典文學篇章了。那時，鄧家人已經搬遷到了北京。北京已經有許多包括小學堂、中學堂、大學在內的新式學校。父母看鄧稼先很小就記憶力非凡，讀書識字已經很多，一商量，便在1929年 9月鄧稼先剛剛5歲多一點兒時，送他到北平武定侯小學讀書。

鄧稼先在學校里雖然年齡最小，但卻十分優秀。他不僅功課領先，待人接物也很是儒雅有禮，讀書的勤奮勁頭，表現出他小小年紀，就已經有一種上進心，老師和同學都對這個剛剛幾歲的孩子刮目相看。

1936年，12歲的鄧稼先考入北平崇德中學，直接讀初中二年級。

崇德中學理科非常強。鄧稼先在這裡讀書三年，打下了英文、數學、物理方面的良好基礎，成為他日後享譽中外的重要起步階段。在崇德中學，鄧稼先認識了高他兩班的楊振寧，鄧、楊家庭出身背景大體相同，都是少年聰慧，都有科學救國之抱負，都有共同的志趣愛好，二人因之成為好友。鄧、楊二人的友誼，一直保持了幾十年，直到鄧稼先去世。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平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搬遷至雲南昆明，與天津的南開大學一起合辦，是為西南聯大。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蟄原打算隨校遷到昆明，到西南聯大教書，一家人也遷到昆明去，但他偏偏在此時患上了重病。無法，鄧稼先一家只好滯留在淪陷後的北平。在日寇佔領下生活，鄧氏一家人飽嘗亡國奴之苦，也激發了少年鄧稼先的愛國情懷。

1941年，從北平輾轉來到昆明的鄧稼先進西南聯合大學，讀物理系。受業於王竹溪、鄭華熾等著名教授。西南聯大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班底，以及它在抗日戰爭中南遷建成的背景，加上它注重愛國宣傳、教授們的帶動等，使這所大學成了抗戰中學術水準最高、抗戰氣氛最濃的高校。原本就懷抱救國之志的鄧稼先在這裡學習了四年，既受到治學嚴謹之風的影響，也受到愛國氣氛的熏陶，成長為一個學識水平高，思想進步的青年。他終身不忘在西南聯大讀書的經歷。

機緣巧合，在西南聯大，鄧稼先又與楊振寧同校。楊振寧當年在聯大讀物理系研究生，比鄧稼先高三班。二人在這所學校里佳誼依舊，相交甚厚。

在西南聯大，思想進步的鄧稼先經好友楊德新同學介紹加入了「民青」（共產黨的外圍組織），積极參加學生運動，也閱讀了許多進步書刊，愛國、進步、擁護共產黨，是已經形成世界觀和政見的鄧稼先思想的基調。他依然刻苦讀書，對科學知識孜孜以求，但他的目標已經非常明確：為國家富強而讀書，學習科學是為了將來為國家強大做貢獻。他已經將實現科技強國的夙願與國家現實聯繫在一起，將個人的事業與民族興亡聯繫在一起。這個學習成績優秀，政治上積極進步，在抗日救亡的呼喊中成長起來的青年，高唱著「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的西南聯大校歌，走上科學之路。

「娃娃博士」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讓21歲的鄧稼先第一次感受到了揚眉吐氣的心境。當月大學畢業的他，在凱歌聲中找到了為國家重建、社會振興服務的第一份工作。這年9月，他走上了昆明文正中學的講台，教授數學。鄧稼先教數學時表現出的才能，很快在昆明市各中學裡傳開了。培文中學調他去當數學老師。1946年1月，22歲的鄧稼先又到昆明培文中學任數學教員。當時的中國急需發展被戰爭延誤了的教育和科學事業，自然需要大批人才，鄧稼先雖然遠在昆明，但很快就被在北平復辦的北京大學納入視線。這年6月，鄧稼先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學物理系任助教。算起來，他先後在昆明兩所中學當教師的時間都不算長，但這段經歷卻使他積累了教學經驗，為他後來為新中國培育科學人才打下了基礎。

在北京大學任教的鄧稼先，不光一如既往地鑽研學術，還在學生運動中擔任重要角色。他在學生運動中擔任了北京大學教職工聯合會主席。在北大，他很快就收穫了愛情。他在給一年級物理課擔任助教時，認識了1946年考入北京大學的許鹿希，兩人初識即一見鍾情。許鹿希是五四運動重要學生領袖、後來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許德珩的長女。許德珩先生思想進步、開放，對於女兒也注重培養，因此，許鹿希從小受到良好家教和學校教育，既思想進步，又有很高文化素養。從他們相愛，到後來結婚，在一起生活幾十年，許鹿希默默支持鄧稼先為國奉獻，受到黨和政府的敬重。這是後話。

鄧稼先在北京大學教學，待遇很好，以他的學術造詣，在北京大學，教學順手，前途廣闊。但胸懷報國之志的鄧稼先卻不這樣想。他想的是，要到科學水平更高的美國去，學習更先進的知識，掌握更先進的知識後，報效祖國。出於這種考慮，1947年，他參加了赴美研究生考試，一考即中，當年，他收到了美國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物理系的錄取通知書。第二年秋天，鄧稼先遠渡重洋，到美國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物理系讀研究生。這年，他24歲。

在普渡大學研究生院，鄧稼先是學習最刻苦的一個。刻苦的學習換來了優異成績。他到美國學習不到兩年，就由於學習成績突出，很快讀滿學分。1950年8月20日，鄧稼先通過博士論文答辯，獲得該校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為《氘核的光致蛻變》（The Photodisintegration of the deuteron）。此時他只有26歲，人稱「娃娃博士」。

在美國普渡大學，鄧稼先也是生活最清苦的一個。幾十年後，楊振寧與鄧稼先一起在北海仿膳吃飯，楊先生開玩笑似地與鄧稼先回憶起在美國的時光說：「這回你可以吃飽了，想當年在美國留學的時候，你可是常常餓肚子的呀！」可不是嘛，鄧稼先留學的時候，生活很艱苦，開始沒有獎學金，吃飯不敢按飯量吃，只能按錢吃。有一段時間，他和洪朝生（後在科學院低溫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國老太太的閣樓里，有一次他倆去吃飯，兩份牛排端上後，鄧稼先看了看，對洪朝生說：「我這塊小，你那塊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給了稼先……回想起這些往事，楊先生與鄧稼先都笑了。

勤奮的科學家

鄧稼先的成就，也納入了美國政府的視線，他們打算用更好的科研條件、生活條件把他留在美國，他的老師也希望他留在美國，同校好友也挽留他，但心懷報國之志的鄧稼先卻毅然放棄在美國優越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回國工作。1950年8月29日，他剛剛取得博士學位9天，就登上了威爾遜總統號輪船返回當時還是一窮二白的祖國。

新中國當時建立不久，正在恢復和建設時期，需要大批科學技術人員。鄧稼先回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特別重視，當年9月，即分配他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員，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工作。

這年10月，北京外事部門舉行招待會，招待鄧稼先等回國科學家。在會上，有人問鄧稼先，你從美國帶了什麼回來？他風趣地回答說：「我帶了幾雙眼下中國還不能生產的尼龍襪子送給父親，還帶了一腦袋關於原子核的知識。」他的話，把出席招待會的人都逗樂了。1951年，27歲的他加入九三學社。

回國後的鄧稼先一頭扎進科研工作中。在中國科學院，他是最勤奮的科學家之一。為鑽研科學知識，鄧稼先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為求證難題，他查閱大量資料，進行反覆演算。在那個年代，中國還沒有電子計算機，鄧稼先為解決一個難題，往往要在紙上用筆進行大量演算，演算中，要高度集中精力，不能有絲毫分心。因為如果在一個環節上出錯，往往就要把全部演算都推倒重來。鄧稼先在科研樓里度過許多不眠之夜，一個個科研難題在他手上解決，他辦公室里的演算紙卻堆積如山。

在研究所里，鄧稼先是出入圖書館最多的人之一。他回國不久，圖書館裡的同志就發現，來這裡查資料最勤的是鄧稼先，來得最早的是鄧稼先，走得最晚的也是鄧稼先。

寒來暑往，一共八個春秋，鄧稼先專心致志於原子核理論研究，取得了高水平科研成果。1952年他晉陞為近代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員，時年28歲。在當時的中國，有副研究員以上高級科研職稱的人不多，鄧稼先當時已經是中國比較年輕的高級研究人員了。這位年輕的高級研究人員，同他的老師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國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設，開創了中國原子核物理理論研究工作的嶄新局面。

◆鄧稼先20世紀50年代「全家福」。

鄧稼先與許鹿希的愛情在此期間繼續發展。許德珩對於鄧稼先也十分賞識。1953年，鄧稼先與許鹿希舉辦了簡單的婚禮。婚後頭幾年，他們的生活很安定。1954年，女兒典典（鄧志典）出生。1956年，兒子平平（鄧志平）出生。一家四口，和和睦睦。鄧稼先在政治上也不斷進步，組織上對他也十分重視。這一年，組織上讓年僅30歲的他出任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的副學術秘書。1956年4月，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與此同時，鄧稼先也不斷取得重要科研成果。1956年，他與何祚庥、徐建銘、于敏等人合作，在《物理學報》上相繼發表了《β衰變的角關聯》、《輻射損失對加速器中自由振動的影響》、《輕原子核的變形》等論文，為我國核理論研究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成為中國核理論的領軍人物之一。

為中國核工業做出重大貢獻

但是，鄧稼先平靜的生活和專心致志的科研，並沒有持續多久。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提出，中國在這個世界上要不受人欺負，也要搞一點原子彈、氫彈。並且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調動人才，集中力量研製核武器。對核理論有很高學術造詣的鄧稼先自然納入黨中央的視線。1957年8月，33歲的鄧稼先被調到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院任理論部主任，領導核武器的理論設計。這個研究院是保密單位，在其中工作的人一般不能在公共場合出頭露面。鄧稼先是理論部主任，更是如此。但他去的第一年，還能夠與家人生活在一起，也能夠與同是業務圈內的人交往。隨著中國核研究的展開，中國有關方面決定把一些高級專家集中起來，讓他們在高度保密情況下集中力量進行研製。鄧稼先被選為這樣的高級專家之一。1958年秋，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親自找鄧稼先談話說，「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徵詢他是否願意參加這項必須嚴格保密的工作。鄧稼先義無反顧地表示同意，回家對妻子只說自己「要調動工作」，不能再照顧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難。從小受愛國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從事對國家有重大意義的工作，表示堅決支持。1958年10月，鄧稼先告別妻子和兩個幼小的兒女，和一大批科學家被調去研究原子彈。到了北京郊區一片陽光普照的高粱地後，隱姓埋名。後來，他們又去了戈壁灘。鄧稼先突然從中國的大地上「消失」了。從那一年起，熟悉他的人聯繫不到他，科研雜誌上也見不到他的名字，各種公開場合也沒有了他的身影。直到去世，鄧稼先隱姓埋名工作近三十年，鄧稼先和他的同事們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對祖國、對人民的深愛埋在祖國最荒涼最偏僻的地方。

一開始，鄧稼先和其他一些科學家集中在一起，挑選了一批大學生，準備有關俄文資料和原子彈模型，想接受蘇聯專家的培訓，以便直接掌握核技術。但是，中蘇兩黨關係惡化後，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中央撕毀了援華協議,撤走了全部專家，中國想直接從蘇聯人那裡學到核技術，已經不可能了。黨中央決定，中國要「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號召中國科學家發揚艱苦奮鬥、獨立探索的精神，從頭摸索，用中國自己的力量掌握核技術。鄧稼先積極擁護中央決策，從此投入到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研究核技術的工作中去。鄧稼先率領28位平均年齡只有23歲的新畢業的大學生，開始了向神秘的原子王國進軍。在沒有資料、缺乏試驗條件的情況下，鄧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彈理論的重任。為了當好原子彈設計先行工作的「龍頭」，他帶領大家刻苦學習理論，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學研究。鄧稼先向大家推薦了一攬子的書籍和資料，他認為這些都是探索原子彈理論設計奧秘的嚮導。由於都是外文書，並且只有一份，鄧稼先只好組織大家閱讀，一人念，大家譯，連夜印刷。

作為核武器研究所理論部主任和中國原子彈理論設計的總負責人，鄧稼先一方面辦起「原子理論掃盲班」，親自講課、輔導並組織翻譯、學習外文資料，一方面思考原子彈研製的主攻方向。他經過一段時間的認真分析，決定選擇中子物理、流體力學和高溫高壓下的物質性質三個方面作為他們的主攻方向，這意味著鄧稼先和他率領的科學家團隊，要採用最原始的計算方法，向當時世界尖端科技進軍。他們用算盤這樣簡單的工具進行相關的數學計算，其繁重程度可想而知。為了演算一個數據，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個多月，算9次，要花費一年多時間，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為理論部負責人，鄧稼先跟班指導年輕人運算。每當過度疲勞，思維中斷時，他都著急地說：「唉，一個太陽不夠用呀！」意思是說，我們要把一天時間當兩天用。在原子彈總體力學的計算中，有個參數即原子彈爆炸時內部所要達到的大氣壓的數值對探索原子彈原理有著決定性的重要作用，為此，鄧稼先帶領這一班青年人夜以繼日地輪班進行緊張的計算，用特性線法得出了與蘇聯專家結論完全不同的突破性結論。該結論最終被從蘇聯回國的物理學家周光召從物理學的角度科學地加以證實。鄧稼先嚴謹的計算推翻了蘇聯人原有結論，從而解決了關係中國原子彈試驗成敗的關鍵性難題。數學家華羅庚後來稱，這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的成果。這是他取得的指導原子彈研製的具有重大應用價值的關鍵性理論成果。

後來的事實證明，鄧稼先選對了主攻方向，這是他對我國原子彈理論設計工作做出的最重要貢獻。

鄧稼先這個科研帶頭人還會用各種方法活躍大家與世隔絕的枯燥生活。沒有什麼娛樂活動，鄧稼先就把自己兒時玩的把戲拿出來，讓大家共同娛樂。工作勞累過度時，他竟然和共同工作的年輕人玩起了木馬遊戲。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見了他們在玩這種遊戲，老教授又好氣又好笑地說：「這是什麼玩法，你還做兒戲呀。」就是玩這種遊戲，鄧稼先也嚴格掌握時間，只帶大家玩十分鐘，就又開始緊張地工作了。

◆鄧稼先（中），于敏（右一）。

1962年9月11日，由羅瑞卿審定，二機部向中央打了一個「兩年規劃」的報告，此報告提出爭取在1964年，最遲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羅瑞卿這樣講，心中是有底氣的，因為這時鄧稼先和同事們已經拿出了原子彈理論設計方案，為中國核武器研究奠定了基礎。

1963年2月，鄧稼先到華北某地參與並指導核試驗前的轟炸模擬試驗。他有七個月吃住在試驗基地，一天工作達到十多個小時，餓了就啃一口饅頭，實在累了，就和衣在基地臨時搭建的四面透風的棚子里眯一會兒，他們硬是用這種艱苦奮鬥精神取得了模擬試驗的成功，造出了中國自己的原子彈。1964年10月，他最後簽字確定了中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的設計方案。10月16日15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鄧稼先高興的心情無法形容。

在核武器研究中，鄧稼先領導開展了爆轟物理、流體力學、狀態方程、中子輸運等基礎理論研究，完成了原子彈的理論方案，並參與指導核試驗的爆轟模擬試驗。就在鄧稼先等人研究原子彈時，1963年9月，聶榮臻元帥命令鄧稼先、于敏率領九院理論部研究原子彈的原班人馬，在繼續研究原子彈理論設計的同時，承擔中國第一顆氫彈的理論設計任務。這樣，鄧稼先又組織力量，探索氫彈設計原理，選定技術途徑。在這種情況下，鄧稼先接受任務後，領導並親自參與了氫彈試驗。又是整整一年廢寢忘食地工作，鄧稼先和他率領的科技人員終於取得了重大成果——1967年中國第一顆氫彈的研製和實驗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鄧稼先和周光召合寫的《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研究總結》，是一部核武器理論設計開創性的基礎巨著，它總結了百位科學家的研究成果，這部著作不僅對以後的理論設計起到指導作用，而且還是培養科研人員入門的教科書。鄧稼先對高溫高壓狀態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貢獻。為了培養年輕的科研人員，他還寫了電動力學、等離子體物理、球面聚心爆轟波理論等許多講義，即使他後來擔任院長重任以後，也在工作之餘著手編寫「量子場論」和「群論」教材。

在逆境中的奇蹟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在周恩來請示毛澤東後，中央決定，國家研製核武器的基地和人員不能受衝擊，加上他們所處的是軍事管制單位，因此「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鄧稼先所在的單位和他個人沒有受到衝擊。正是在這種保護下，鄧稼先和一批研製核武器的科學家繼續埋頭苦幹，取得了許多新成就。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試驗成功。

但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核武器試驗基地和科研人員也受到了衝擊。1971年，「文化大革命」風潮也刮進第九研究院和試驗基地。九院內部一些人也搞起了造反組織，開始揪斗科研領導幹部和科學家。造反派很快分成兩派，他們在對吵對打的同時，爭相批鬥領導幹部和科學家。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在研製中國核武器中做出重大貢獻、立過大功的科學家蒙冤被整，鄧稼先和于敏、胡思得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接受批鬥。

◆1972年7月1日，鄧稼先(中排右一)陪同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訪問的楊振寧(前排右五）。

有的造反派還在批鬥中要求科學家們把核武器研究關鍵數據「交待」出來，這使身處逆境的鄧稼先經受了嚴重的考驗。在被批鬥時，鄧稼先非常清楚，這時只要說一句違心的話，泄漏一點兒科研關鍵數據，就會給中國的核武器事業帶來巨大的損失。他頑強地頂著，雖然處境很危險，他卻和其他科學家一起，決不把重要科研成果披露一絲一毫。

就在鄧稼先等人處境困難時，1971年，國際上十分著名的華裔科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應中國政府邀請，從紐約經巴黎飛抵上海，對中國進行訪問。他下飛機後，接待人員問他，在中國想要見什麼人？楊振寧便開了一個名單，第一個人寫的就是鄧稼先。這張名單立即從上海傳到北京，轉到周恩來總理手上。周恩來馬上決定，要儘快把鄧稼先召回北京見楊振寧。中央以辦公廳的名義拍電報給青海基地，點名要鄧稼先回北京。造反派們見此電報，不敢再批鬥鄧稼先了，而是對他換成了笑臉。鄧稼先從北京回來後，造反派開始非常客氣地對待他了，從此，鄧稼先在基地里暗無天日的生活結束了。

就是在「文革」逆境中，鄧稼先也無怨無悔，保持著愛國奉獻情懷。1971年8月，楊振寧在北京看到鄧稼先時，問他的工作地點，他只說「在外地工作」。楊振寧故意問他：中國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和那樣差的基礎上研製成「兩彈一星」，西方人總感到不可思議。「在美國聽人說，中國的原子彈是一個美國人幫助研製的。這是真的嗎？」為了守機密，鄧稼先回答得很謹慎，說:我覺得沒有，但是確切的情況我會再去證實一下，然後告訴你。1971年8月16日，在楊振寧離開上海經巴黎回美國的前夕，上海市領導人在上海大廈請他吃飯。此時，北京派專人乘民航班機把一封信送到上海正在宴席上的楊振寧手中。信是鄧稼先請示了周恩來並按照周恩來的意見連夜寫給楊振寧的。信中說，他已證實了，中國研製原子武器過程中，除了最早於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蘇聯的極少「援助」以外，沒有任何外國人參加。楊振寧後來回憶說:「這封短短的信給了我極大的感情震蕩。一時熱淚滿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間整容。」楊振寧認為，正是由於中國有了這樣一批勇於奉獻的知識分子，才挺起了堅強的民族脊樑。

由於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有指示：要愛護和使用鄧稼先等科學家，因此，他在解脫不久，就經工宣隊、軍宣隊同意，仍然領導科研事業。從此，鄧稼先開始為維護科研院所和試驗基地的穩定而工作。他做出的重大貢獻、身上的特殊魅力，使他在九院和基地都享有很高威望。憑著這種威望，他能說服分成兩派的造反組織繼續工作。

因為周恩來的保護，以及鄧稼先等人的努力，在「文革」中，九院和試驗基地雖然也歷經風波，但科研工作一直沒有停止，而是取得了一個又一個成就。

1972年，鄧稼先被組織上任命為核工業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長。這年，他48歲。

無私奉獻

鄧稼先剛剛參加研製中國核武器時，正是中國三年困難時期，尖端領域的科研人員雖有較高的糧食定量，卻因缺乏副食和油水，也經常餓著肚子工作。鄧稼先從岳父那裡能多少得到一點糧票的支援，他用這些糧票買了許多餅乾，分給和他一起緊張工作的同事們。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他們照樣日夜加班，並且精神要高度集中，因為「粗估」參數的時候，要有物理直覺；晝夜不斷地籌劃計算時，要有數學見地；決定方案時，要有勇進的膽識和穩健的判斷，等等。

◆1974年，黃昆、鄧稼先、黃宛、周光召、楊振寧（從左至右）遊覽北京頤和園時合影。

鄧稼先不僅在高度保密的科研院所里一天接一天地進行緊張的科研，還要經常到連飛鳥都很少光顧的茫茫戈壁灘上，親自指導試驗。在那裡，他度過了一個個四五十度高溫烘烤的夏日，度過了一個個氣溫在零下三十度並遭受狂風飛沙吹打的冬天，在試驗場度過了整整十年的單身漢生活。他有十五次冒著被核輻射傷害的危險，在現場領導核試驗，親臨現場，使他掌握了大量核試驗第一手材料。每次核試驗之後，他不顧生命危險，第一個跑到現場去採樣，以證實效果。最緊張的是他同時進行原子彈和氫彈研究。他和于敏一起確定了「鄧—於方案」，此方案為兩彈相繼研製成功，起了最關鍵的作用。在他和科研人員共同努力下，中國研製兩彈間隔時間最短，法國用了8年、美國用了7年、蘇聯用了10年。中國創造了世界上兩彈研製間隔時間最短的奇蹟。

鄧稼先雖長期擔任核試驗的領導工作，卻本著對工作極端負責任的精神，在最關鍵、最危險的時候，他總是不顧個人安危，出現在第一線。在核武器插雷管、鈾球加工等生死繫於一髮的危險時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員身邊，既加強了管理，又給作業者以極大的鼓勵。鄧稼先寫了一首詞，既是他自己無私奉獻的寫照，也是為了鼓勵其他科學研究人員：

　　踏遍戈壁共草原，

　　二十五年前，

　　連克千重關，

　　群力奮戰自當先，

　　捷音頻年傳。

　　蔑視核訛詐，

　　華夏創新篇，

　　君視名利如糞土，

　　許身國威壯河山，

　　功勛澤人間。

由於鄧稼先有一種默默無聞工作的精神，加上他們是在與世隔絕狀態下工作，他許多無私奉獻的事迹是在他去世後才發現的。

這裡只講一個真實的故事：1979年，在一次核彈試驗時，因降落傘在半空中突然破裂，原子彈從高空墜落地上，被摔裂。這是一個重大事故，試驗人員也面臨極大危險。為了避免毀滅性的後果，鄧稼先明知接觸原子彈碎片能夠致癌，卻冒著生命危險一個人搶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彈碎片拿到手裡仔細檢驗。也正是從這件事起，他受到了致命的核輻射傷害。鄧稼先回到北京後，身為醫學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彈，強拉他去檢查。結果發現在他的小便中帶有放射性物質，肝臟被損，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一句話，他已經被放射物質嚴重損傷，得上癌症的幾率已經極大。但鄧稼先卻不在乎，不久，又回到核試驗基地。回到基地的他，因受到放射性物質傷害，已是身體虛弱，步履艱難，但他堅持要自己去裝雷管，並首次以院長的權威向周圍的人下命令：「你們還年輕，你們不能去！」就這樣，他帶著病，繼續在基地工作了很長時間，錯過了最佳治療時間。

◆1979年，尋回未爆的核武器彈頭後，鄧稼先(左)與趙敬璞合影。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鄧稼先迎來了他科學事業的第二個春天，黨組織對鄧稼先也給予充分信任。1979年，組織上任命他擔任核工業部第九研究院院長。1980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原稱學部委員）。1982年，他獲全國自然科學一等獎。當選為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84年，他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是年，中國地下核試驗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鄧稼先高興地寫下這樣的詩句：

紅雲衝天照九霄，

千鈞核力動地搖。

二十年來勇攀後，

二代輕舟已過橋。

鄧稼先的科研任務越來越艱巨。但他以自己的奮鬥精神和奉獻精神，迎難而上，拖著病體，擔當起了更加繁重的研製任務，並且依然像以前那樣拚命工作。1982年的一天，已經擔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長的鄧稼先親自到試驗現場指導時，井下突然有一個信號測不到了，大家十分焦慮，人們勸他回去，他只說了一句話：「我不能走。」直到他指揮大家解決了問題，才和大家一同回去休息。

1985年，鄧稼先已經病勢沉重，組織上強行安排他住院治療，他才住進北京的一家醫院。病榻上，他平靜地說：「我知道這一天會來的，但沒想到它來得這樣快。」彌留之際，他仍然惦記著祖國戰略武器的發展，在身體極度虛弱，每次拿起筆來寫字都要出一身虛汗的情況下，還仍然和于敏一起研究中國武器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寫下一行行事關中國未來的文字，最後和于敏聯名，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關於中國核武器發展的建議書。鄧稼先用自己最後的生命力量，向祖國獻上了一片赤誠。

鄧稼先的癌細胞已經大面積擴散，他自己心裡也十分清楚，自己臨近生命的終點了。在此情況下，他只提出一個要求：在國慶節時，去看看天安門。當他在有關領導幹部和醫務人員陪同下，來到天安門廣場時，望著天安門城樓上的國徽，他心情激動不已。他多麼希望自己再多活幾年，為中國的富強再盡一點兒力量啊！

黨和國家盡全力挽救鄧稼先的生命，1985年8月為鄧稼先做了切除直腸癌的手術，1986年3月做了第二次手術，1986年5月又做了第三次手術。同時給了生命即將終結的鄧稼先以特殊榮譽和照顧。1986年7月16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鵬前往醫院授予他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組織上還為他個人配備了一輛專車。但具有很高思想境界的鄧稼先，即使在生命即將結束時，仍然保持著謙虛謹慎的品格，更不願意接受組織照顧。在生命最後幾天，他只是在家人攙扶下，坐進這輛專車，轉了一小圈，表示已經享受了國家所給的待遇了，然後就請組織上把專車用到工作上去，派給更需要的人。

中央盡了一切力量，卻無法挽救鄧稼先的生命。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享年62歲。他臨終前留下的話仍是：「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在他去世13年後，1999年國慶50周年前夕，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又向鄧稼先追授了金質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