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之為飲，源於神農」——唐朝長江地區的茶園分布概況

文/木橋看世界

編輯/木橋看世界

前言

長江流域自古就是我國茶業的重要產區，湖北隨州一帶仍有「神農於離山授人以陶器煮茶」的神話，因此，「茶之為飲，源於神農」的說法仍在民間廣為流傳。

20世紀80年代早期，考古學家們在貴州晴隆縣的雲頭山上，在一片原始叢林中，發掘出了一百萬年前就已存在的茶葉種子。

自20世紀初期以來，在雲南，貴州，四川，四川，湖北，安徽等長江地區相繼發現了一些古老的古茶樹。

其中雲南省鎮沅縣九甲鄉的錢家寨有兩株生長於春秋戰國時期、距今近2700年、距今近2500年的古老喬木，是國內現存最大的一株。

近年來，由於人們喝茶習俗的普及，導致對茶的消費急劇增長，僅依靠野生茶已不能滿足巨大的市場需要。

因此，在我國，以人工栽培為基礎的茶園數量不斷增加，並逐步成為我國茶產業的核心區域。

對於唐朝的茶園，今人根據各種歷史資料對其進行了不同的分類。

現以《茶經》、《膳夫經手錄》、《通典》、《元和郡縣圖志》、《全唐詩》等文獻為依據，概括出唐朝長江地區的茶場分布概況。

一、論長江上游茶業

唐朝時，長江上游地區大體由劍南道，山南西道，山南東道，西南黔中道組成，大體與今天的四川，重慶，雲南，貴州和陝西西南部的略陽等地區構成。

唐朝時，長江上游66個州，包括南詔縣在內的23個州都有茶葉生產，該地區的茶州雖少，只有全國的1/3，但其出產的茶品種卻是多種多樣。

川西茶區包括蜀州，彭州，邛州，益州，雅州，眉州，綿州，還有瀘州，渝州，涪州，忠州，夔州，歸州，黔州，夷州，思州，費州，播州等州，位於長江主幹與涪陵水邊。

其中川西茶區的茶業最為悠久，自漢朝以來，武陽就已經有了一個特殊的茶市，當時「武陽買茶」的童子遠也是最早的一次購買茶水的紀錄。

在《華陽國志·蜀志》的「南安縣」一欄中，常璩說：「南安，武，以茶葉聞名。」由此可見，嘉州的茶葉在這個時代已經很出名了。

唐朝時，長江上游各州出產許多名茶，而最有名的就是蒙古茶葉，《元和郡縣圖志》說：「茶葉以民風為貴，茶葉以民為尊。」

「劍南人有一種叫『青蓮』的植物，名為『青蓮』。」關於蒙鼎茶在唐代之前的記錄寥寥無幾，但在唐代曾有過貢茶。」

但《新唐書·地理志》中「雅州盧山郡」條云：「土貢金、茶葉、石菖蒲、落雁木。」

中並沒有提到蒙鼎茶的確切來源和名字，在《茶經·八之出》中，陸羽對「劍南茶」的評價中，以彭州為上品，雅州為次，並指明了「名山縣」、「百丈縣」的主要產地。

可見「蒙頂茶」在唐朝初期是不出名的，雅州蒙山產的茶葉，直到9世紀以後，才逐漸躋身於著名茶葉的行列。

據《元和郡縣圖志》中「劍南道嚴道縣」的記載：「蒙山在縣南十餘公里處，每年奉上的茶葉，皆為蜀第一」。

元和之前，一捆捆的錦緞不能抵得上一斤先天蒙頭，是以，人們都在為茶葉的優劣而爭論不休。

短短几十年，新安草市一年的產量，就達到了百萬兩銀子，雖然不是最好的，但也是最好的底子，也沒有比這更好的了。

這就是它的難處，蒙山附近的茶戶為了牟取暴利，都在種植茶葉，以假茶葉為名。

新安茶是蜀茶中的佼佼者，雖然比不上孟嘗茶，但勝在物美價廉，「無論南來北往，百里之地，其香味始終不減，每一年，都有幾百公斤的糧食，撒向東方，這是一種美德。」

關於唐朝長江上游地區的茶，歷史上沒有具體的記錄，只知道「新安草市，一年出產幾百萬石」。

和浮梁茶一樣，屬於「以多為貴」的大眾茶。其他的一些著名的茶葉，雖然沒有「蒙頂茶」那麼稀有，但是數量並不多。

但長江上游的茶，已出口海外，邛州的火番餅銷往西番和党項，綿州的昌明野味，也曾在吐蕃的贊普大營中見到過。

《太平寰宇記》中的《黎州民情》中說，黎州是西域和蠻族的聚集地，「元無市，只有西域和漢域之間的交易，沒有貨幣，漢域用的是絲綢和茶葉，西域用的是辣椒和鹽巴，還有馬匹。」

由此可以推斷，一般民族所喝的茶，主要來源於邊境互市，而漢人在黎州附近的雅州，邛州，眉州，嘉州，則可以推斷。

雖然吐蕃的贊普營也有一些從長江中下游運來的茶，但這些茶都屬於稀有貨色，很難流傳到民間；民間所用的茶，大多來自於川西的上游地區。

二、茶業在長江中的應用

唐朝長江中游區大體由山南西道梁州與洋州，東北山南東道，東黔中道，西淮南道，以及江南西道組成。

該地區的茶園面積很大，其中產茶州超過半數，其茶園主要集中在峽州，襄州，荊州，鄂州等江漢茶園。

洞庭湖盆地以岳州，朗州，潭州，衡州和邵州為核心的茶葉產區；在彭蠡湖盆地，以江州，蘄州，饒州，洪州為核心的茶葉產區。

以三大茶區為中心，在三大茶區周圍，還散落著幾個小型茶區。三大茶區都以盛產名茶著稱，而江漢茶區中的峽州更是數一數二的，陸羽在《茶經·八之出》中將遠安，宜都，夷陵三縣的茶稱為「最好的」。

只有淮南的光州，湖州的顧渚，越州的餘姚，劍南彭州的劍南彭州，才能與之媲美，而《唐國史補》中的「碧澗」、「明月」、「芳蕊」、「茱萸」四種茶。

在《膳夫經手錄》中，「茱萸簝」屬於「顧渚之流」，並說：「宜陵附近，有一種小江源茶，雖然同出一種，但卻更勝茱萸。」

把「小江源茶」排在峽州的第一位，可見峽州的茶，也是一種有名的茶。洞庭湖一帶的茶區中有岳州的江邕湖和衡州的衡山。

彭蠡湖一帶的茶區中有洪州的西山白露，蘄州的祁門團黃，以及荊州的江陵的南木，這些都是從這些地區得到的。

這五個品種都是《唐國史補》中記載的，而《唐國史補》中記載的20多個品種中，就有9個品種分布在長江中游一帶，可見該區域的名茶數量之多，也證明了該區域的栽培和處理技術在唐朝的發展也是非常成熟的。

唐朝中游區域是我國茶葉生產大國，尤其是以浮梁為主要品種的中、低級品種最為豐富。

浮梁縣是我國最大的茶葉生產基地和銷售中心，每年「產茶700萬擔，稅賦15萬貫」。

「馱」字不是官方稱的負重，它是一種馬兒所能負重的東西。結合有關唐朝茶稅的歷史資料，我們可以看出，唐朝德宗建中時，就已開了茶葉稅，並以十分之一的茶葉作為賦稅。

到了武宗時期，整個國家的茶葉稅收在40萬到50萬之間，浮梁一縣的稅收就達到了15萬，超過了整個國家的1/3。

相較於長江上游的茶葉產區——長江上游的劍南道，每年繳納四萬貫的茶錢，其巨大的產出，足以讓江南的商賈們趨之若鶩，就像《茶酒論》中說的「歙州浮水，四海來尋」，又像白居易的《琵琶行》中說的「重利輕離合，前兩個月浮水來尋茶」一樣。

不僅在浮梁，在衡州，蘄州，鄂州，都以出產豐盛的茶葉著稱，《膳夫經手錄》中說：「衡州衡山有一種茶葉，每一年都有上百萬的茶葉。」另外，《蘄州茶》、《鄂州茶》、《至德茶》等，其收入和賦稅，更於浮梁。

在唐朝，長江中游地區的飲茶範圍很大。像茱萸、邕江、西山白露這些珍貴的茶葉，都是用來進貢給朝廷的，甚至還出口到了海外，在《唐國史補》中，就有一篇關於祁門和邕江的文章。

茶葉價格昂貴，數量有限，是達官貴人送禮的好東西，齊己就曾寫過一首詩，向朋友致意，說過：「惟有江寧，豈是凡夫俗子？」

名牌茶終究是少數，長江中游地區的消費市場還是以中等偏下的茶類為主，其中就有「山東關西，閭閻村裡都食用」的浮梁茶。

有「蘄州茶，鄂州茶，至德茶，陳，蔡，北，幽，並，南，人們都還其」；「衡州衡山，出產大塊大塊的糕點，從瀟湘到五嶺，都是以此為供品，交趾之人，也是以此為供品。」

又有「羊團茶，渠江薄片茶，江陵南木香茶，施州山茶，只在江陵和襄陽一帶，千里迢迢而來。」

雖然這種大眾化的茶葉「味道短促，韻低微」，但它的銷售已遍布南北，北方到幽州，南方到交趾。

三、長江下游茶業

唐朝的長江下游區域，大體指的是東部的淮南道，江南的宣州西道，以及江南的東道，它們分別對應的是今天的安徽的東南部，江蘇的南部，浙江和福建的部分區域。

唐朝時，長江下游二十八個州中，有二十二個州是茶葉產地，其茶葉產地以常州，湖州，蘇州，潤州，宣州，歙州，杭州，睦州為核心，以太湖為太湖腹地。

浙東茶葉產區包括越州，明州，台州，婺州和溫州；淮南茶區主要是以舒州、壽州和揚州為主體，閩南茶區主要以福州和建州為主體。

太湖是長江下游茶葉質量最好的地方，出產茶葉之州也大多出產名茶，其中以常州和湖州出產的顧渚山最有名，《膳夫經手錄》稱湖州的顧渚出產的竹筍「除了蒙著頭，再也找不到第二」。

《茶經》也將湖州列為「第一」，其次才是「常州」，其實常州的「陽羨義興」也是遠近聞名的「名茶」，可以追溯到兩漢年間，據《桐君錄》記載：「昔陽，武昌，廬江，晉陵佳品。」

這裡的「晉陵」指的就是唐時常州。在唐宗永泰年間進入朝覲，比湖州古渚的紫竹林還要長。

湖州古渚的紫色竹葉，以明月峽為尊，在會昌時期，當時的湖州總督張文規曾作過一首詩：「山下青綠。吳興三絕莫離，吳會行勸子強」，有「吳興三絕」之稱。

唐朝時期，長江下游的茶業也很發達，歙州的婺源縣，祁門縣，以及宣州到德縣的茶業，都與浮梁縣不相上下。

劉津在《婺源諸縣都制置新城記》中寫道：「太和年間，婺源，浮梁，祁門，德興，有大量的茶業。」

「又有軍士甲胄，十分殷實，號稱奧區。其次是樂平、干越，悉岀厥利，統領議議，輔佐時政，並在必要時，隸彼四邑，以婺源為治所，徵募軍餉，以治所為。」

「以婺源為都城，徵募軍部賦稅，由其管轄」，可以看出，婺源縣無論是在政治還是經濟上，都要比其他三縣強得多。

茶葉的生產也要比浮梁好得多，加上祁門、至德等地，太湖中部的茶區，茶葉的生產也是相當的。

楊曄在《膳夫經手錄》里把茶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以多為貴」類型，主要有浮梁和新安兩種，這兩種類型的茶都是大而粗糙的；另外一種是「少而精者」的著名茶葉，如蒙頂茶葉。

結語

綜上所述，筆者分析認為，長江地區的制茶歷史，在中國古茶史上佔有重要位置。首先，從茶園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除了去嶺南道的韶州，容州和象州以外，其他地區的茶園基本上都是在長江一帶。

唐代建安年間，隨著北朝飲茶風氣日盛，大批茶園從長江一帶向北運輸，使茶園自南北走向南北，形成了一個十分繁榮的茶園。

尤其以揚州為核心的京杭大運河，被譽為「揚一益二」，是唐朝茶場南下的一個主要集散中心，而京杭大運河作為內陸水路，既是南北向的快捷貨運渠道。

又是古代農耕時代貨物長途跋涉的最佳途徑，又是衡量唐朝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關鍵指標，因此，也凸顯出唐朝中晚期國家經濟中心由北向南向南的明顯轉變。

其次，唐產於長江地區的名茶和貢茶，是唐朝的主要經濟來源，而中及之後，南疆各類經濟栽培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尤其是茶業，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

名茶作為茶葉種植的支柱產業，不僅能夠帶動周圍的茶葉的種植加工、茶葉貿易，還能夠推動手工藝及家庭化手工經銷的發展。

也可以說，長江地區茶業的興盛，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並在一定程度上對當時的經濟中心向南方轉移起到了一定作用。再次，長江地區在唐朝的茶樹栽培上表現出不同的地域特徵。

以長江上游為代表，巴蜀一帶有著豐富的茶樹栽培和茶馬交易的傳統，雅安蒙頂山茶主要銷往吐蕃，邊境與藏族等各民族進行著廣泛的交易。

尤其是藏族「七天不吃一頓飯，一天不喝一杯茶」，將茶視為血液和生命，使得川藏茶馬古道成為漢藏交流的一條長達數千年之久的絲綢之路。

雲南境內的一座茶山上，居住著布朗族，哈尼族，傣族，白族等多個民族，他們日以繼夜，辛苦耕耘，精心培育和保護著古老的茶樹。

比如臨滄的鳳青紅茶，思茅的普洱茶，都經過騰衝和瑞麗的騰衝和印度，銷往南亞和東南亞，極大地推動了茶葉和茶文化的對外傳播，成為中國和世界各國之間溝通和溝通的橋樑和紐帶。

參考文獻：

張澤咸《漢唐時期的茶葉》

王洪軍《唐代的茶葉生產——唐代茶業史研究之一》

方健《唐宋茶產地和產量考》

程啟坤、姚國坤《論唐代茶區與名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