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那些人和事：「京海之爭」是怎麼回事？

前幾年，周立波和郭德綱曾發生過「咖啡」與「大蒜」的爭論。

其實類似這類爭論和爭議，由來已久，發生過多次，這些爭論中，數1933年由沈從文發文引起的那次南北文學之爭最為著名，因為上海和北京是南北方的代表城市，加上論爭的雙方大都生活在這兩個城市，所以，這次爭論冠以了「京海之爭」，「京海之爭」，即可以解讀為上海和北京文學之爭，也可能詮釋為海派和京派之爭。

事情的脈絡是這樣的……

1933年10月18日，已發表《石子船》等多篇小說、與張兆和已結婚，在山東大學任教的沈從文發表了《文學者的態度》一文，文章中，他把上海那些寄生於書店、報館、官辦的雜誌的作家，和北京那些寄生於大學、中學，以及種種教育機關中的作家，稱為「玩票白相的文學家」，他認為：作者的態度，若永遠是票友與白相人態度，則對中國文學理想的偉大作品之產生將毫無幫助。

沈從文本意以及文章思想的表達，均無褒抑哪方，更無挑起南北爭鬥的意願，但好事者還是從語氣和指代中發現了差別，認為沈從文《文學者的態度》一文就是指向海派的發難之作，至此「京海之爭」戰火燃起。

1933 年 12 月 1 日，筆名為蘇汶、杜衡的作家戴克崇針對沈從文的文章，發表了《文人在上海》的短文，文中對沈從文將上海文人稱為「海派」表示了不滿（說明：那時，海派一詞還未脫敏，確實有歧視的意思），同時為上海作家進行了辯護。

針對戴克崇的指責，沈從文有些生氣，不久就又發了一篇駁斥戴克崇觀點的《論「海派」》的文章，這篇文章不像第一篇那樣還有所顧忌和保留，壓抑著情緒，這篇文章火力全開，毫不客氣的曆數了海派文人的所謂穢行，並將這些行為指責為「玩票白相」。

此後，京滬兩地許多文學大家也都參與其中，魯迅、曹聚仁、師陀、徐懋庸等均發文表達觀點，一向說話犀利的魯迅認為「『京派』是官的幫閑，而『海派』則是商的幫忙」。

爆發於上世紀30年代的這段文學公案，別的成果難以量化和顯現，但有一個突出的成果就是將「海派」一詞脫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