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軍統局總務處長、保密局雲南站站長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回憶：「1949年和1950年，被捕的軍統局將官一級的高幹有不少，我在戰犯管理所和監獄見到過的熟人便有不少，如軍統局軍事情報處處長鮑志鴻、訓練處處長鄭錫麟、電訊處副處長董益三等不下幾十人；外勤區站長等就更多了，如文強、徐宗堯、李俊才、陳旭東等數以百計的軍統骨幹分子。」
文強列的那份名單很長，咱們只列熟悉的名字：文強就是《特赦1959》中劉安國的歷史原型，《潛伏》、《滲透》、《光榮時代》中似乎也有李俊才、陳旭東、徐宗堯的影子。
諜戰劇往往喜歡以真實存在且比較有名氣的特務為劇中人歷史原型，但那些「歷史原型」進了戰犯管理所，卻十分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特務身份。
特務不願意承認自己是特務的原因，戰犯管理所所長王英光（歷史原型為姚倫，反映戰犯學習改造生活的電影《決戰之後》，演職人員表第一個出現的就是顧問姚倫）說得很清楚：「特務是我們人民最痛恨的人，如果把他的身份定義成特務，那麼也許有一天他就會受到懲罰，難以被寬恕，難以走出功德林。」
王英光所說的那個「他」，就是以第十五綏靖區中將司令官身份被俘的康澤，此人在擔任別動總隊總隊長期間，是與戴笠、徐恩曾齊名的大特務，也是復興社的主要創始人之一，還差點當了特務處（軍統局前身）處長——當時復興社成立特務處，老蔣是想讓康澤當處長的，康澤不肯干，這才有了戴笠、鄭介民分任正副處長。
康澤在回憶錄《復興社的緣起》也證實了他差點當上老蔣最早也是最大的特務頭子：「蔣叫我和桂永清兩人到裡面房間去，對我說：『特務處的職務很重要，現在還沒有適當的人，他們對我說，你很相宜。你擔任這個職務怎麼樣？我事前一點不知道，沒有思想準備，感到很突然，因此我答覆：『不相宜，性格不相宜。』」
康澤沒有當復興社特務處處長，卻當了別動總隊總隊長，也成了蔣系三大特務體系之一的大頭子，還帶著武裝特務與紅軍作戰，並殘忍地殺害了很多人，他之所以承認自己是綏靖區中將司令，卻不承認自己是大特務，圖的就是早一點特赦。
1963年4月9日，康澤以第十五綏靖區中將司令身份，第四批獲得特赦，這倒不是因為他的「不承認」招數奏效，而是他身份特殊，而且改造得也挺積極。
當過特務卻不願意承認自己是特務的康澤第四批特赦，與他持同樣態度的劉安國歷史原型文強，被俘時是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參謀長、代參謀長，所以「劉安國」說自己是「軍事參謀人員」也不是瞎編，但他並沒有像康澤那樣提前特赦，而是一直等到了1975年3月19日的第七批，也就是最後一批全部特赦。
文強的身份比康澤還特殊，儘管他被俘時的身份確實是軍事參謀人員，但從1936年擔任任浙江中央警官學校情報參謀訓練班中校政訓員，直到1946年擔任 軍統局東北辦事處處長兼任東北行營督察處處長、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督察處處長，他在軍統「工作」的時間太長了，而且還是軍統少數幾個中將之一，他說自己不是特務，絕大多數人都不會認可。
據文強在回憶錄《新生之路》和《口述自傳》中描述，他改造的態度並不是不積極，還擔任了功德林《新生園地》文藝專欄責任編輯，他對管理所也是充滿了感激之情：「我三次住院，管理所為了搶救黃維和我的生命，竟付出這樣的代價（去香港採購特效藥）。人終歸是有理性的，我能不感動嗎？後來我才知道，豈止黃維和我兩人，杜聿明、范漢傑、康澤、徐遠舉等等，都是從九死一生的重病中搶救出來的。」
這些高級戰犯，替老蔣賣命的時候百病纏身而得不到醫治，進了戰犯管理所才有了這樣好的醫療條件，要是不被抓，估計他們都不會那麼長壽——筆者曾做過統計，第一批走出功德林的十位特赦人員平均壽命八十三點二歲，有四人超過了九十歲，文強在《口述自傳》中很欣慰：「我的後半生很長。從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認為自己一直在紅旗下生活。我家二十代以內都沒有九十歲以上的人，我活到現在九十多歲，還在活。這是我很大的幸福嘛，感覺非常圓滿，感覺越活越有意義，我還有充沛的精力，不知老之將至。」
文強並沒有因為自己最後一批特赦而感到不平，甚至還有些慶幸——他在《新生之路》中說自己有十來年是坐在「保險箱」里，至於他為什麼這樣說，特赦後又「回去」呆了一段時間的沈醉應該十分清楚，因為可能會涉及一些敏感話題，這裡就不引用文強回憶錄的原文了。
提到沈醉，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他被抓的時候也是一個中將，而且還提出過申訴，說自己已經不是特務，而是「雲南遊擊總司令部中將司令」，並且在雲南起義通電上簽字，並公開發布通告，要求雲南全境特務放下武器停止活動。
沈醉那個「中將司令」並不是正規軍，而且「游擊總司令部」只是一個空架子，沈醉還沒來得及招兵買馬，就被盧漢扣了起來。
沈醉說自己已經不是特務而是游擊司令，這個說法肯定沒有得到有關方面的認可，這是很公平的——即使他真是什麼司令，那也就是跟康澤的別動總隊、戴笠的交警總隊一樣，都是特務武裝。
沈醉說自己已經是中將司令而不是保密局特務，這一點說不通，因為他的「保密局雲南站站長」的身份並沒有改變，至於他是不是起義將領，在起義通電上簽字是主動還是被迫，他在回憶錄中也毫不諱言：「1949年，我被人用槍口頂在我腰上而在起義通電上籤了名的檔案，盧漢把它壓在雲南30年。後來因管理檔案發現而承認我的起義，1980年，遂把我改為「起義將領」，我的答覆是誠懇的：『像我這樣過去做了那麼多惡事的人，得到確已改惡從善的高度評價，我非常珍惜，不用說，我自己不會去請求改換（特赦通知書換成起義將領證明），就是通知我改換，我也會以感激的心情加以婉謝。我將永遠保留這張最珍貴的特赦令，而不想要起義將領的證明書。』」
沈醉在起義通電山簽字後，還秘密地與余程萬、李楚藩、李彌、沈延世、石補天、童鶴蓮等人皆為「七兄弟」圖謀不軌，他在《軍統內幕·雲南解放前夕軍統在昆明的特務活動》中承認：「七個人都不甘心於舊時代的死亡，時時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後，再來一次報復性的行動，把已解放了的雲南重新置於蔣介石和自己的統治之下。大家把扯下來投入字紙簍的勛標和領章等重新拾起來保存著，準備再用。」
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將軍級特務的數量比正規將軍的數量少一點也有限，幾乎佔了三分之一的名額，但絕大多數都是1975年最後一批特赦，比較「特殊」的就是沈醉和原軍統局電訊處少將副處長、第十五綏靖區第二處處長董益三，他們都是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在所有特務中，屬於出去最早的。
這三個中將特務都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特務身份，但歷史改變不了，就像王英光所說的那樣：「人走過的路，都會留下足跡，有足跡就會被人看到。」
康澤、文強、沈醉這三個中將級特務，不管他們承認不承認，其曾經的身份都隱藏不住也改變不了，讀者諸君對此肯定也有準確的判斷：功德林這三個中將戰犯都不願承認特務身份可以理解，沈醉自辯的理由，是不是還不夠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