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近期美國加征關稅之舉，進一步加劇全球政經格局走勢的不確定性。如何應對日益加大的不確定性？對於中國來說，重要舉措之一就是持續擴大內需，努力把消費打造成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壓艙石，更好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上海財經大學講席教授汪偉看來，大力提振消費不僅是穩增長的當務之急，也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命題，更是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必然選擇。以下是他在上海財經大學的演講。
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將「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作為今年的首要任務。前不久，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對如何大力提振消費作出具體安排。這一戰略部署無疑是立足國內、放眼長遠的戰略之舉，是增強我國經濟發展主動性、穩定性和安全性的關鍵所在。消費為何重要？如何大力提振消費？今天的演講，我圍繞上述問題跟大家分享個人的一些思考。
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尚未充分發揮
消費是生產的目的和動力，是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和壓艙石，也是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體現，其基礎性作用不言而喻。作為國民經濟循環的起點與終點，消費可以創造出新的投資和生產需要，促進產業發展和技術創新，提升供給質量；同時消費所帶來的投資和就業機會可以反哺居民收入，進一步帶動生產和消費，從而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
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當一個國家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後，中等收入人群增多，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層次不斷提高，消費結構升級加快，消費率會逐漸上升到一個較高的水平，消費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在需求側，我們把消費、投資、出口稱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但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於投資和出口拉動，消費在經濟中的佔比偏低。數據顯示，我國最終消費率自2000年的63.6%持續下滑至2023年的56.8%，與發達國家70%-80%的水平存在顯著差距；居民消費率自2000年的48.6%降至2023年的39.1%，也遠低於發達國家60%的水平。2024年，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4.5%，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為2.2個百分點，顯著低於近十年來的平均水平，顯示出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未能充分發揮。
從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看，全球經濟增速中樞下移與地緣政治衝突交織，特朗普2.0衝擊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全球貿易戰愈演愈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加速演進。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數據，全球貿易增速已從2024年的3.2%驟降至2025年一季度的0.8%，接近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水平。我國出口依存度已從2006年35.4%的峰值回落至2023年的17.8%，外需增長動能衰減態勢明顯。從國內發展看，城鎮化率突破66%後，房地產、基建等投資的邊際效益遞減，2024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降至3.1%，單位gdp投資強度較2010年下降28.3%。與此同時，14億人口的超大規模市場尚未完全激活，202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48.8萬億元，但人均消費支出僅為3.6萬元，不足美國的1/5。
因此，在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多變、國內發展模式轉型的背景下，大力提振消費不僅是穩增長的當務之急，也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命題，更是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必然選擇。
我國消費增長的潛力與戰略機遇
大力提振消費不僅具有緊迫性，而且也具有可行性。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消費增長具備以下潛力與戰略機遇：
（一）中等收入群體擴大與消費升級浪潮
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擴張是消費升級的核心動力。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約4億人，佔總人口28.6%，預計到2035年該群體將擴大至8億人，佔總人口的比例超過50%，這一進程將推動消費需求從「量」的增長轉向「質」的提升。
服務消費的增長成為主要特徵。2024年教育、醫療、文娛等服務消費佔比提升至46.1%，預計2030年將突破60%。老齡化加速催生銀髮經濟，2025年我國銀髮經濟市場規模預計突破10萬億元。日本的經驗表明，65歲以上人口佔比超過28%時，醫療保健支出增速將長期維持在gdp增速的2倍以上。
綠色消費的革命性突破同樣顯著。新能源汽車滲透率從2020年的5.4%躍升至2024年的35%，我國在光伏、動力電池等領域的全球市場份額超過60%，產業優勢正轉化為消費端競爭力，形成「技術迭代—成本下降—消費普及」的正向循環。
數字消費的生態重構更具顛覆性。直播電商、即時零售等新業態，使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重達26.8%。2024年，抖音電商的商品交易總額約3.5萬億元，其「興趣電商」模式通過演算法精準匹配供需，將商品轉化效率大幅提升，正在重塑全球零售業競爭規則。
（二）超大規模市場的縱深優勢
我國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市場，通過多層次需求釋放與創新協同，可以構建獨特的消費擴張動力。地理空間上，地區間的消費梯度差異創造了持續迭代的市場縱深，中西部地區的特色產業藉助新業態實現了高速增長，下沉市場消費從基礎需求向品質化加速轉型。
龐大人口基數與數據資源推動供需精準匹配，人工智慧技術顯著提升了傳統行業效率，柔性製造體系加速技術商業化落地。超大規模需求倒逼產業鏈升級，本土企業憑藉快速迭代能力在高端市場持續突破。政策層面通過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降低要素流通成本，完善城鄉流通網路，為消費擴容提供了基礎設施保障。
我國國內市場的內生循環能力支撐產業突破技術瓶頸，自主創新能力持續增強。超大規模市場如同生態體系，既通過需求分層消化產能，又以創新培育新增長極，形成抗周期波動的發展韌性。這種多層次、多維度的縱深優勢，使我國消費需求在規模擴張中持續積累結構升級動能，為全球消費變革提供獨特範式。
（三）經濟轉型的制度性紅利
我國經濟增長模式正在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變、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經濟轉型的制度性紅利正在重塑消費增長的底層邏輯。通過系統性破除制約消費潛力釋放的體制機制障礙，形成供需高效匹配的新型制度環境。
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可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形成支撐品質消費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戶籍制度改革可以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推動3億新市民加速融入現代消費體系，其文化娛樂、教育培訓等服務型消費需求將持續釋放。要素市場化改革可以打通技術、數據等創新要素向消費領域轉化的通道，使個性化、智能化等新供給能夠快速響應市場需求變化。知識產權保護升級與市場准入優化則可以激發民營企業創新活力，為文化ip、專利技術等輕資產開闢融資通道，加速供給端創新迭代，催生國潮品牌、原創設計等高質量供給。
不同於傳統增長模式，當前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制度創新更注重激發微觀主體內生動力。當企業創新門檻降低、居民消費能力增強，便容易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良性循環。這種以制度優勢催化市場活力的路徑，正在將中國超大規模人口優勢轉化為可持續的消費動能，推動消費增長從政策刺激轉向制度性內生驅動。
大力提振消費的政策框架與戰略選擇
在看到潛力與優勢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由於收入分配不均、供需結構性錯配、社會預期轉弱、制度環境制約、城鄉與區域發展失衡等原因，我國的消費潛力未能充分釋放，仍需要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來激發消費增長動能。為此，需要超越傳統的需求刺激思維，將短中長期政策相結合，從消費信心修復、收入分配製度重構、社會保障體系完善、供給質量提升、發展模式轉型與新循環體系重塑等維度實施系統性改革。
（一）短期政策：預期管理與經濟循環修復
短期政策的核心在於打破「預期弱化—消費收縮—經濟下行」的負向反饋機制，通過系統性政策框架提振消費信心，修復經濟循環的流動性。這一階段需構建以預期錨定為核心、民生保障為基底、資產價格穩定為支撐的三維干預體系。
在需求側，政策的著力點在於構建社會安全網的韌性。通過制度性工具強化對中低收入群體的定向支持，擴大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面與保障深度，尤其需關注新經濟形態下的就業脆弱性。財稅工具的運用應聚焦於消費補貼機制的精準化設計，通過數字化貨幣工具實現轉移支付的高效穿透，同時通過結構性減稅引導消費需求向戰略性領域遷移，形成短期刺激與長期升級的協同效應。
供給側的政策干預需聚焦資產價格的動態平衡。房地產市場的調控需從單一價格管制轉向系統性風險緩釋，通過金融工具創新實現市場出清與預期穩定的動態均衡。資本市場的穩定性維護需強化逆周期調節機制，引入長期資本以平抑市場波動，防止資產價格超調對居民財富的侵蝕效應。此階段的政策需體現「預期干預」的前瞻性，通過高頻數據監測與信息透明化建設，構建市場主體的理性預期形成機制，將政策信號有效轉化為經濟行為的穩定錨。
（二）中期政策：結構性改革與制度重構
中期政策需突破制約消費潛力的深層制度約束，推動經濟系統從「要素驅動」向「制度驅動」轉型。這一階段的改革應圍繞收入分配體系調整、供給系統升級、市場空間整合三大維度展開，形成制度創新的乘數效應。
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需實現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協同優化。在初次分配層面，構建勞動報酬與經濟增長的動態關聯機制；在再分配層面，要強化稅收體系的調節功能，完善資本利得稅制設計，建立覆蓋財產性收入、遺產贈與等領域的累進稅系，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精準化重塑社會財富流動格局。更為重要的是，構建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的培育機制，通過教育、職業發展、創業等途徑，推動低收入群體通過能力提升進入中等收入階層，實現階層的向上流動。
供給體系的升級需實現需求牽引與供給創造的良性循環。在微觀層面，構建以消費者為主導的供給響應機制，通過需求信號傳導倒逼生產系統柔性化改造；在宏觀層面，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重點突破制約消費升級的技術瓶頸與制度壁壘。服務供給領域的改革需破除行政性壟斷，通過市場化競爭激發供給主體活力，同時建立服務質量認證體系與追溯機制，破解服務消費的「檸檬市場」（信息不對稱）困境。
城鄉與區域協調發展需突破空間資源配置的體制性障礙。通過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激活城鄉消費潛力，構建跨區域的消費基礎設施網路，推動形成多層次、梯度化的消費空間格局。制度創新的重點在於破解地方保護主義，通過財稅體制重構激勵地方政府從「分割競爭」轉向「協同發展」，在統一大市場框架下培育區域特色消費增長極。
（三）長期戰略：發展模式轉型與新循環體系重塑
長期政策需推動經濟系統從「重生產輕消費」向「重消費與人的發展」轉型，構建以人的全面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導向的新型發展模式。這一轉型包含三大戰略維度：人力資本積累、消費和生態協同與新循環體系重塑。
人力資本積累是消費驅動的根本支撐。人力資本投資驅動消費增長的核心邏輯在於，通過提升勞動力質量構建「能力—收入—消費」傳導機制。政策設計需優化公共教育投入機制，建立覆蓋全生命周期的能力培養體系，將教育投資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升。建立職業教育與產業需求動態銜接機制，通過稅收優惠引導企業加大在職培訓投入，強化勞動者技能更新的政策保障。重點發展數字素養教育等新型人力資本形態，通過「投資於人」的制度創新激活人口質量紅利，形成人力資本積累與消費升級的雙向賦能。
實現消費增長與生態文明的協同發展，需構建制度與技術雙重驅動體系。制度層面應建立綠色消費激勵框架，通過碳賬戶、綠色信用評級等工具將生態成本內化為消費決策要素，引導生產端與消費端共擔環境責任。技術層面需深化數字技術與消費場景融合，培育虛實交互、綠色低碳的新消費形態，以技術創新提升消費品質與資源利用效率。同步推進綠色標準認證體系與數據要素市場建設，使制度約束轉化為創新動能、技術優勢升級為消費勢能。
通過制度型開放構建國內需求引領的新循環體系。我國要通過制度型開放努力從規則接受者轉向制定者，提升在數字貿易、綠色認證等國際標準制定上的話語權，將文化消費等中國方案融入國際框架，把市場優勢轉化為規則話語權。制度型開放舉措如跨境隱私保護、數字服務互認等創新規則，既吸引全球優質資源使消費者共享技術紅利，又倒逼國內產業升級，推動數字產品、數據治理等供給體系提質增效，通過優質供給創造消費需求。以這種雙向作用機制，最終構建起以國內需求引領全球供給的新循環體系。
最後，我想強調一點。大力提振消費，本質上是經濟系統的深層變革，因此，短期、中期、長期政策的實施需遵循「動態銜接、系統集成」的原則。預期管理為結構性改革創造緩衝空間，制度重構為發展模式轉型奠定基礎，而模式轉型則為政策迭代提供方向指引。在此過程中，需警惕政策工具的碎片化風險，通過跨部門協同機制與政策評估體系的完善，確保各項改革形成合力。
更為重要的是，消費政策的制定需超越傳統經濟政策的工具理性，將其置於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整體框架中加以審視。消費不僅是經濟增長的引擎，更是社會價值重塑的載體。通過消費領域的制度創新，可同步實現經濟效率提升、社會公平增進、文化價值引領等多重目標，最終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消費文明新形態。這一進程既是對西方消費主義模式的超越，也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內涵的豐富與發展。
【思想者小傳】
汪偉，上海財經大學講席教授、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創新團隊首席專家、城鄉消費與人口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消費經濟學會副會長，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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