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進入大廠1480天，經歷了一次轉崗、一次優化之後，張小滿徹底離開了。她一度覺得自己是這個體系的失敗者，在一個相對「邊緣」的崗位，難以成為一個「好用」的工具。
離職的時刻，她決定寫下這四年的故事。她試圖拆解大廠作為一個龐大系統的運作規則，比如向上管理、包裝彙報、領導的「金手指」就能決定一個普通人的職場進退等等。一個人如何捲入，又如何被甩出，不同的人各自有怎樣不同的選擇和反思。
她在大廠的四年，也是國內互聯網行業驟變的四年。降本增效之後，寒冬波及到這艘巨輪上的每一個人。當泡沫破碎，很多人開始反思「卷」的意義，也退回生活中自我保全。當下，大廠又在追逐新的ai風口。大廠變了很多，故事中那些和她有過交集的大廠人，總監、程序員、法務、心理諮詢師等等，也各自有了新的方向。
編輯丨王珊瑚
2020年，入職這家大廠的第一天，高挑的大廳讓我聯想到歐洲的教堂，外形現代的建築，幕牆由一排排矩形玻璃窗戶拼接起。走在樓下廣場，就是走在它的陰影里，在這座很大的「白領的水晶宮殿」，我感覺自己很渺小。
進入大廠之前，我做了蠻長時間的自由撰稿，收入是很低的，生存壓力擺在眼前。可能是自由撰稿的作品被大廠做內容的人看到了，一個朋友告訴我，這家大廠要開新的欄目，採訪內部各種各樣的人，他們需要招一個這樣的員工。
那時候，大廠對我來說是有光環的。我從一所普通的一本大學畢業，像阿里騰訊這些大廠都不會來我們學校校招。2014年在深圳的媒體工作，正好碰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我採訪過很多從互聯網大廠出來的創業者，他們給我感覺很不一樣、很輕盈，好像代表了一種「進步」。
六輪面試，得到口頭offer之後，我被告知「沒有hc（註：head count，即名額）了」，後來才知道他們招了別人。我被推薦到另一個崗，又經歷了幾輪面試，這個曲折的過程讓我極度渴望抓住什麼，收到錄用郵件，我鬆了口氣，像是找到了「岸」。
變化很快，這是大廠給我的第一感覺。面試中很多人都告訴我，他們在選一個能帶去新變化、新氣象的人。我當時就做那種夢，我也許能參與這家公司的歷史傳記的書寫。完全想像不到，一進去是寫項目的新聞稿，一千字的東西反覆磨，給各種領導看，改好多遍。也做自媒體的投放——產品上線了，希望對方寫軟文來推廣。
當時大廠在項目的傳播上，預算還十分慷慨，我們可能花了上千萬的錢。這在我的成長經歷中，是無法想像的，進大廠前我的存款都沒有十萬。為了向我們證明影響力，自媒體可以買數據，我們知道是買的，也會拿去彙報。有時我會覺得就像在做一場表演，硬是把它完成掉。
我所在的是職能部門，純花錢，不創造商業利潤，總是配合別的部門的工作。晉陞空間更小，工資水平更低。在大廠有統一稱呼——「中台」。點開工作app里的組織架構，有一個很大的樹狀圖，打開一個個網狀的枝椏，我們在很末端的位置。一位工作多年的同事給了一個真實定位，邊緣部門的邊緣崗位。
我很快接受了「邊緣」的位置。可能因為我一直遊走在邊緣地帶，小時候從農村到城鎮、縣城，大學在四線城市再到深圳。後來我發現，在邊緣部門，也有同事能做出高光的項目，走到聚光燈下。
陷入這樣的工作沒有太久，一個多月後，突然有一周總監不給布置工作任務了，我很恐慌，坐在斜對面的女生試用期沒過被裁了，危機感是很強的。一個早上接到電話我才知道，部門組織架構變動，我和幾個同事被划出去，分給了另一個leader，然後整個工作的方向、業務都要換掉了。
那一刻我意識到，在大廠，很多東西是個體控制不了的。
一起被划到新部門的同事江小漁試圖說服我，和他一起內部「創業」，做一個內容創新項目，利用大廠的平台和資源，關注數字時代人的境況和發展。我也意識到，那是我當時為數不多可以抓住的機會。
這樣的創業在大廠內部被許可，和當時的互聯網環境有關。2020年正好趕上直播、短視頻、電商、線上社區興起，互聯網行業還是有蛋糕可分，有空間讓大家做這些展示大廠口碑的內容。後來企業越來越難，這些「錦上添花」的功能就會被捨棄掉。
那是大廠「黃金時代的末尾」。
●從格子間落地窗看到的彩虹。
進大廠的第一次考核，臨近過年，我拿了一次低績效。做記者的時候我都沒有被打過很差的，心裡問為什麼是我？組裡必須有人要背一個差績效。上級安慰我，說看長遠一點，你的項目已經啟動了，不要太難過。
我還是很難受，它意味著第二年沒有任何晉陞和漲薪的機會，我要先生存下來。極少的資源，只有我和江小漁兩個人手，用大廠內部的話說，創業項目「冷啟動」了。我們開始做內容，出差採訪寫稿，逐漸組建起小團隊，有了落地活動、預算、外約作者。
四個月後，一篇文章被大老闆點贊，連八杆子打不著的業務線同事都跑來問。上位者的「金手指」，是「對公司有價值」的證明，它會給項目帶來一段時間的安全感。
我們「中台」部門的工作成果沒有辦法完全量化，一個重要的標準是「影響力」。分管我們的總經理下面有上百人，我們對他來說是很小的部門。很多時候我感覺我們要猜他喜歡什麼、最近在焦慮什麼，總經理也在猜上面喜歡什麼。我們調侃，如果老闆是熊貓就好了。我們只需要判斷它愛吃新鮮還是老一點的竹子，可大多數時候他是什麼都想吃一口的雜食動物。
我和業務部門的總監聊過，不像我們文科崗位，他的考評更容易量化，比如給公司帶來的利潤、app的月活。但他也要給老闆提供情緒價值，比如凌晨兩點被叫去開會。
「向上管理」，本質上是一種對人性的把握，有權力關係的職場都會出現，不同的是大廠涉及的利益競爭更大。公司內網會彈出「向上管理」的課程，也會請那種「導師」講課，教你如何踩准老闆的喜好和節拍——如果老闆把我罵了一頓，我要想他為什麼罵我，而不是他不對。
大廠招的都是精英、很聰明的人，當他習以為常地跟你討論這些，有時候還覺得很驕傲的，這種氛圍很容易把人同化，尤其是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很多人是主動工具化的——他們很快明白這個規則想要什麼，把自己變成好用的人，被體系工具化，本質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
我一開始肯定是想過適應的，也想彙報什麼，經常拿著a4紙講幾句，老闆就不願意聽了。後來我把方案寫得更好，再去還是不行。有時候我覺得工作彙報也是一種表演，用精心組織過的語言，嚴陣以待。我發現我在說自己不相信的東西時，聲音都是顫抖的。
在大廠，似乎每個人都在積極爭取彙報，彙報機會意味著ta是那段時間被重視的人。實際上一個項目能否通過，背後有很多原因，比如預算夠不夠、組織架構變動了，包括老闆的心情，會有人去問秘書，老闆心情怎麼樣，如果不好就先暫停一下，第二天再去彙報。
一開始失去一個彙報機會，我心裡還會失落一下，後面不會了。我發現每個人都會經歷彙報失敗，包括同事江小漁。其實我覺得，你去恭維、順應老闆，反而有時候彙報不成功，不如實話實說反而有不錯的效果，老闆更需要聽到不一樣的觀點。
憑藉這個項目，那一年上半年的考核，江小漁是最優級，我屬於中等。之後他淡出了編輯部的管理。及時扔掉舊的，建立新的，才是大廠的工作節奏。而我還願意一直繼續把項目往深了做，因為我覺得這件事還挺有價值的，它讓我連接了很多外部的人，高校、作者、社會學領域的學者等等。
很久之後，我們不再有工作上的交集，回憶起來，江小漁這樣總結：「當時我是一個必須要在工作中拿到積極反饋的人，可能有點像『獵人』，你有點像『農民』。我做不到你那樣有一種續航能力，比如飛機已經燒了一個窟窿，我第一反應是先跳下去再說。」
●一名程序員遠眺深圳這座城市。
我換過四次工位，前兩次基本都是空無一物，一台電腦、一個電話和一個水杯，就感覺這個人不會長久待下去，隨時要跑路。
這四年，我沒有待得很舒服的時候。在媒體寫文章，公眾很容易就有反饋。在大廠，我總是需要靠猜測別人的反應，來佐證我的工作有沒有效果，要顧慮同事的情緒、老闆的情緒，一種極度的不安全感。帶來身體上的反應，我痛經痛得要死，家庭生活也異常混亂。
搬到第三個工位，我買來兩棵植物，很小的羅漢松。可能待著待著，我對那個部門還是有了一點歸屬感？同事里沒有人離職，只有被裁的，很少有人加入進來。
當時互聯網大廠正在由盛轉衰，公司開始「收縮過冬」「降本增效」。陸陸續續有同事被裁，就業環境不好，大家恐懼，也慶幸還有一份工作，拿著不錯的工資。我所在的「中台」部門，受裁員影響相對更小，逐漸變成大家想要轉崗的地方。
以前項目彙報一下通過的時候，我知道這個是鼓勵的。後面的考核，不斷需要證明我這個人對公司有用，項目對公司有價值，這讓我很痛苦。我的項目推進不斷受阻，一個方案要改很多遍，老是通過不了。即使領導說先試一下，可能也是一個安慰。我察覺到危機，有點凜冬將至的感覺。
項目和出版社合作的圖書終於面世，考核後，我被告知沒有調薪機會，原因是公司「過冬」。我想努力符合這個系統的標準，但那一刻意識到，可能毫無意義。那我就不跟你玩這套遊戲了，後來我沒有再參與過一次系統內的晉陞，只是在干自己想乾的事，連接高校，開和互聯網相關的研討會，跟學術雜誌合作。
即使自己從本能上沒有那麼在乎那個體系的考核，不太依附於它，我也根本背離不了，需要它給你一個中等的績效，不被淘汰。互聯網不是一個人浮於事的地方，你不可能在裡面漂浮著待四年，一直要做事，不斷找新的事做，才有可能存活下來，危機感是時時刻刻都在的。
並非我一個人，我的同事江小漁也在彙報中一次次被挑戰。他產生了深深的倦怠感，事情總是無法推進，他意識到，之前追逐過的東西也許只是泡沫，「需要拋開工作目的去連接一些人」。他在工作之外建立自己的秩序。
那段時間，我寫下母親在深圳做保潔的故事，出版了第一本書《我的母親做保潔》，對我的大廠生活是一個很重要的緩衝和精神出口，有另一件事在幫我建立秩序。有一塊新的飛地，是我相比很多大廠人很幸運的地方。
我也因此更多關注到大廠的保潔和保安，保潔阿姨會幫同事的植物澆水、找丟掉的傘，她們也會在樓梯間把手機調靜音看抖音，裡面的人張牙舞爪，像默劇一樣。感覺挺諷刺的，我們共享一片很豪華的辦公樓、共享同一片海景，但她們的生存狀況是那樣的。我也會和保安聊天，我喜歡跟人聊天，有的同事會覺得我不可理喻，天天跟自己工作沒有關係的人聊天。
2023年的五一假期結束後，我沒有收到續簽的郵件，這是個危險的信號。後來某次和間接leader一起坐地鐵回家，她問我，怎麼不考慮生個孩子？後來我意識到，她可能提前得知了我不被續約的消息。一些女同事會通過懷孕保住工作，大家稱為「戰略性懷孕」。
我覺得那是一個更深的陷阱。就算懷孕了，我的工作會減少嗎？要靠別人的同情在大廠生存嗎？我能在裡面待得舒服嗎？我沒有去戰略性懷孕。我在等待壞結果的必然到來。
●張小滿送給同事一瓶自己種出來的黃皮樹。雖然早有預感，但當裁員發生在我身上，還是很難受，有一種被這個體系拋棄的感覺。我分析了一通，結婚了還沒有生孩子，又是唯一的女性，已經快35歲，好像只能裁我。
在會議室里，我不爭氣地流淚。江小漁得知我被裁後，發來一個大哭的表情，「對你也是解脫」。我沒有立馬回復他。解脫好像是離開一整片苦海，我不覺得自己在大廠的整個經歷都像在煎熬。它是很複雜的。
那一波和我一樣，也有別的同事被拉去面聊裁員。不止我一個人身上在發生這些事，這些感受真的只有我一個人存在嗎？我想把這些經歷寫出來，文字是我應對世界的一種方式。
在last day來臨之前，我得到了一個新的轉崗機會，我抓住了它。隨後的九個月，我不再有什麼期待，看命運帶我走向何方。新的崗位是做企業內宣，寫的東西要被審核很多遍，需要正能量。江小漁告訴我，這種才是大廠的常態。
我感覺到嚴重的被否定，無數的人來指導我寫東西，評價我「渲染能力不夠」、「不夠正能量」，像直升機一樣在我頭頂盤旋。我有種一無是處的感覺。在我想提離職前，領導主動來找我，幫我申請了裁員和賠償。
2024年的夏天，我徹底離開了大廠。那天天氣非常好，陽光很燦爛，還有風。大樓前的紅色鳳凰花也開得很燦爛，在地上拖出長長的影子。我沒有覺得自己失去了很多東西，狀態很輕盈，我要開始新的生活了。
我沒有讓任何人送我。我的間接leader在出差，她給我發了條消息，大意是：你的大廠生活已經結束了，我希望你記住的都是開心、溫暖、有意義的瞬間。
這也是大廠教會我非常重要的，和人產生的連接非常難得。
●一名程序員在下班後的人潮中。離開大廠後，我和之前的同事在工作之外的地方見面，大排檔、公園、咖啡館、家裡，聊工作，也聊很多別的東西。工作那個場景會急劇壓縮人的個性，在外面會發現不一樣的東西。比如江小漁很愛拍照，去他家會看到他拍的很多照片，他會把旅行的見聞講給我聽。
一開始我覺得自己是這個體系的失敗者，後來發現不是。沒有被大廠吸附進去，有點抽離，我才能觀察到那麼多別人習以為常的東西。
幾年過去，無論員工、總監、總經理，各自有了新的動向。工作了九年的程序員朋友去年和我一樣遭遇了裁員，他準備賣掉房子離開深圳；和我同一批被裁員的朋友回老家，選擇了自由職業，做手工養活自己。所以走出水晶宮殿以後，沒有那麼可怕。
江小漁升職加薪了，他一直是一個很好的適應體系的人，工作生活也平衡得更好了；總監去了新的ai項目，現在在大廠最高光的地方，部門招人都是碩博起步，開的工資已經高過他，可以用十年時間換別人一輩子的財富。
最近我和書里的寫作對象聊起大廠，這幾年原來的大部門變化非常大。因為業務緊縮，「中台」不太存在了，原來的部門人少了很多。像我和江小魚那時候的創業項目，除了ai部門，現在已經不可能，沒有什麼創新的空間，沒有蛋糕可以分了。
回想那四年，一個我印象深刻的記憶是，疫情有一天和媽媽吵架吵得很兇，沒有地方去，我就去了大廠當時的工位。整個樓層特別安靜，沒有人，窗外是琴葉榕、天堂鳥那種有東南亞風情的植物，有一種夢幻的感覺。它有時候是一個避難所，但你知道你不可能永遠待在這裡享受安靜。
（部分內容引自張小滿的著作《大廠小民》，文中圖片均由講述者提供）
版權聲明：本文所有內容著作權歸屬極晝工作室，未經書面許可，不得轉載、摘編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聲明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