欒保群 | 「廚司」不是「祭司」

周作人 。

《自己的園地》中的《花煞》，在周作人民俗學論著中算是比較重要的一篇，雖然文章很短，但頗能看出他在這一領域學養的深厚。煞鬼或煞神在民間迷信中是廣為人知的，說到底就是人的鬼魂所化：「煞本是死人自己，最初就是他的體魄，後來算作他的靈魂，其狀如家雞。」而「花煞」則與「煞」全非一類，它與鬼魂無關，「是一種喜歡在結婚時作弄人的凶鬼」，「他們時時刻刻等著機會，要來傷害活人，雖然這於他們並沒有什麼好處」。周氏的高明就在於對「花煞」性質的確定，是妖物而非鬼魂。須知就是到現在，不少談鬼的文章，只因為一個「鬼」字，還把疫鬼、精靈、妖怪與「人鬼」攪成一鍋漿糊呢。

為什麼人在結婚時容易犯花煞呢？周作人說：因為人對凶鬼總是提防著，所以凶鬼必須找尋機會，「在人們不大能夠反抗的時候下手，例如呵欠，噴嚏，睡覺，吃飯，發身，生產，——此外最好自然還有那性行為，尤其是初次的性交」。花煞看準這個機會，提前藏進花轎中，然後隨著新娘子進了洞房。「這個怪物大約與花轎有什麼神秘的關係，雖然我不能確說；總之男女居室而不用花轎便不聽見有什麼花煞，如搶親，養媳婦，納妾，至於野田草露更不必說了。聽說一個人沖了花煞就要死或者至少也是重病，則其禍祟又波及新人以外的旁人了，或者因為新娘子遍身穿紅，又熏透芸香，已經有十足的防禦，所謂有備故無患也歟。」周二先生同時申明：「關於紹興的花煞的傳記我實在知道得太少。」

花煞之說可能主要流傳於紹興民間，但江南的別處也不是沒有，只不過叫做「披麻煞」或「紅沙煞」之類了。但總的來說，此類故事並不多，儘管張揚得嚇人，其實對辦喜事並沒有什麼「威懾力」。

《花煞》一文初刊於1926年3月1日的《語絲》第68期，而一星期之後的3月9日，上海的順風先生就寫給豈明先生一封信，題為《結婚與死》。順風是誰，我不清楚，但是紹興人則無疑。信中提供了他所知道的紹興往昔的一件婚俗：

其中最可注意的，便是新娘出轎來的時候所戴的紙制的「花冠」。那冠是以竹絲為架，外用紅綠色紙及金紙糊成，上插有二寸多長的泥人，名叫「花冠菩薩」。照一般的情形說來，本來活人是不能戴紙帽子的，例如夏季中專演給鬼看的「大戲」和「目蓮」，台旁掛有許多紙帽，戲中人物均穿戴如常，唯有出台來的鬼王以及活無常，總之凡屬於鬼怪類的東西才戴這掛在那裡的紙帽。……今新娘也戴紙帽，豈扮作一種花煞神之類乎？

豈明先生對此信又加了一段按語，一起發表在《語絲》第75期中。按語用了不少篇幅介紹古希臘的婚俗，大抵是從哈麗生的《古代藝術與儀式》第一章抽繹出來的，因為周氏又旋即否定了它與紹興花煞的關聯，所以此處也就不必複述。而豈明先生對紹興婚俗的「戴紙冠」則評說道：

中國人的心裡覺得婚姻是一件「大事」，這當然也是有的，但未必會發生與死相聯屬的深刻的心理；獨斷地說一句，恐怕不外是一種辟邪的法術作用罷。這種事情要請專門的廚司來管，我們開篷的道士實在有點力有不及。

本文所談的要點即在此處。

新娘子下轎時要「戴紙冠」，也許為的是「辟邪」。這種辟邪的小法術為什麼開篷的道士「力有不及」呢？這正如開診所的大中醫不肯放下架子用民間偏方，而偏方則是江湖郎中的看家本事。當然這並不是說開篷的道士有多麼堂皇正派。結婚究竟不是生孩子，因此而死亡的危險指數幾乎是零。如果為此而請些道士設壇作法，手掐雷訣，腳邁禹步，書符念咒，招神捉鬼，場面即便沒有「月孛法」那麼血腥，也會把婚禮攪得烏煙瘴氣吧。一頂紙帽子就能解決的事，何必勞動仙師大駕呢！但好像道士也並沒有完全置身事外，紹興人鑒湖漁者《薰蕕並載》卷二「花煞」條有云：「吾鄉娶新婦，彩輿進門，必令道士祝禱數語，而後成親，謂之『遣花煞』。人見彩輿，必避左右，謂犯之必凶。」這「祝禱數語」，真是兒戲般的具文。而用戴紙冠對付花煞，說是法術，倒不如看成民間婚禮中的一個噱頭更有趣。

但有人不是那麼理解，他們想，既然道士都「力有不及」，這花煞簡直就是混世魔王，不弄得喋血洞房就不肯罷休了。可是「廚司」不就是「廚師」么？難道他們比道士的法力還高么？閱遍八大菜系的食單，恐怕也找不到與降妖伏魔沾邊的一道菜吧。顯然，這裡的「廚司」二字寫錯了！如果改成「托塔李天王」或「龍虎山張天師」，那就穩妥得多，可惜與「廚司」二字相差太遠。於是靈光一閃，新版《自己的園地》中的「廚司」就變成了「祭司」！

可是「祭司」又是何物呢？中華大地上從來就沒有過這玩意兒吧（元代也許是個例外）。因為工作性質，我平時翻弄古書的時間多些（雖然看的也並沒有幾本），印象中好像就沒見過「祭司」這個詞兒。相比之下，我讀的「非古書」就更少了，但卻常常在談古埃及、古希臘宗教神話的場合中頻繁地遇到它。那裡的「祭司」在中國古今的宗教中找不到對應的角色，國師、巫師、神媒、神妓都不足以體現他們所有的神職功能和在彼國顯赫的權勢與地位，於是翻譯家就特意造出「祭司」這個新名詞。如若有發昏的婚家執意要請這個「祭司」來對付花煞，就不但須西行兩萬里，還要穿越上千年，倒不如就近去印度請個婆羅門算了。

所以把「廚司」改為「祭司」決不是個好主意。

或有人問：你既然認為「廚司」不可改為「祭司」，那麼你說應該改為何「司」呢？我的看法是，什麼「司」也不改，「廚司」一詞本就沒有錯！而且「廚司」也不難找，不必出國，連浙江省都不必出，其物可能就在紹興城內。豈明先生在「附記」的最後又提到紹興的一例婚俗，說：「那新娘拜堂時手中所執的掌扇，也不知道是什麼用的，——這些緣起傳說或者須得去問三埭街的老嫚，雖然不免有些附會或傳訛，總還可以得到一點線索罷。」 「三埭街的老嫚」是什麼，紹興人都知道三埭街是墮民的聚居地，其詳請看陳順泰等先生所著《三埭街往事》，那真是一本難得的好書。「掌扇」的事問老嫚，「紙冠」的事找廚司，豈明先生對同是紹興人的順風先生講這些本鄉風物，對方自是心知肚明，卻苦了我們這些外鄉佬。

但「廚司」一詞其實並不怎麼「欺生」，追起緣由，竟有千年的歷史，而且是從河南傳到浙江的。只是那時的「廚司」並沒有「廚師」這一層意思。

「司」字無論在古代還是現代都有官署的意思，古時的「行人司」，現在的「禮賓司」即是。而「廚司」在古代就是一個官署的名，它是北宋時就有的「四司」（帳設司、廚司、茶酒司、台盤司）之一，而且是四司中最不可缺的一個部門。後來又擴充了「六局」（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合稱「四司六局」，是朝廷官設的一套機構，專為各部官員提供操辦公私宴會服務。《南村輟耕錄》所引的《古杭夢遊錄》，說起它的緣起：「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當，凡事整齊。」它是個雖然不大卻也有名頭的官署，所以才有「司」「局」之稱。

但這四司的服務對象逐漸發生了變化，已經不限於朝官，就是平民，只要你夠有錢，也可以請它他們來張羅宴會：「常時人戶，每遇禮席，以錢倩之，四司六局皆可致。」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四有「筵會假賃」一條，其中便提到汴梁城裡四司已經進入市民生活之中，說：

凡民間吉凶筵會，椅桌、陳設、器皿、合盤、酒檐、動使之類，自有茶酒司管賃；吃食下酒，自有廚司；以至托盤下請書，安排坐次，尊前執事，歌說勸酒，謂之白席人，總謂之四司。

民間辦紅白喜事，交給四司承包，不僅酒席，全套桌椅擺設、餐飲酒具都能賃借，下請帖，排坐次，連每桌的勸酒者都安排妥當，保證讓宴會辦得紅紅火火。不僅此也：

人慾就園館、亭榭、寺院游賞命客之類，舉意便辦，亦各有地分，承攬排備。自有則例，亦不敢過越取錢。……主人只出錢而已，不用費力。

可見這四司的經營範圍甚至超過現在的婚慶公司了。而且既然官府能辦，有錢的商人也可以仿造其意而經營之。民營的公司不需要「司局級」的頭銜，但卻可以包涵「四局」的全部業務。我曾想，在《清明上河圖》中，弄不好就有一家或幾家這種買賣的門臉，當然不會叫某司某局，而是更吉祥的招牌如「兩家春」之類。

北宋亡後，這生意隨著「官家」奔波千里，流亡到了臨安，然後紮根繁殖，好像更形繁榮了。南宋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專記臨安市井諸行，其中就有「四司六局」。而南宋亡後，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九追記「四司六局筵會假賃」，就比《東京夢華錄》詳盡熱鬧得多。特別是談到各種筵會中諸種規矩，簡直非行內人不辦，普通人家如果不請司局來張羅，動輒出錯，就會貽笑大方。商家習慣編造出各種繁瑣無聊的規則來為市民下套，但還能讓客戶嘖嘖稱嘆，自古已然，於今為烈。我想，像那種給新娘子戴紙冠的事，八成就是他們的發明吧。

隨著南宋滅亡，官家的四司六局肯定是散夥了，但作為一種成熟的行業，包辦紅白喜事的生意依然香煙不絕。到了明代，已經很少有人能說全「四司六局」的名目了，因為這行業擺脫了「官氣」，卻更加普及下放到民間。明末人田汝成在《西湖遊覽志余》中說：「今時雖無此名，而禮筵率有包辦，咄喏而集。」官辦的四司六局繁瑣冗雜，而私企中便可以「一站式」服務。而且商家比客戶想得要細緻得多，其服務之體貼周到，雷厲風行，環環相扣，滴水不漏，大家從張岱《陶庵夢憶》中那篇《泰安州客店》就可以體會到。

那麼這個包辦紅白喜事的行業叫什麼呢？是不是就被紹興人叫做了「廚司」？我已經把廚司從北宋的中原扯到了明末的杭州，離紹興僅一江之隔了，以浙東人的精明，如果不把這生意推廣到寧紹溫台，那才是怪事。此處請讓我借用豈明先生的一句話，「截搭題做到這裡，已經渡到紹興來了」，再後面的事，我實在不應多置一詞，就請讀者自由想像吧。

欒保群

責編 劉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