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曉林的《第一次遇見馬可·波羅》是一本給青少年的讀物。
今年4月初，威尼斯為紀念其最著名的公民馬可·波羅逝世700周年，在歷史悠久的總督府舉辦了這位旅行家的大展。
在一本華麗的抄寫於十五世紀的行記卷首插圖上，我們能看到波羅叔侄從威尼斯啟程，他的船隊就停泊在總督府和聖馬可大教堂前面。總督府內展出了300多件文物，其中包括馬可的手寫遺囑和他的冒險故事的早期版本。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展廳的一面牆上，噴繪著15世紀製成的《弗拉·毛羅地圖》，其間密密麻麻載有30多個中國城市的名字。用現在的時髦話來說，歐洲理解中國的這種細膩「顆粒度」，在馬可·波羅之前是不存在的。
700年後，在這個聯繫已然達到光速的世界，在上海，動動手指就能看到威尼斯總督府的布展，該怎樣思考馬可·波羅長達24年的遠行的意義？而世界局勢波譎雲詭，東西之間的互相理解，比諸700年前的波羅之時又是怎樣？
手頭有一本馬曉林的《第一次遇見馬可·波羅》，這是一本給青少年的讀物，為馬可·波羅作傳，以此啟發讀者對於歷史和現狀的思考。我們擁有後見之明的人，可以發現，馬可·波羅告訴我們的首要之事，就是道路既然可以鑿通，也可以輕易地被關上。波羅以前，沒有歐洲人能走得如此之遠，印有漢字的官方文書也未曾抵達歐洲的中心；而他之後、元朝滅亡後，明朝對外政策變為以保守防禦為主，與此同時，奧斯曼帝國控制了地中海東部，阻斷了連通東西方的陸地商路。——於是，在古代，這樣的長途旅行和報道常常成為曇花一現，乃至波羅來中國642年後，這本傳奇之書才有第一本中文節譯（清末魏易的《元代客卿馬哥博羅遊記》）。馬可·波羅打動今人的，是那願意欣賞各種文化的眼光，他不停誇讚中國城市的文明先進，頗像現代意義上的「世界公民」。誠然，那可能是出於商人的觀察：細緻、現實，又不乏精明。《第一次遇見馬可·波羅》書中，就講他親見麝鹿的興奮，他叔父的遺囑中提到他和侄子馬可共同投資麝香貿易，這無疑是來自中國的獲利。
我抬頭，就見自己寫作的咖啡館中，陳列著幾罐糖漿瓶，上面印有英文「syrup」（糖漿）大字。這正是《第一次遇見馬可·波羅》中提到的飲品「舍里八」之名，元人書籍中稱為「攝里白」，馬可的朋友馬薛里吉思在鎮江為大汗造此飲品，官封「舍里別赤」。不禁令人會心一笑。（秉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