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國際電影節「一帶一路」電影文化論壇帶我們認識了這個地球村上許多以前並不了解的小而美的電影節。
作為上海國際電影節最具特色的版塊之一，「一帶一路」電影周已經走過了七個年頭。而每年「一帶一路」電影周舉辦期間，最令人嚮往的，除了平時難得一見的電影之外，就要算是電影文化論壇了。
平日里，我們對聲名在外的歐洲三大電影節如數家珍，相關報道也是鋪天蓋地；但「一帶一路」電影文化論壇帶我們認識了這個地球村上許多以前並不了解的小而美的電影節。或許，它們沒有好萊塢明星的星光點綴，沒有數以百計的展映影片，沒有富麗堂皇的多廳影院，甚至沒有開幕式的紅毯，但它們秉持自己的特色，福澤當地的觀眾和電影人。還有那些來自或鄰近或遙遠的國家的電影機構負責人，他們會從本國出發，分享寶貴的經驗，這何嘗不是他們饋贈給上影節的最好的禮物？
「一帶一路」電影周海報
比如，今年的論壇就有來自塞爾維亞庫斯滕多夫國際電影節的策展人杜尼婭·庫斯圖裡察（dunja kusturica）、印尼日惹亞洲電影節創始人加林·努格羅（garin nugroho）、泰國電影與內容聯合會助理副主席沃拉烏·喬提功（worawudh chotikul）、荷蘭眼睛電影博物館影視國際推广部總監娜塔莉·米洛普（nathalie mierop）擔任嘉賓。
此外，「一帶一路」電影文化論壇邀請的嘉賓類型也不一而足，既有最前沿的電影創作者，也有其他文化領域的翹楚。今年，前者的代表是青年導演鄔浪，後者的代表可以說是作家陳丹燕。但這樣的表述似乎不夠準確，在她執導的《薩瓦流淌的方向》問世之後，她也多了一重紀錄片導演的身份。
再算上擔任論壇主持人的上海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石川，上海國際影視節中心副主任曹吟，上海大學電影藝術研究中心藝術總監、上海電影學院特聘教授馬可·穆勒（marco müller）以及華夏電影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黃群飛，今年總共有十人參與討論。沒錯，「一帶一路」電影文化論壇的嘉賓人數，一直在上影節的論壇中名列前茅，因此這種關於電影、關於文化的交流與溝通才會更多元，更具啟發性。尤其是在反全球化的浪潮風起雲湧，戰爭與衝突的硝煙在世界的角角落落依然不散的當下，這樣的交流與溝通更顯得彌足珍貴。
正如陳丹燕所言，「你看到世界的多元，你喜歡世界的不同，然後你可以在不同裡邊找到相同。通過電影，你會發現在世界的另一端，有那麼多人跟你有相同的感受。我覺得，這在現在的世界非常珍貴，而且溫暖人心。『一帶一路』電影周帶給我們的，可能正是這樣珍貴的感受。」相關發言鏈接
電影節能讓人感覺到彼此之間的溝通和聯接
上海國際影視節中心副主任曹吟
論壇伊始，上海國際影視節中心副主任曹吟就介紹了上影節自成立以來，從亞洲新人獎到「siff ing青年新銳影像計劃」等為扶植年輕電影人而推出的項目。「通過這些年的調整，我們打造了一個叫6+1階梯型新人培育體系，希望以這種階梯式的扶持方式，表明上海國際電影節不僅是一個提供交流和展示的平台，它也能夠成為青年創作者生態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能夠參與到青年創作者的整個成長周期當中去，達到一種伴隨式的扶持的概念。」
說到「年輕電影人」，論壇與會嘉賓中倒真有兩位，除了《雪雲》的導演鄔浪之外，還有一位就是65歲才初執導筒的陳丹燕。紀錄片《薩瓦流淌的方向》歷時七年拍攝而成，陳丹燕以一個中國作家的視角，聚焦南斯拉夫崛起與消亡後，知識分子群體的命運跌宕。該片於2023年亮相上海國際電影節，並於當年11月正式公映。
陳丹燕執導的紀錄片《薩瓦流淌的方向》聚焦南斯拉夫知識分子群體的命運跌宕。
談及這次跨界的起因，陳丹燕表示，「我最初去塞爾維亞是為了寫一本書。因為我很喜歡南斯拉夫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非常欣賞他的長篇小說《哈扎爾辭典》，所以就想去看看書里橫跨的三個國家——塞爾維亞、土耳其和奧地利。後來，我的編輯跟我說，『你看現在大家宣傳新書的時候都會帶一個一分鐘的小視頻，你也拍一個好不好？』我覺得不妨一試。於是，一個小視頻就慢慢變成一部紀錄片，而且還是中國和塞爾維亞的第一部合拍片。」
「沒想到，結果一拍就是七年。七年好長，我覺得也真的很難。當作家的時候，只要一支筆和一張紙就行了。然而，拍電影需要去勘景，還要記錄，後期還有剪輯、發行這些事情。我也沒想過要跟一個團隊一起工作，這對我來說比較困難，畢竟作家只要一張書桌、只跟一位編輯討論就行了。」
陳丹燕坦言上影節期間一天要看四部電影。
「甚至這還是一部合拍片，團隊一半是塞爾維亞的，一半是中國的。所有的拍攝都是在塞爾維亞完成，但我們的聲音團隊又在加拿大。於是，我會先跟中國團隊用中文開會，再跟塞爾維亞團隊用英文開會，然後還會聽到他們在那裡用塞語討論；再接下來要跟在蒙特利爾的加拿大團隊開會，他們的母語是蒙特利爾法語。所以……當我把片子做完後，我發現它大大開拓了我個人的理解力，這可說是拍電影帶給我的莫大好處。」
陳丹燕的這番話著實道出一部電影從無到有的不易，而電影節的意義或許就在於構建起一座橋樑，讓這些凝結著時間、汗水與心血的作品能夠找到觀眾。對此，鄔浪導演表示，「我其實就是電影節的受益者。因為我之前是學藝術的，沒有經過系統性的電影學院的教育，所以能夠在電影節這樣一個平台，讓自己的創作被看見，然後我就有了機會可以繼續期待下一次。就好像颳了一張彩票，你可以再來一次的那種感覺。」
青年導演鄔浪
而好的電影節應該是觀眾與電影人的雙向奔赴，作品能被看見，觀眾也能有所發現。陳丹燕就坦言，「我從第一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時候開始，就天天一連看四場電影。我漸漸知道了自己想看到的並不是以後會在電影院里放映的商業片，而是那些一閃而過、特別珍貴的影片，因為你能從中發現那麼多的不同。我記得我第一次在電影節裡面聽到挪威人講挪威語。我感覺那很像魚發出的聲音。於是，你突然領悟到原來世界上有那麼多語言，很奇妙。它讓你感覺到彼此之間是溝通和聯接的，不會因為不同而令人害怕，這是非常重要的。」
沒有紅毯的電影節與千島之國的電影節
即便對影迷而言，庫斯滕多夫國際電影節的名字都讓人感到陌生，而它的策展人杜尼婭·庫斯圖裡察的名字同樣如此。然而，她的姓氏相信很多影迷都耳熟能詳——她就是執導了《流浪者之歌》《地下》《馬拉多納》等影片的名導埃米爾·庫斯圖裡察的女兒。庫斯滕多夫國際電影節正是由她的父親一手創立。
庫斯滕多夫國際電影節策展人杜尼婭·庫斯圖裡察
「我們這個電影節恐怕跟在座各位了解的其他電影節都非常不同。」杜尼婭介紹說，「它在一個山區的小村莊里舉辦。那裡有些與世隔絕，保持著一種原生態的特質，所以從物理條件上就無法容納太多人。此外，它最大的特點是沒有紅毯，氛圍非常隨意。正是這種環境，反而促成了年輕創作者與資深電影導演、知名製片人等的相遇。事實上，這種自然而然的交流方式，確實幫助了一些年輕人結識後來能為他們項目提供支持的重要人物。」
「我們無法同時進行多場放映。通常上午會安排一位大師作品的回顧展，下午放映一部已在其他電影節亮相過的導演的長片，而晚上才是最重要的環節——角逐最高榮譽金蛋獎的短片競賽單元。我們在那裡其實一直有一個電影院，它從20年前這個村子剛建成時就存在了。那是個小影院，大概能容納100人左右。到了電影節期間，我們會在一個更大的場地臨時搭建屏幕，並安裝所有必要的放映設備。」
庫斯滕多夫國際電影節的最高榮譽為金蛋獎。
主持人石川問及為何電影節的獎項取名「金蛋」，杜尼婭解惑道：「我父親可能是受到很久以前威尼斯電影節某個獎項的啟發。那獎盃就是一個蛋形的設計，上面還托著膠片之類的元素，差不多就是那樣的造型。我想他是希望將它作為一種象徵，代表那些尚未被世界發現的、正在成長中的天才，就像一顆等待破殼而出的金蛋。」
相對塞爾維亞的庫斯滕多夫國際電影節而言，印尼的日惹亞洲電影節因為地緣關係，更為中國電影人所熟悉。創始人加林·努格羅談及日惹亞洲電影節對印尼電影發展的共享，滿是自豪。「印尼是千島之國。在整個印尼，我們大約有165個電影社團，遍布在17000多個島嶼上。也就是說，推動電影節發展的基本理念是：我們不需要大量資金。我們運用的是社會資本、網路資本、教育資本。」
印尼日惹亞洲電影節創始人加林·努格羅
「作為宣傳的支柱，我們會與媒體網路合作，這就形成了一種電影聯盟。我們也會嘗試與新的生態系統合作，比如一些流媒體平台，netflix就為我們的創投論壇提供了資金，還有印尼的地方政府以及電影產業本身也對我們有所支持。」努格羅說道，「要知道，現在是印尼電影的黃金時代。我們每年能有超過100部影片上映；電影觀眾已經達到了1.4億人次，其中票房過千萬的影片已經達到10部，還有動畫電影也在崛起。」
我們需要能夠代表亞洲多數聲音的電影節
電影節除了是觀眾和電影人溝通的平台，也為各個國家以電影為媒的交流提供契機。然而，如何將電影節的成果轉化到日常的合作拍攝、引進公映之中，想必是全球所有電影節都面臨的挑戰。關於這一點，荷蘭眼睛電影博物館影視國際推广部總監娜塔莉·米洛普的一番話，既道出現實困境，也點出了成功的可能。
荷蘭眼睛電影博物館影視國際推广部總監娜塔莉·米洛普
「當下在荷蘭，好萊塢大片還是最受歡迎的一類電影，基本上佔到了我們年度票房的70%。去年，荷蘭本土電影票房僅佔到國內票房的12%到14%，還有6%的票房是留給非荷蘭、非美國的電影，包括非荷蘭的歐洲電影和來自其他市場的電影。在荷蘭市場有比較好票房表現的這些異國電影，主要還是故事上有非常好的原創性和真實性。其實，觀眾是喜歡看外片的，他們非常願意了解異國文化和國際性的敘事。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電影院是一個迷人的地方，因為你一腳踏進去就可以看到別人的生活、感受到別人的故事。故事的背景並沒有那麼重要，不管是來自哪種文化，只要有新鮮感，就能受到觀眾的歡迎。」
泰國電影與內容聯合會助理副主席沃拉烏·喬提功介紹泰國政府的資金補貼政策。
泰國電影與內容聯合會助理副主席沃拉烏·喬提功則具體介紹了該國如何在政策上扶植電影人。「泰國有30%的現金返還獎勵，還有一些小型電影創作的項目，我們對於它們的創作每個過程都會有一些現金返還的鼓勵措施，而且這樣的現金返還政策還沒有額度上限。另外，泰國政府還會提供支持性的服務，包括幫助國際性的電影創作團隊來泰國工作。比如說最近我們投資建設了片場，其中還有相應的工作人員，而且這些工作人員都會說英語，非常歡迎來自世界各國的合拍、合作方面的工作。」
華夏電影公司副總經理黃群飛介紹華夏與「一帶一路」電影周的淵源。
對於「一帶一路」電影周在拓寬視野上發揮的積極作用，華夏電影公司副總經理黃群飛介紹說，「2023年，我代表華夏在這裡和上影節簽訂了『一帶一路』電影聯盟戰略合作協議。我們每年都派專業人員參與『一帶一路』電影聯盟的選片和審片。剛才說到泰國電影，作為聯盟的重要成員，我們今年會重新引進一部泰國的老片子，叫《初戀這件小事》，它過去是在上海國際電影節首映的。去年我們還看中了一部蘇丹的電影，叫《再見，朱莉婭》，這是一部很小眾的片子，但我們看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蘇丹電影《再見，朱莉婭》有望正式在中國公映。
而曾經先後在鹿特丹電影節、威尼斯電影節、平遙電影節發揮扛鼎作用的馬可·穆勒，則對上影節和年輕電影人提出了自己的希冀。「我常常問年輕的中國電影人，為什麼你們總是那麼熱衷於少數幾個特定的目標？比如那些所謂的國際銷售代理、世界銷售公司。要知道，他們手上有一長串電影清單，他們每年要宣發幾十部電影，在一個50部候選影片的名單上你可能只能排到第32位。」
作為策展人，馬可·穆勒先後在鹿特丹電影節、威尼斯電影節、平遙電影節發揮了重要作用。
隨後，馬可·穆勒坦言，「我跟賈樟柯一起創建了平遙電影節，後來我離開了。因為我想在電影節里打造那種如手工藝作坊般精緻的策劃與課程。然而，平遙電影節的規模變得越來越大，我發現我們無法真正照顧到每一部作品，這有悖我的初衷。」
「我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電影節其實可以跟在布吉納法索舉辦的瓦加杜古泛非電影節（fespaco）取經，那是一個橫跨整個非洲大陸的大型電影節。在瓦加杜古泛非電影節上，你可以看到成千上萬的觀眾專門過來觀看非洲電影，他們對非洲電影的一切發展了如指掌。我們上海國際電影節真的在年輕人參與度方面非常驚人，年輕觀眾爭相觀影，現場非常活躍。但是我希望，我們的觀眾可以不再局限於最熱門的韓國或日本電影，也能去了解東南亞電影正在發生的事情。」馬可·穆勒沉思片刻後補充道，「這樣說似乎有點像是某種政治聲明，但亞洲真的需要一個重量級的電影節，一個能夠代表亞洲多數聲音的電影節，而不是只為機械的機制服務的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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