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曉東 圖/受訪者提供
山東省臨沂市莒南縣大坊前村——演員郭曉東總是這樣介紹自己的家鄉。
其實大坊前村已是舊時叫法，1994年12月，莒南縣撤鄉設鎮，大坊前村更名為坊前鎮。臨沂屬於沂蒙地區，郭曉東剛到北京上學時，別人問起他是哪的，他都說自己是「沂蒙山的」。不是每個人都知道大坊前村，但一定都知道沂蒙。
初中時，因為家裡繳不起34塊5的學費，郭曉東輟學到濰坊打零工；1993年，他離開大坊前村，懷揣著演員夢，開始北漂；三年後他考上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後進入八一電影製片廠，成為一名演員。
如今，他已經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個年頭。算起來，比他在家鄉待的時間長出一倍。
2025年10月，郭曉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寫他在家鄉度過的兒時歲月、他的父親母親，還有他成為演員之前的故事。給書起名時，出版社提了很多建議，他堅持叫《那個地方》。
他曾經懼怕回到「那個地方」——剛考上北京電影學院的那幾年，每次放假回老家，他都不敢待得太久；在家時，他也會在村子周圍的山坡上遊盪，因為在高一點的地方，BB機才能收到信號，才不會錯過外界的消息，「生怕這些大山擋住了我，外面就會把我遺忘。」
但現在，他經常想念「那個地方」，那個讓他自卑和無措、卻也給他力量、托舉著他走到今天的地方。
2026年1月底，我見到了郭曉東。寒暄幾句後，他略帶忐忑地問我，「你覺得這本書值得讀嗎？」類似的問題，他會問幾乎每個讀過這本書的人。
他對自己的文字很不自信，《那個地方》的責任編輯胡一平最早建議他出書時，他的第一反應是拒絕，「害怕別人說我嘩眾取寵，我做演員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萬一出了本書，成笑柄了，得不償失。」
與想像中演員自傳的風格和內容不同，在《那個地方》里，郭曉東極少提到他的職業生涯和閃光燈下的經歷，諸如表演的方法論、飾演過的角色等等，而是講了許多少年時的故事。
從他的文字里，能夠感受到一種不加修飾的真誠。他寫兒時跟父親一起種地、輟學後跟老鄉去濰坊掏下水道，寫自己在北京住過的地下室，也寫跑龍套時關照過他的柳阿姨——考上電影學院以後，他沒再回復過對方的消息。
「每個人發朋友圈，會穿好的衣裳，會給自己貼很多標籤，但其實我們都有不堪、窩囊和委屈的一面，曉東哥把這些展露出來了。」胡一平說。郭曉東雖然一開始拒絕了他的出書邀約，兩個人卻成為了「筆友」，郭曉東會把自己寫的隨筆發給他看，請他提意見，近一年的時間積攢了六七萬字，他被那些文字打動，出書一事再次被提上日程。
郭曉東曾迫切地想擺脫家鄉留在他身上的烙印。剛來北京時，他與一位副導演見面，隨口說了一句，「我要去拿我的褂子。」副導演皺起了眉，他很快意識到，這個詞是「錯的」，之後開始認真學習普通話。但在寫《那個地方》時，他發現，很多心底的意思無法用普通話準確表達出來，比如「廚房」無法代替「鍋屋」，「大大」也比「父親」更生動鮮活。
豐富的人生經歷和曾經顛沛的生活凝結在這本書中，也滋養著他的表演。在2024年播出的電視劇《小巷人家》里，郭曉東飾演的庄超英引起廣泛討論。《小巷人家》是一出時代群像戲，講述20世紀70年代末蘇州棉紡廠家屬區三個家庭的故事，時間跨度近30年。庄超英是個充滿複雜性的角色，作為中學老師，見證了高考的恢復；作為家中長子，既要照顧父母，也要幫扶弟妹，有時因為無條件地順從母親，會忽視妻子兒女的感受。劇播後，很多網友評價，庄超英像是「身邊的人」。
《小巷人家》劇照
這是郭曉東珍視的認可。他一直記得在電影學院時班主任崔新琴說過的話，好的表演就是要與生活作比較。「表演沒有對與錯，只有準不準確，你要看周圍的人是怎麼生活的，那就是好的表演。」
在我們的聊天中，他反覆提到自己很「幸運」。這種幸運並不是命運的偶然，而是時代的烙印。
他最想演的角色是《平凡的世界》里的孫少安，二人有著相似的成長背景：一個出生在1970年代的山東農村，一個出生在1950年代的陝北農村，都在十幾歲時因為貧窮而輟學，都不想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文革」末期、改革開放伊始，孫少安因為搞承包、辦磚廠，吃了不少苦頭；到郭曉東成年時，桎梏已經完全鬆綁，他看到了更大的世界、獲得了更多的機會：1980年代，他跟著電影放映隊滿村跑，那塊幕布拉起了夢想的第一張帆；1990年代初，「坊前鄉宣傳隊」成立，大隊書記點名要「能唱會跳」的郭曉東參加，憑藉這個優勢，他又接連獲得了在縣印刷廠和郵電局工作的機會。
1993年，他辭職到北京闖蕩。「那時候我們鄉下流行一句話，說現在改革開放了，有能力的人就應該到大城市去，大城市不會因為你沒關係而拒絕你，只要有能力，就能闖出一番天地。」父親問他能幹出什麼名堂，他說，「我也不知道能幹嘛，但我就是想去看一看。」
時代的浪潮推著郭曉東往前走，把他帶到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地方。
「這本書是能給人力量的，它告訴我們，哪怕你什麼都沒有，哪怕你有很多後顧之憂，但你真的走了這一步了，那你一定就能再往前一步。這個時代很缺少這樣的精神。」胡一平說。
那段與貧窮對抗的經歷，仍然在郭曉東身上烙下了一些痕迹。現在，他已經離吃不飽飯的生活很遠，但身上還有著自卑的殘影，用時下流行的詞語來形容，是一種「不配得感」，很多東西對他而言，得不到才是正常，得到了，反而擔心自己「接不住」。
正是這種心態讓他習慣不停地自我審視，也不太會為自己爭取角色，對於現在所獲得的一切總是感覺不夠踏實，也因此心懷感恩。
他熱愛拍文藝片，文藝片給了他開闊的表演空間，可以肆意釋放自己的情緒。近兩年少有好的文藝片找過來，寫作就成了他安放蓬勃的情緒和能量的方式。
十幾歲時去濰坊打工，郭曉東隨身帶著一本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還有一支竹笛。收工後，他就看書、吹竹笛。回老家前，他在濰坊的一家照相館花五塊錢拍了一張藝術照——對於當時的他來說，五塊錢可是一筆巨款。那人生中的第一張明星照至今還完好地保存在相冊里。
成為演員後，他拍了不計其數的明星照，但都與那張不一樣，因為那是他兌現那個「不切實際的夢想」的第一步。但郭曉東也知道，是因為他現在走到了這裡，那張照片才變得有價值，「否則，它也只是一張普通的照片而已。」
對話郭曉東
我契機可多了
南方人物周刊：《那個地方》這本書創作的原點是什麼？它在你的人生計劃中嗎？
郭曉東：它是一個偶然。我確實有寫文字的愛好，一直都有在斷斷續續地寫。有一年，我寫了我收到錄取通知書的事情，幾乎是一口氣寫完的，現在應該是我微博點擊量最高的一條。那篇發布後，收到了好多出版社的私信，讓我出書。
南方人物周刊：寫作能帶給你什麼？
郭曉東：人的情緒堆積久了之後，會是一個堰塞湖。我隨時隨地都有很多想表達的，總覺得憋在心裡難受，就想著把它給梳理出來，（寫作）可能是我找到的一個自我對話的方式。
寫文字也是我解開心結的過程，包括我對父親的、對過往的好多心結，都隨著文字一個個被解開。我特別感謝文字，它給了我一個自由的空間，接納我的所有情緒。
南方人物周刊：書里有哪一篇是你特別想表達，或者寫起來很困難的嗎？
郭曉東：有，《那年那事》，跟端午節有關的。我一直想寫那篇是因為我內心特別過不去那個坎兒。那年的端午，本來我應該回老家的，但因為各種原因，比較自私吧，沒回去，少見了父親一面，那年他去世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寫了很多關於父親的故事，還有父親離世之後你寫給他的信。你跟父親的關係怎麼樣？你們會經常聊天嗎？
郭曉東：我家在沂蒙山的小山村，非常傳統的家庭，父親的尊嚴和地位是不可撼動的，一般在家裡都是少言寡語的，我更多是跟母親交流。我一直覺得中國人其實普遍不太會（表達），尤其在我們老家那個地方，對於情感表達特別吝嗇。
比如說，我努力去回憶我以前跟父母的肢體接觸，在我的記憶里，直到我父親去世，我從來沒跟他有過肢體接觸，拉手都沒有。跟母親我記得有兩次，一次是父親去世時，我從片場趕回老家，跟母親有一個擁抱；還有一次是我母親來北京後，我們過馬路，我已經過去了，一看我媽還站在對面，戰戰兢兢地，（在想）到底過還是不過，一下就刺激到我了，我就過去拉著她的手，把她拉了過來。
我意識到這個問題後，只要有這樣的機會，比如回老家拍照，我都會刻意地摟著母親的肩膀，我不知道她心裡怎麼想，但那種感覺就是不一樣，很親近，不知道怎麼去（用語言）表達。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書里提到，父親原本給哥哥和你取名「郭廣學」和「郭廣習」，希望你們哥倆能好好學習。
郭曉東：對，我父親是個極度崇尚知識和文化的莊稼漢，一直比較喜歡讓我們讀書。我在濰坊打工，掏下水道，我都抱著一本書，很多人都說，「你這太誇張了，至於嗎？」其實那個時候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看書，人生很奇妙，可能註定將來我會走一條這樣的道路吧。
南方人物周刊：演員夢的種子是怎麼種下的？有什麼契機嗎？
郭曉東：我契機可多了。小時候我們村裡有露天電影院，正面反面都可以看，沒地兒坐的時候，我們就像猴子一樣掛在樹榦上看，《地雷戰》和《英雄兒女》。這給了我很懵懂的、對表演和藝術的認知。
再後來，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國舉行社會主義教育活動，村子裡要辦宣傳隊，每年過春節，在鄉里舉行文藝匯演，再選出優秀代表到縣裡去參加。村裡有好多老藝人，以前會唱樣板戲、拉二胡、打花棍之類的，我最開始真正學這些，是他們教的。那時候都是在我們家排練，我們家是最早期的鄉村俱樂部。
南方人物周刊：父母一般會覺得小孩子玩這些東西是不務正業，但是你父母好像還挺開明的。
郭曉東：太對了，那時候誰家孩子做這個，都說你弔兒郎當，不踏實種地。而且每年冬天，好多人來家裡，要給他們燒開水、炒點花生、燒柴火取暖。其實對於普通的農村家庭來講，是很奢侈的。而且我們家那個時候也確實非常窘迫艱苦，我不知道為什麼父母會願意，可能他們也不知道，只是覺得孩子來家裡玩，作為主人招待一下，就這樣。但潛移默化地給了我很多成長的空間。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村子裡是那種家喻戶曉的小孩嗎？
郭曉東：我是的，所有人都認識我，我是村草。（笑）他們都誇我跟我哥長得好看，但我從來沒覺得。
我覺得我父親每次看到我都愁得慌，兩個兒子，那時候都是自己蓋房子，一人五間大瓦房，那就是十間。我深知我們家的經濟情況，特別能理解父親身上的壓力，有時候我躺在炕上睡覺，聽到他跟別人聊天，他經常嘆氣。每次我一聽到他嘆氣，心就疼得慌。
近在咫尺，遠在天邊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北京已經三十多年了，比在家鄉的時間久得多，你現在對這個城市有歸屬感了嗎？
郭曉東：我說不上來。但我對北京是有感情的，這邊的一草一木，每條街道、每個衚衕我都很熟悉。我剛讀大學的時候，我們班同學去哪裡都要問我，我是班裡的活地圖。因為我比他們多待三年，而且一直在不停地找工作，大街小巷我全知道。
南方人物周刊：看你在書里提到，來北京的頭三年，是很辛苦的一段時光。
郭曉東：我經常騎著自行車，到處找工作。我做過很多工作，在歌廳唱歌、當主持，「下面有請幾號台的李先生唱歌」，就是這種主持。還做過一個，我到現在都叫不出名字，去各個小區統計有多少棟樓和多少戶人家，然後去發擦手油的傳單。我幹了很久這樣的工作，後來我就在想，我適合干這個嗎？我不知道。
那段時間很狼狽，很不堪，在我心裡沉甸甸的，所以我特別想把它寫出來。對於我來講，那是我生命中最顛沛流離的幾年，比我掏下水道，當雕刻工、清潔工、建築工，都還要不堪。
南方人物周刊：為什麼？
郭曉東：因為那個時候我已經擁有夢想了，我知道我來北京的目的是什麼，當你的現實、你周圍的環境，和你的夢想有很大距離的時候，會覺得無比痛苦。人不痛苦是因為沒有追求，對自己放鬆了。那段日子我特別痛苦，我明知道我的理想就在對岸，但我邁不過去。
南方人物周刊：現實與夢想之間最大的阻礙是什麼？
郭曉東：「世路難行錢作馬，愁城欲破酒為軍」，我都沒錢買酒。
南方人物周刊：跑龍套會比發傳單讓你覺得舒服一點嗎？至少離你的夢想近一點。
郭曉東：最開始我非常願意去跑龍套。因為管飯，還能給個五塊或十塊。但時間久了就不願意了，有的副導演對跑龍套的人態度很不好，經常吆三喝四的，那種感覺特別傷害我。更重要的是，這個電視劇放了後，讓村裡人看到，我覺得特別給父母丟臉。後來我就不幹了，反正都是掙錢，不如做別的事。
1996年我再去考大學的時候，算是背水一戰，考不上我就真的就回家種地，或者擺個小攤賣水果。
南方人物周刊：你提到過1996年的春節，你和你哥哥在北京過的年，還記得那年是怎麼過的嗎？
郭曉東：那個年過得很傷感，前途無望，看不到未來，苦苦掙扎，但一直在原地打轉。就覺得生活是一團糟，而且永遠是在黑暗裡。在黑暗裡一直跋涉，但是一直看不到希望，一絲一點的光都看不到。現在回過頭來想，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
南方人物周刊：但後來真的考上北京電影學院之後，好像也還是經歷了很多艱難的日子。
郭曉東：對，所以我覺得我這一生，都是各種各樣的溝溝壑壑，從來沒有平坦大道一路到底的，過兩天出個坎，過兩天出個溝，爬了一個坡，又有下一個坡。不過可能每個人都是這樣，都不是一帆風順的。
郭曉東青年時期 圖/受訪者提供
你什麼本科生？
南方人物周刊：成為表演系的學生之後，開始有機會接到一些不是龍套的角色了嗎？
郭曉東：有的角色會有台詞，但也就幾句，一般人不願意去，我願意去。我會覺得先生存吧，面子不面子的已經不重要了。有件事我記得特別清楚，有人找我去拍一個教外國人學中國話的宣傳片，本科生500塊，像我之前那種社會人士是50。那天我拍完後，他就給了我50。我說對不起，導演，我是本科生。他說，你什麼本科生，就50，要不要吧？那時候我特別想把這50塊錢甩給他，說我不要了。感覺自尊被踩在地上使勁揉碎了。
南方人物周刊：但是理智上不允許你這樣做。
郭曉東：對，我就吃不上飯了，而且我還拍了一兩天時間。後來我還是拿著這50塊走了，我得吃飯。但那個事情其實給我撞擊挺大的。在那種情況下，真的就是得先吃飽飯。
我也不知道當時是怎麼過來的。我記得大四的時候，我們班只有我能出去拍戲，別人不行，因為我要去掙錢，班主任特批我去的。有人來我們班找女生拍廣告，她也會說，必須得帶著郭曉東。在我的成長過程中，雖然艱難，但每到一個關鍵節點，總會有貴人出現。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同學和班主任都知道你的家庭情況，這會讓你覺得有點不可接受嗎？
郭曉東：以前我會覺得不好意思，怕他們會用另外一種眼光看我。有一次我們全班組織獻血，獻完之後，我拿到了錢。我心想，終於可以好好吃一頓了，可以點個肉吃。後來我看大家都沒有，就我拿了，我就堅持把那個錢還回去了。
那件事其實傷害到我了，我懂老師的意思，他們覺得對我來講，這幾百塊很重要。但是我覺得大家都沒有拿錢，唯獨給了我這筆錢，就算我沒錢，我也不能拿，這個傲骨我還是得有的。還有一次，我們班去春遊，好多女生買了東西吃，我沒有錢買，她們就喊我過去幫忙吃，說吃不了。其實我挺對不起她們的，她們做好事，還得考慮到我的感受，我就盡量裝作不知道這些事兒，但這對我來講也是傷害。
南方人物周刊：你會有一種「不知道該怨誰」的感覺嗎？父母沒辦法給你提供好的經濟條件，但已經給了你所有的愛，同學們雖然條件都比你好，但都沒有戴有色眼鏡看你，反而很照顧你。
郭曉東：太對了，會有一種無力感。那段時間也是我思考最多的時候。確實家裡就是這樣的情況，恨不得我每年還得給家裡一些錢。同學們也是，人家憑什麼去幫你？只能慢慢地去調整自己的心態。我的家庭儘管很清貧，但很溫暖，處處充滿了愛。讀大學的時候，儘管我沒有錢，但是整個班都給了我照顧和力量。所以我很慶幸。
南方人物周刊：有些人會在離開家鄉之後的一段時間內羞於提起，再到某一天開始可以坦然地回望，你經歷過這個階段嗎？從什麼時候開始，你可以向外界坦承自己的過往？
郭曉東：我覺得這是一種自我保護，如果我遮遮掩掩，別人可能還會找到一絲縫隙傷害我，我不會給他這個機會，與其被看透後感到羞愧，不如我徹底攤開了：你看吧，我就是來自小山村，家裡很窮。反而攤開了之後，它會像一個盾牌，擋在我的前面。
從田埂到紅毯
南方人物周刊：後來你做演員，進入了和你過去差距特別大的環境，也有很多誘惑，你的心態是怎樣的？
郭曉東：我一直覺得自己不如別人，到現在也還是會有不配得感，這種心態讓我沒有迷失自己。我還有一個特別奇怪的心態，我覺得我永遠是備胎，既不配跟別人去爭，人家也不會記得我，我永遠是在角落裡的那個，是被忽視的人，但是我也習慣了。
南方人物周刊：在表演上，你也會有這種「不配得感」嗎？
郭曉東：說實話，沒有。我一直覺得沒有千面的演員，每個演員演的角色一定是在自己掌控內的，比如我剛演戲時，你讓一個農村孩子去演少爺，我肯定演不了。但是在某些領域當中，我對自己的表演是很自信的。
南方人物周刊：哪些領域？
郭曉東：生活在角落裡的人，不被大家關注的人，我太懂他們了。因為我就在那個角落裡，我深知那些人的心態，他們渴望生活，渴望被關注，但又沒辦法，只能認命，覺得不被關注也是正常的。這完全是我自己的心態，我能把握得很好。
南方人物周刊：你說你習慣坐在角落，是因為害怕被人關注嗎？還是說你也想要藉此去觀察別人？
郭曉東：那倒沒有。在很多情況下我都是一個看客，而不是參與者，有個靈魂在那裡，看著眼前的這一切。直到現在我還是會這樣，尤其是在一些頒獎禮上，有時候我會覺得，我怎麼總是恍恍惚惚，我得使勁拽著自己，別亂飛。
《暖》劇照
南方人物周刊：2003年，你主演的《暖》在東京電影節上得了最佳影片，後來你也陸陸續續參加了很多頒獎典禮、走了很多紅毯，還記得當時的心情嗎？
郭曉東：我以前是種地的，扛著鋤頭走在田埂上，今天居然能夠走到紅毯上，我很驕傲，也很自豪。那一瞬間，感覺我是從童話世界裡走出來的，做了童話的男主人公，無比幸福。從此以後，我就更加深深地愛上了電影。當時我對自己的表演還是有些不自信，感謝那幾塊紅地毯，讓我在上面丈量了我人生的長度，也累積了很多自信。
南方人物周刊：你後來又拍了很多文藝片。
郭曉東：對，我越拍文藝片，我就越熱愛文藝片。拍文藝片會上癮，這種上癮會讓你痛苦。但沒辦法，我寧願一直痛苦下去。
我覺得演戲很爽，尤其是每演完一場喜歡的戲後，我說不出來那種感覺，跟上台領獎又不一樣，有一種靈魂出竅的感覺，特別美妙。原來我還可以那麼去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這種情緒的濃度不會因為次數的累積而衰減嗎？
郭曉東：不會的，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因為表演是會清零的，每場戲、每個鏡頭、每個角色，演完就結束了。反覆清零再重建的過程是很有趣的，你會用你的聲音、肢體、感受，去尋找不同的表達方式，會覺得特別自由。表演一旦擁有自由，一定是很有生命力的。
其實我挺癲狂的
南方人物周刊：都說演員是個相對被動的職業，你又更習慣「被選擇」，這些年遇到的角色里，有哪個是你主動爭取來的嗎？焦裕祿是嗎？
郭曉東：焦裕祿也是他們找過來的，但我確實覺得這個角色非我莫屬，我太懂他了。至於其他角色，因為我不是必選項，是可選可不選項，而且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去爭取角色。我可以跟導演見面，試戲也沒問題，但要說，給我演吧，我干不出來。
南方人物周刊：報道裡面說，你為了演焦裕祿，瘦了30斤，而且經常好幾天不睡覺。
郭曉東：那種恍惚的狀態、外部形體的感覺，是演不出來的，鏡頭不會撒謊。而且我特別享受，我願意為表演付出所有，我覺得我熱愛表演到了一種……我可能表現得沒有那麼癲狂，其實我挺癲狂的。
我覺得演員跟角色確實是熱戀的關係，你一定得愛上這個角色，才能把它演好。如果我喜歡的角色最後沒演上，就像失戀一樣。
南方人物周刊：《小巷人家》播出後，有很多人不喜歡庄超英，但也有人能理解他的行為動機。你「愛」庄超英嗎？
郭曉東：我必須得愛，至少在當下演這個人物的時候，你要接受他的每一面。演員有這樣的主觀能動性，能把所有事情合理化。庄超英有一場戲，是他在車上哭，拿圍巾擦眼淚，那是過場戲，劇本里沒有，但那個瞬間（展現了）他所有的委屈、苦惱，不能跟家人說的糾結。演員需要用表演把所有的情緒塞滿，每一場戲都不能浪費。
《小巷人家》劇照
南方人物周刊：在不同的階段，表演對你來說，有不同的意義嗎？
郭曉東：我一度懷疑過我自己。記得那是在大學期間拍攝的一部電視劇，我飾演一位地下黨，有一場戲是我在找組織的某個領導，沒找到，就在街上哭了。那天我一直沒哭出來。天快黑了，所有人等著我哭，我就是哭不出來，壓力特別大。回去之後，我就崩潰了，覺得我不適合做演員。我覺得表演是清零的狀態，哪怕到現在，有時候依然會覺得這場戲沒有演好，每天都在自我否定和肯定，清零、重啟。
南方人物周刊：有一些東西在清零，有哪些東西是在累積的？
郭曉東：生活在我身上滾的雪球越來越大了，不管是自己對社會的認知，還是從角色身上獲得的一些感悟，對我來講都是積累的過程。這是演員跟別的職業不太一樣的地方，它會讓你的人生變得豐富多彩，這種豐富不僅局限於本我，也來自於角色賦予生命的重量。
南方人物周刊特約撰稿 張嘉琦
責編 楊靜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