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戀愛結婚被視為一種普遍意義上的社會規範,但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單身一輩子,在歐洲,約有5%的人在40歲時仍未建立過伴侶關係,而且不同國家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最近一條「頂刊研究結論」在短視頻里流傳:終身單身者往往更內向、更不自律、開放性更低,也更不幸福。事實果真如此嗎?
這一說法來自一項發表於國際頂級期刊《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的研究。該研究由德國、瑞士與加拿大的研究團隊聯合完成,他們發現與有伴侶者相比,終身單身者的生活滿意度得分更低,並且在人格特質上存在差異。這些發現提示:社會不僅需要為單身人群提供支持網路,還需要發展更適合單身者的方式來建立這類網路。
集中在兩個維度
研究者基於歐洲大型老齡人群資料庫「歐洲健康、老齡與退休調查」(share),納入27個國家、共77064名(主要為50歲及以上)受訪者。他們將受訪者分為兩組,一組是「終身單身者」(lifelong singles),即人生中從未經歷婚姻或同居等長期伴侶關係的人;另一組是「曾有伴侶關係者」(ever-partnered individuals),即人生某一階段進入過婚姻或有穩定伴侶關係的人(即便後來離婚或喪偶也仍歸入這一組)。

男子獨自一人在享受山巒起伏的風景。視覺中國|圖
研究採用的是心理學中最常用,也最便於跨人群比較的「大五人格」(big five)框架,即外向性、宜人性、盡責性、神經質(或情緒穩定性)、開放性五個維度;同時還測量了受訪者的整體生活滿意度。為了避免結果僅僅反映年齡、性別、教育水平等結構差異,研究者使用回歸等統計模型控制多項人口學變數,並進行了不同口徑的穩健性檢驗(例如用更嚴格標準界定「終身單身」人群),以驗證結論是否一致。
結果顯示,「終身單身者」與「曾有伴侶者」在人格結構上確實存在可觀察到的差異,其中最穩定、最顯著的特徵集中在兩個維度。
第一是外向性更低:終身單身者更不傾向於頻繁社交、更少尋求外界刺激,也更不容易在高度互動的社交場域中獲得能量補充;這類人格結構可能意味著,他們更少主動進入親密關係市場,也更少通過社交網路維持穩定的伴侶連接。
第二是盡責性更低:在大五人格中,盡責性往往與自我管理、長期規劃、對規則與秩序的適應能力有關。終身單身者在這一維度上的平均得分更低,提示這類人群可能較少沿著傳統社會路徑(戀愛—婚姻—家庭)去進行長期投入和生活組織。研究還觀察到,在部分分析口徑下,終身單身者的開放性也更低,即對新體驗、新觀念以及廣義文化探索的興趣傾向可能偏弱,但這一結論相對前兩項更依賴測量界定,並非在所有模型中都同樣突出。
單身更不幸福?
除了人格特質,這項研究的另一項結果也引起了廣泛討論:終身單身者的整體生活滿意度在統計平均水平上更低。但這並不意味著「單身必然不幸福」,更不能被簡單理解為對個體生活質量的評價。研究所呈現的只是群體層面的相關差異,無法據此推導出明確的因果鏈條——究竟是某些人格傾向使個體更可能長期保持單身,還是缺乏長期伴侶關係反過來影響幸福感,抑或兩者共同受到健康狀況、經濟資源、社會支持網路等因素的作用,研究本身並不能給出結論。
事實上,對越來越多的人來說,單身恰恰是一種主動選擇:它帶來更高的時間自主權、更清晰的生活邊界,也意味著更少的情緒勞動與家庭事務消耗。許多單身者之所以感到輕鬆與幸福,並不是因為缺少親密關係,而是因為他們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了工作、興趣、友誼與自我成長之中。
但幸福感也與人生階段和支持系統緊密相關。上述研究中的滿意度差異可能折射的是結構性風險而非個人選擇的「成敗」。在中老年階段,伴侶關係承擔的往往不僅是情感支持,還包括照護資源、社會連接與日常協同,配偶是最常見的緊急聯繫人、長期照護者與生活協作者。當這條支持鏈條缺位,終身單身者更可能面臨更高的孤立風險,以及醫療照護、社區資源可及性不足等現實困難。
「如果差異存在,那麼它們在老年人群體里可能尤其重要,因為老年人會面臨更多健康和財務問題,」論文第一作者、德國不來梅大學心理學系高級研究員朱莉婭·斯特恩(julia stern)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們需要更多幫助,而通常提供這些幫助的是伴侶。」
也正因此,研究作者在接受媒體採訪中強調,這項研究的意義並不在於為「終身單身者」貼上性格或幸福的標籤,而在於識別他們在社會支持系統中的潛在脆弱性。朱莉婭·斯特恩指出,在退休年齡之後,由於健康問題增多,社會網路聯結的重要性也隨之上升。社會需要對這一群體給予更有針對性的關注,尤其是在老年階段;她建議在社區層面發展更適配單身者需求的社會連接與反孤獨項目,幫助他們建立更穩定的支持網路、結識志趣相投的人,並通過更常態化的關照與聯繫機制降低孤立風險。
「研究終身單身者的人格特徵,有助於理解潛在的不良健康結局風險因素,識別可針對其人格特質設計的健康促進項目,並進一步判斷終身單身者的社會支持網路可能如何不同於曾有伴侶經歷的人群。」研究者強調。
如何提供支持
從個人權利的角度看,單身或不單身,都應當是個人的自由選擇,社會不應對此附加任何價值判斷。然而,隨著人口結構與家庭形態的變化,「終身單身」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獨居、單人生活正在成為越來越多國家必須正面回應的現實。
整體而言,經濟越發達、福利越完善、個人獨立性越強的社會,獨居與單身生活越常見,但住房成本、文化傳統(如多代同堂)、人口結構(如老齡化速度)等因素都可能改變其表現。在多國統計中,挪威、丹麥、芬蘭、瑞典、德國、愛沙尼亞等國家的「單人戶(one-person households)」佔比非常高,往往能達到40%上下甚至更高(也就是差不多每兩戶就有一戶是獨居戶或一人戶)。
在東亞,日本與韓國也屬於單人戶增長極快的國家,尤其集中於大城市與老年群體。以日本為例,日本總務省人口普查及相關分析顯示,單人家庭已成為日本家庭形態中極其重要的一類,其中相當比例為65歲及以上的老年獨居者。更長期的趨勢預測還顯示,到2050年日本單人家庭預計將達到2330萬戶,佔全部家庭的44.3%,且中老年獨居者比例將進一步上升——這一變化不僅與老齡化有關,也與未婚人口增加、婚育下降、家庭規模縮小等結構性因素疊加相關。
這些數字背後,是越來越多人正在學習如何「一個人生活」,以及如何面對一個人生活的脆弱時刻。
「有的人下班回到家,家裡一定得有人,不能空著。但我本來就是一個很喜歡一個人待著的人,也很享受無人約束的單身生活。」她頓了頓,又說,「如果說最怕什麼,可能最怕老了以後在家摔在廁所門口,叫不到人也拿不到電話。至於以後,我可能會想和朋友住得近一些,或者期望社區能管我。」小木告訴南方周末,她今年38歲,長期單身,習慣了一個人生活。
基於此,「為單身或獨居社會重建支持系統」已成為社會學與公共健康領域的重要議題。
社會學家艾里克·克里南伯格(eric klinenberg)在其影響力很大的著作《獨居時代》(going solo)中提出了一個極具啟發性的觀點:當越來越多人獨居,關鍵不是阻止獨居,而是「創造一種獨居但仍能彼此連接的社會」。在公共健康研究中,朱莉安娜·霍爾特-倫斯塔德(julianne holt-lunstad)等人的薈萃分析也表明,社會關係強度與生存概率顯著相關,孤獨與社會隔離本身是一項可量化的健康風險。
在政策實踐層面,英國近年來推動的「社會處方」嘗試將社區連接納入初級醫療體系,通過「醫院聯絡員」把有社會需求的人對接到社區資源,以緩解孤獨並改善健康結局。在照護體系中,「非親屬照護者」的制度化承認同樣重要。當今社會的照護與決策權高度家庭化:住院陪護、術後照料、照護資源協調往往默認由配偶或子女承擔,對於終身單身者或長期獨居者而言,最可能提供支持的往往是朋友、鄰居或社區網路,但由於缺乏制度身份,難以轉化為連續照護。
從更宏觀的層面看,oecd(經合組織)關於居住安排的數據指出,多數國家獨居比例隨年齡上升而顯著提高,老年人是最可能獨居的人群,也是最需要社會支持網路的群體。這要求公共政策將「社會連接」當作基礎設施來建設:社區活動、興趣社群、公共空間與跨代互動機制,不應依賴志願者的臨時熱情,而應成為穩定、可持續、可被評估的服務體系。
單人生活對住房、照護、經濟風險承受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一人承擔房租或房貸,一人面對照護費用,一人應對突發疾病帶來的收入中斷。單身化、獨居化趨勢意味著公共部門和市場都需要提供更適配的解決方案,例如更普惠的長期照護體系、更友好的獨居住房供給、更可負擔的社區護理與日常協作服務。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袁端端
責編 朱力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