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什麼這次的事件出現在鄭州,恐怕也是因為這座城市缺乏多元寬容的城市文化傳統,它向來以工人運動、極左激進和平民主義著稱。相比起來,在號稱「gay都」的成都就極不可能出現這種事,因為成都的城市文化以包容著稱,「哪怕看不慣,但那是別人的活法,管不著」。
通常來說,大城市都比鄉村更為包容,因為大城市勢必容納許多異質化的群體,不可能像小型社區那樣同質化。從這一意義上說,鄭州人民公園的打人事件意味著,當地自發湧現出一些激進的群體,將社會偏見武器化,極力壓縮異類的生存空間,阻止社會朝向讓他們不悅的多元化方向演進。
越是那些歧視嚴重的地方,越有可能存在這樣一個規律性現象:「公開的同性戀者願意從事社會地位低下的職業;秘密的同性戀者則常常從事社會地位較高的職業。」理由很簡單:如果這一身份遭受歧視,那麼有身份的人當然不敢暴露這一秘密。
可想而知,這些異類會比常人更樂於流向一個能讓他們更自由呼吸的地方。就此而言,異類能否安心活著,堪稱當地價值多元、包容的可靠指針,而這些遭排斥的少數派,往往正是文化創造力的前沿力量。
同性戀者由於其隱秘的性取向,有著比常人更敏銳的感受力。他們是天生的跨界者,身為男性卻更能了解女性(所以才有「gay蜜」的說法),對不同的體會都能兼容,或許正因此,無論在哪裡,藝術圈子都是同性戀者的集中地。
後現代主義讚頌這種跨越邊界的現象,尤其在全球化時代,無論是「文化雜交」還是性別多元,都被歡呼為一種去中心化的現代勝利。大多數人都只知道一種文化、一個環境,但像流亡者、移民、同性戀者卻出入於不同類別之中,並因為其多重視野而具有一種特殊的覺知。那不僅對一元價值觀具有批判認識,也通向人的自我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