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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張艷君（大學教師）
從2024年春季開始，我在《視聽文案創作》課上，設下了一個讓學生覺得「恐怖」的規定：
我會從點名冊上隨機叫起一位學生，讓他站起來，大聲回答問題——還要看著我的眼睛。
有一次下課後，一個關係不錯的學生笑著對我說：
「張老師，你知道這個規定有多恐怖嗎？這太社死了。」
「社死」這個詞，是我這幾年最常從學生嘴裡聽到的。
他們不缺勇氣寫劇本、做PPT、拍短視頻，但一旦要「面對人/活人/話多的活人」，就開始慌……
他們習慣在鍵盤後面表達、在屏幕里溝通，卻越來越不擅長與真實的人對視。
我在這個行業教學已經近二十年了。
以前教的85後、90後、95後學生，多少都有和真人溝通的能力——他們會主動聯繫拍攝對象，去場地跑協調，拍片時能靈活應對各種狀況。
但現在這一撥00後，變化非常明顯。
他們拍片時更願意做虛擬題材：AI戀人、平行宇宙、虛擬自我；
真正涉及現實人物的選題，他們反而退縮。
但凡再讓他們在做作業的時候找點活人配合，基本上是「大型災難現場」。
我有時覺得，他們不是不感興趣，而是早就喪失了和人相處的肌肉記憶。
這種「不會面對人」的問題，不只出現在課堂。
作為母親，我也在女兒身上看到同樣的影子。
她上初中後，我常常要在家長群里幫她理作業。
英語老師喜歡用小程序、PDF、圖片、騰訊會議混搭布置任務；
道法老師發的永遠是Windows壓縮包，我的Mac電腦打不開；
問老師，他不回，最後是熱心家長把文件排好版再轉給我。
有時我調侃：「我白天教學生拍片，晚上研究怎麼打開作業文件。」
在中小學老師的眼裡，家長大概不是「人」，也沒有姓名，
只是他們完成教學任務的配合者。
這種角色錯位讓人無力——
家長、學生、老師都成了執行者，而不再是參與者。
但我始終在努力保留一點「活人」的陪伴。
從女兒兩歲上幼兒園開始，不論颳風下雨，我都堅持親自送她上學。
十年間我們一直住在離學校步行可達的地方，
每天早晨那段路，是我們母女之間最安靜、最快樂的時光。
也許正是這些點滴的陪伴，
讓孩子在沉重的課業中依然保持著健康和明亮的眼神——
十二歲的她已經一米七，視力5.3，笑起來像陽光一樣。
我常想，孩子的成長不該被學校佔滿，
父母能補上的那一部分人味，是這個時代最珍貴的教育。
想到那些不得不住校的留守兒童，
他們能接觸到怎樣的世界、遇到什麼樣的語言環境和活人，
很多時候只是運氣。
也許我大學裡那些木訥的、怕「社死」的學生，
正是那種被長期剝奪「活人交流」的孩子。
他們不是冷漠，而是被孤立慣了。
大學也在發生同樣的變化。
近兩年，學校評估學生的「抬頭率」，
督導坐在監控室里隨機定格錄像，看學生有沒有抬頭。
老師要在教學設計上提高「頭排就坐率」和「上課抬頭率」。
學生被監控學，老師被監控教。
我們都在努力「合規」，卻很少再去問一句：
——這份努力，是為了什麼？
我並不想抱怨。
在教育系統里，也有許多認真做事的老師，
有的更新硬體設施，有的在課堂上真心關心學生的成長。
我也仍然樂觀地相信，教育的意義不只是分數和KPI，它還應該保留那一點點「人味」——
讓我們能看見彼此的表情，聽見彼此的聲音，理解彼此的疲憊。
寫到這裡，我才想起今天是記者節。
這個節日原本屬於那些深度觀察社會的勇敢的人，
記者曾是一個很崇高的職業，
很遺憾，現在 哪個好人還想當記者？
不過 當我們逃不出現實種種瑣碎與困境的時候
不論你身處何方，做著哪份工作，
在這個被碎片信息裹挾的時代，
願我們都能重新練習一種簡單的能力：
抬起頭，看一看人。
#大學課堂上 「人味」漸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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