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中國/圖）
如果還在公立學校，陳睿風的成績或許仍然不錯。但一堂高中物理課，改變了他的軌跡。在同老師探討問題，被視作挑戰權威後，他多次被老師當眾羞辱和體罰。
他逐漸對學校和老師心生恐懼，直至最終休學。送到青少年生命復元學習社區後，陳睿風一度不許身邊人喊自己的全名。這會讓他想起學校的遭遇，出現心悸等軀體化癥狀。
包括陳睿風在內，學習社區接收了16名因各種原因休學的孩子。聯合創始人鄧豪發現，這兩年前來諮詢的家長，子女年齡越來越小，從初三前移至小學中高年級。
幾乎所有受訪的教育工作者，都旗幟鮮明地反對「問題學生」這一標籤式的稱呼。不過他們向南方周末記者坦言，如果按世俗的標準，最近幾年觀察到的「問題學生」數量確實越來越多。
2024年10月26日至27日，第三屆青少年心理安全論壇在雲南昆明宜良縣舉行，主題就是「問題學生和問題教育」。原本預計400人規模的論壇，湧進了1100名與會者。論壇主席、成都市武侯實驗中學原校長李鎮西，在致辭時開宗明義，「要改變問題學生，首先得改變問題教育。改變問題教育，必須改變問題教育的實施者，也就是問題教師和問題家長。」
吳麗明當了21年高中老師，又曾在浙江麗水縉雲縣做了12年教育局副局長，他也認同上述觀點。在他看來，解決問題的根本在於「扭轉應試教育的傾向」。但這也是最難的部分，需要教育行政部門、校長、老師、家長一起發力，在孩子的健康成長和應試教育間作出抉擇。
誰是「問題學生」？
舒仁洪辦過一所打工子弟學校。他遇到過一個學生，成績過得去，但每天上學都遲到，還出手打同學，「調皮學生身上的問題，大多都有」。
家訪後舒仁洪才知道，學生的家長鬧離婚，晚上吵架很晚才能睡覺。學生暴躁是因為沒想好父母離婚後是跟父親，還是跟母親。「我們當時就覺得這個學生的校內表現是有問題，但不是孩子的問題，而是家庭導致的」。
在他看來，所謂的問題學生，是在成長的某個階段，出現了一些自己無法解決的問題，從而表現出被看作是問題的行為。比如，有些孩子在學校故意搗亂，是因為在家裡沒得到足夠的關注，藉此吸引注意力。儘管有的家庭問題，無法通過教育解決，但學校老師給予理解和幫助後，至少不會讓孩子的問題更加凸顯。
究竟怎樣的學生才是問題學生？
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基礎教育研究所退休教師王曉春有二十多年從教經歷，後從事教育研究工作。他在2013年再版的《問題學生診療手冊》一書中，將問題學生分為行為習慣型、厭學型、心理型、品德型和「好學生」型五類。
不過他在書中也強調，教育真正重要的方面是無法量化的，問題學生可能是一個「沒有辦法說得特別清楚的概念」。
在和同事交流學生的情況時，舒仁洪會避開「問題學生」這樣的字眼。「有的問題學生是個性化的孩子，在某些方面更有亮點」，但舒仁洪說，在一線教學中學校容易把不太好管理、不聽話的孩子都統稱為問題學生。
吳麗明認為，對問題學生的定義至關重要。如果在應試教育的思想下，把思想、行為和習慣影響分數與升學的學生，都看成是問題學生，「問題就比較大」。原因在於這大大拓寬了問題學生的範圍，進一步加劇了教育行政部門、老師和家長的焦慮。
如果將很多原本不成問題的問題，看成是問題，用強烈的控制方式對待孩子，反而陷入了惡性循環。
吳麗明舉例說，小學低年級學生，注意力維持時間就是比一堂課的課時短，「上課做點小動作，分心看看窗外是正常的」。但不少老師認為，學生上課所有時間都必須專心致志，發現做一次小動作，就會批評一次。
「一個人不可能從來不生病，孩子成長也是同樣的道理，在成長過程中難道不會有問題嗎？」吳麗明打了個比方，孩子出現問題像是一場感冒，老師和家長應該尊重客觀規律，在同情理解的基礎上，給予針對性的幫助。感冒痊癒後有助於增強免疫力，「正是有問題的出現，孩子才會成長」。
值得注意的是，「好學生」也可能是問題學生，而且問題更為隱蔽。
舒仁洪的學校曾有一個女生，很乖巧，「不會惹什麼麻煩，就是心思比較重」。到了初二初三，她的學業逐漸出現困難。高中才上了一學期，就退學了。事後她同舒仁洪說，「學習壓得我喘不過氣」。
舒仁洪熟悉她家的情況，她打小和外公外婆生活，「供她吃飽穿暖，就已經盡他們全力了」。走到退學這步，並不完全是學業本身的問題，而是面對問題「一直是她自己在扛，她感覺是孤立無援的，在心理上被打敗了」。
2018年9月2日，杭州長江實驗小學開學，一年級學生迎來小學第一堂課，教室外窗口門框邊倚靠著很多圍觀家長。(視覺中國/圖)
孩子是「病」得最輕的
2022年，舒仁洪辦起了幼兒園。這時他發現，小學六年級和初中階段冒出的「問題學生」，在更早時候就埋下了種子。
幼兒園有個孩子，在和別的小朋友說話前，總是伸手打對方的頭。後來舒仁洪觀察到，這位家長在招呼自己孩子的時候，也會順手打一下孩子。在孩子看來，這可能只是一種打招呼的方式。
「很多孩子身上的小問題，是在家庭中習得的」。用舒仁洪的話說，剛開始只是小問題，但如果沒有發現、糾正這個問題，到後面可能會發展為更嚴重的問題。
孩子在成長，如果父母成長的速度趕不上孩子，「就是拖孩子的後腿」。因此他常和家長說，「只有家長好好學習，孩子才能天天向上」。
在第三屆青少年心理安全論壇上，北京四中原校長、北京金融街潤澤學校校長劉長銘說，當發現一個孩子出現問題的時候，基本上可以斷定這個孩子是家裡病得最輕的，「跟家長一談話你就明白了，真正嚴重的病人剛來」。
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授楊福義長期研究特殊兒童心理與教育。他在2007年發表的論文《問題學生的自我概念研究》中指出，通過對197名工讀學校問題學生和136名普通中學學生的研究發現，父母的懲罰與嚴厲、父母的拒絕與否認以及父親的過分干涉，與問題學生總體自我概念的發展存在極其顯著的負相關。
他還注意到，問題學生的自我概念水平越低，焦慮和抑鬱水平越高，表現出的心理健康問題和行為問題也越多。
類似的影響還出現在老師和學生的關係中。
鄧豪舉了個例子，學生對課程內容有不同於老師的思考，這本來是個很好的教學機會。但老師可能只讓學生記下知識點，而不是展開討論。學生心裡會產生疑惑，「到底誰是對的？」
而當這份懷疑是關於「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時，影響就更大了。他進一步解釋，當學生被老師認為是調皮搗蛋的、偷懶的或者是問題學生時，面對強大的外部權力，學生對抗不了老師貼的標籤，最終把標籤貼到了自己身上。「休學的孩子經常覺得自己就是廢物。」鄧豪說。
吳麗明點出了背後的深層邏輯。在評價體系的指揮棒下，如果分數不高有某個學生的原因，「那麼他就會變成眾矢之的」。
他解釋道，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對學校的考核標準制定得非常詳細，比如要求開齊開足課程，但這些要求在實際考核中並不一定真正落實到位。而學生成績雖然不會列入考核內容，卻是「教育行政部門評價學校，以及學校評價老師時最看重的」。以評先評優和職稱評定為例，班級成績好的老師往往有更高的優先順序。
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溫州附屬小學校長林昱注意到，這兩年問題學生數量越來越多，原因在於「整體的教育環境比較卷」。
「很難把小學完全從中國的教育體制中剝離出來。」林昱說，高考成績是社會對教育質量的重要衡量標準，高考的壓力會傳遞到中考，「高中的老師覺得初中的基礎沒打好怎麼辦？」而初中學校又希望小學抓好教育質量。這些壓力傳遞到學校，又傳遞給基層的班級和學科老師，「有時候老師的教育教學行為，會莫名其妙發生改變」。
家長既感受到了壓力，同時也是壓力的製造者。
其中一個細節是，越來越多的家長碰見老師，第一句話是問「我孩子成績怎麼樣？」而不是「孩子今天在學校開不開心？」在他看來，家長沒有很平和地看待教育，也沒有從生命健康成長的角度平和地看待自己孩子。
最終這些壓力都落在了孩子身上。
鄧豪會告訴休學的孩子，「你們是勇敢的人」。他引用社會學家項飆的話，教育系統正在批量生產炮灰。但不是所有學生都勇於說出內心的感受，勇於同父母和社會的不理解抗爭。
他們把父母看作最後的希望，尋求理解和幫助，換來的通常又是不解和指責。在經歷反覆的拉扯，其他表達方式都被父母忽視後，有些孩子會用自傷自殘的辦法表明「我回不了那個學校」。這時部分家長才開始理解。但鄧豪說，有的家長仍會覺得，「你來威脅我」。
不是管得太少，而是太多
擺在面前的是一道選擇題。
「如果一定要爭取成為頭部學校，會耗費掉很多老師的精力，給孩子增加無謂的學業負擔」，林昱認為這沒有必要。他給學校的定位是，成績保持在全區中上左右。在確保40分鐘課堂教學有效性、批改好每本作業、輔導好後20%學生的基礎上，抽出更多時間開展關注兒童生命成長的活動。
林昱說，作為學校的管理者，首先要做一個價值判斷，「學校更關注的東西是什麼？」如果目標不明確，由於社會、教育行政部門和家長都關注學習成績，學校就很可能把學習成績放到第一位，「很多活都不好乾了」。
在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溫州附屬小學，運動會等大型活動都會徵求學生意見。平日還開設了微舞台和微展台，學生報名後可以上台展示才藝，或者分享自己的故事。學生參與的管理社區甚至還討論通過，忘戴紅領巾應該有豁免機會。
林昱感受到了變化，學生們更自信，個性更鮮明，問題學生的數量也相對較少。附近一所對口中學的校長同他講，這些學生到了初中，學習仍有足夠的潛力。林昱開玩笑，「就像熬中藥一樣，我們還沒把孩子榨乾」。
劉長銘也注意到了這個現象。
「恨不得孩子3歲學數學，2歲學英語，通過搶跑來佔先」。他在前述論壇上說，等到高中畢業，搶出的優勢消耗殆盡，該怎麼辦呢？搶跑時本應發展的能力留下了缺口，與發展更全面的孩子相比，「不僅沒有優勢，反而處於劣勢」。
不光是學校管理者，老師也能發揮重要作用。
吳麗明舉了個例子，如果學生不會拼音，老師以犧牲和諧的師生關係、學生睡眠和體育活動時間為代價讓學生掌握，這就得不償失，反而促使孩子產生更多的問題。「是為了學生的健康發展，還是知識的得失，有的時候要作出抉擇」。
老師是最基層的教學活動開展者，也處在所有利益相關方的交織點上。「家長遇到什麼事都會找老師，校長也會找老師要成績」，鄧豪能理解老師的無奈。
他認為，如果老師沒有一定的教學管理自由，對待問題學生往往會採取最容易和最安全的方式。比如發現學生不對勁，就轉交給學校的心理老師。如果問題更嚴重，再讓家長把孩子領回家。
因此，在他看來，家長是孩子的最後一道防線。「孩子是你自己的，如果你都看不見眼前這個具體的人，看到的全是外部傳遞的焦慮，我覺得挺遺憾的。」
以家校配合為例，他覺得家長並不是要配合學校的教育，而是要做學校沒有做的事，「抓成績學校做得足夠好了，在家裡應該抓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全面發展」。他舉例說，可以帶孩子多去戶外跑一跑、跳一跳，周末踢一場足球，這不僅能讓孩子得到鍛煉，還能獲得自由玩耍帶來的掌控感。
吳麗明也持相近觀點。
據他觀察，不少家長缺乏教育常識，「不是管得太少，而是管得太多了」。在這種情況下，「家長做得越多，孩子越痛苦」。他舉例，孩子有沒有吃飽是由父母決定的。有的母親對孩子說，「這口飯吃掉你才算吃飽。」吃了幾口，孩子問，「媽媽，我吃飽了沒有？」
這是一種典型的控制，也是家庭教育普遍存在的問題。吳麗明說，孩子失去了自主意識，把自己的感覺都交給媽媽了，「這樣的孩子往往會出現問題」。
舒仁洪幹了近20年教育，接觸了各種各樣的學生。他經常與家長說，「有的花春天開，有的花夏天開，有的花冬天開。無花果雖然看不見花，但也能結果。」
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鄧豪發現，在學習社區待上一段時間，孩子的狀態一旦好轉，有些家長對孩子學業的期待又會爆發出來，要求孩子重新回到學校，認為那才是正常的軌道。
「家長並沒有放下期待，這份期待只是被藏起來了。」鄧豪說。
鄧豪請家長寫下對子女25歲時的期待。家長的期待和孩子對自己的期待高度一致，獨立、健康、勇敢、快樂都是高頻詞。「高考只是前往這些目標的路徑之一，不要讓家長活在當下的焦慮里」。
（應受訪者要求，陳睿風為化名。南方周末實習生代科卉對此文亦有貢獻）
南方周末記者 杜寒三 南方周末實習生 李澤璇
責編 錢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