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寬裕的年代，他和舍友平攤買書的錢，每天學習八九個小時。畢業前，正趕上國家建立海軍，楊士莪肄業入伍，來到大連第一海軍學校任教，自此與海結緣。
楊士莪為高考學生寫寄語。 新京報記者 彭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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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士莪（音同俄）曾是個「貪玩」的學生。年少時，不愛背單詞，作業總是交不夠數。在抗日戰爭中他度過中學時期，看到日軍的飛機把校園炸出彈坑，餓著肚子求學。
抗戰結束後的第二年，楊士莪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在不寬裕的年代，他和舍友平攤買書的錢，每天學習八九個小時。畢業前，正趕上國家建立海軍，楊士莪肄業入伍，來到大連第一海軍學校任教，自此與海結緣。
上個世紀60年代，他從蘇聯進修回來，開始籌備中國首個水聲專業，教學生、也培養教師，他成了機械與運載工程專家，中國水聲科技的主要開拓人之一。1995年，楊士莪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如今，被稱為「90後」院士的楊士莪已經退休，卻還在堅持給研究生上課。談及自己的大學時光，90歲的楊士莪說，「我只是一顆普普通通的種子，不過是在大學時遇到一些好老師、好同學，就像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談求學：餓肚子上學，校園裡被炸出彈坑
新京報：你什麼時候開始上學？
楊士莪：1936年我5歲，開始上小學，1937年抗戰爆發後，我跟著父母輾轉去了河南和重慶，初一的時候我考進重慶南開中學，一直上到高二，高三那年轉到了南京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學（現在的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新京報：戰爭年代，父母支持你的學業嗎？
楊士莪：我父親是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的，是留美大學生。他要求家裡五個孩子好好學習，儘力供我們上好一點的學校。
家裡經濟壓力挺大的，生活節儉、養雞種菜，但父親從來沒有不讓我們上學。暑假的時候，父母還請了一個馬來西亞留學生教我們英語。
新京報：你的成績怎麼樣？
楊士莪：在班裡排在三分之一左右。我是比較貪玩的，有時候不看正經書，就看小說和文學歷史。南開中學是男女分校，身邊都是小男孩，一天到晚摔跤打架。我身體不好，年齡又小，打不過人家。高三那年我還愛去南京玄武湖划船。
新京報：當時的學校環境怎麼樣？
楊士莪：重慶南開中學大概有一千多個學生，都住校。有三棟兩層樓的宿舍，每層用半高的牆隔出一些小房間，一間住4個人。
伙食很差，肚子從來是餓的。每天的菜就是鹽水煮蠶豆、豌豆或通心菜，沒有肉、沒有油，偶爾能有一碗豆腐就很不錯了。
吃飯的時候得搶，有個竅門是，第一碗不能盛太滿，要不然吃得慢就盛不到第二碗了。我們也沒錢買零食，只能等周末回家吃點兒肉絲，然後用罐子帶點「私菜」回學校，8個人坐一桌，大家一起吃。
新京報：戰爭對校園生活有影響嗎？
楊士莪：在重慶上學時，我們學校被炸過，校園裡有個炸彈坑。暑假後開學的時候我們發現了這個坑，深有一米，半徑兩三米，我還從坑裡撿出炸彈皮敲著玩兒。
放假在家時，有一次看到日本飛機飛過來，在頭頂上扔炸彈。我們家有防空洞，有人會躲進去。我們小孩不懂戰爭的概念，也不覺得害怕，就在外頭看。
談高考：考大學不是唯一的出路
新京報：你是怎麼參加高考的？
楊士莪：我考大學是1947年，7月初，我報考了上海交通大學，後來又去考了當時的國立中央大學和清華大學。都是夏天考的，每場考試之間隔了十來天。
新京報：考試過程是怎麼樣的？
楊士莪：當時清華大學在南京租了個空房子當考場，考了語文、數學、英語還有物理、化學。我們考了兩天，一人一個位子，用鉛筆和鋼筆答題，考試形式和現在的高考差不多。
最後我考上了清華物理系，做完考卷我就預料到了這個結果。清華在報紙上刊登了錄取名單，又給了錄取通知書。
新京報：清華是不是很難考？
楊士莪：其實還可以，不見得難考。因為考試的機會多，我沒有覺得緊張，就像平常一樣學習，也沒有特別地準備。
新京報：你怎麼看待高考？
楊士莪：學習總歸是有用的，但考大學不是唯一的出路。考上了挺好，考不上也不見得沒出息，要平常心對待。
上大學要學三件事，做人、做事，最後是學知識。我後來做教授時老跟學生說，再有名的教授，也不能教給你10年、20年以後的新科技和知識，要靠自己的學習意志和創新能力。
大學時期的楊士莪。受訪者供圖
談大學：和舍友湊錢買書，宿舍四人里三個是院士
新京報：去大學報到時準備了些什麼？
楊士莪：我從上海坐一天船到天津，然後再坐火車去北京。行李很簡單，一個鋪蓋卷，一個箱子，裡面帶點書和換洗衣裳。
新京報：大學課堂是什麼樣的？
楊士莪：我們學校實行選課制度，願意上什麼課就選什麼課。學生和老師關係比較自然，我們喜歡課後去老師家裡轉，有時候討論問題，有時就是單純看望。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些老師不是只教你知識，而是教方法，這對我影響很大。
新京報：大學學業順利嗎？
楊士莪：剛上了一個多月，迎來第一次期中考，題特別難，都是沒有學過的題目。我就考了五十幾分，沒及格。當時有個說法是，如果班上有三分之二的學生不及格，這場考試就算成功了，意思就是給學生一個下馬威。
清華物理系有個特點，頭一年不承認你是物理系的學生。一年級上完了，普通物理、高等數學那些科目，考75分以上才允許入系。我們入學的時候系裡五十多人，到了二年級就剩三十多個了。
新京報：大學期間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經歷？
楊士莪：我所在的宿舍是個學霸宿舍，四個室友中，周光召、高伯龍和我三個人後來當選了院士。
那時的大學生，有些年齡已經很大了，還有帶著孩子的。當時大家都沒錢，又想買書，室友周光召就和我合夥買，一人出一半的錢。那個時候吃穿都沒什麼好挑的，只有買書才捨得花錢。
大學期間，除了學習，我還學了彈鋼琴，參加過歌韻隊，業餘時間到學校周圍農村教小孩兒識字。
新京報：那時候的大學生學習熱情很高？
楊士莪：當時我們班統計過大家的學習時間。像我這種愛玩的，也經常在圖書館看書，一個禮拜大概學習60個鐘頭。周光召這種刻苦的，一個禮拜的學習時間都是75個小時以上，每天都有十多個小時。
我不是同學中最厲害的，室友高伯龍老罵我「貪玩」，揪著我的後脖頸帶我去圖書館。後來想想，如果不是大學遇到了這些好老師、好同學，我不就出溜了嘛。
90歲的楊士莪。新京報記者 彭沖 攝
談工作：88歲還出海實驗，要儘可能發揮餘熱
新京報：你畢業之後去哪裡工作了？
楊士莪：20世紀50年代初，正趕上國家要建立海軍。大連海校到北京抽調年輕教師和高年級學生當教員。那時候我讀大學四年級，學業還沒讀完，就和其他幾個同學一起入了伍。臨走的時候，我還和室友周光召一起，平分了之前合夥買的那幾十本書。
1952年，我到了哈軍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現在的哈爾濱工程大學）當老師。
1957年，到蘇聯科學院聲學所進修。那裡有四個研究室，其中兩個對中國人是不開放的，一個是艦船雜訊，一個是聲納，都涉及國防機密。當時我就知道，要干這東西就只能靠自己。
1959年我回國，年底正式作為中方副隊長參加了南海考察。1960年，我在哈軍工籌建水聲專業，這是中國第一個、到現在也是中國唯一一個比較完整的水聲專業。
新京報：有沒有經歷過比較艱苦的時候？
楊士莪：其實都還好。1994年，我主導對南海的水聲考察，天氣熱，也暈船。我就唱歌鼓勵大家，安撫隊員的情緒。在南沙群島的時候，沒有飲用水，船底的壓載艙里有淡水，但上面漂著一層柴油，燒開了就照常喝。
新京報：你後來做了大學老師，有什麼教育心得？
楊士莪：後來我在哈爾濱工程大學當老師，我喜歡在課堂上提問，但是很少有學生回答，我講對或講錯都沒有學生提出不同意見。偶爾有發言的，我就趕快表揚一下，不管他說得怎麼樣，先鼓勵。
我是喜歡提問的，要啟發學生而不是灌輸。我總是說，我只是一顆普普通通的種子，不過是上學期間遇到過一些好老師、好同學，就像找到了肥沃的土壤，所以就長出苗了。
新京報：退休之後你還在堅持工作？
楊士莪：2019年我88歲時退休了，但是那一年我還在出海實驗。對我來說，退休和不退休沒有區別，有些事還得繼續干。
我上個月還在給研究生上課。就像我之前說的，人雖然退休了，但是為祖國做貢獻的工作是不應該退休的。要儘可能地發揮餘熱，做到夕陽雖落蒼山後，猶映晚霞滿天紅。
楊士莪給高考學生的手寫寄語。 新京報記者 彭沖 攝
人物簡介：
楊士莪，男，漢族，祖籍河南省南陽市，1931年生於天津市。我國著名的機械與運載工程專家，水聲工程學家，中國水聲科技的主要開拓人之一，全國第一批博士生導師，第一批國家特殊津貼獲得者。1995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
新京報記者 彭沖 黑龍江哈爾濱報道
編輯 李明
校對 李立軍
新京報小鯨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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