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陳茂賢執導、上映於2024年末的電影《破·地獄》，憑藉對喪葬儀式的傳統再現，家庭、性別、生育等時下倫理困境的全景式掃描，以及講述者自身舒緩穩健的敘事節奏，在香港票房登頂，迅速摘得了「華語電影票房冠軍」的驚人成績。影片中，婚禮策劃師道生由於債台高築，經親友介紹轉業為喪儀經紀人，他不僅與喃嘸師傅文哥成為了搭檔，也逐漸深入其心亂如麻的家庭生活。二人由針鋒相對的冤家，逐漸變作彼此生命重要的見證人、料理人、引路人，簡潔易懂的脈絡之下，指向的實則為由道生代表的年輕一代對於生死倫常持有的哀悼觀，與年長如文哥的父輩之間發生的斷裂與碰撞、差異與交融。輪舞般的雙視角呈現方式，編織出了故事質地的豐富褶皺。對於各執一詞的雙方，電影鏡頭始終俯之以耐心的傾聽，盡量公允地還原了不同人群面臨的生活難度，憑藉視角的包容性，不斷盪開話題討論的空間，也令略顯古舊的題材煥然一新，順著婀娜輕盈的南音小調，一路延展至西裝革履、大廈環繞的當代生活。
《破·地獄》海報
其中，支持並助推著人物自然變化、使各種觀念柔軟如海綿一樣充滿了伸縮力與可塑性的，是電影對於「身體」的精彩調遣。實際上，身體不僅佔據了絕大部分銀幕的前景，而且已經深度參與敘事進程之中：作為殯葬業的「目標客戶」，一具新身體的出現將為人物刷新任務命題；如何「超度」這些或鮮活或停止了呼吸的身體，則事關清理它們尚粘附著的一系列社會關係與情感紐帶；當它出現，聯合面孔、眼淚、氣味等眾多形式，就此成為了一門比一般語言「更含混也更忠誠的語言」，這意味著身體正在以其獨特的句法嘗試溝通並提醒人們重新掌握它——畢竟，沒有任何一種對死亡的解釋比一副遺體更具權威性，那麼為了處理它們，釋放情感、直面喪失的「哀悼練習」成為必要。本文意在從《破·地獄》的身體視角出發，通過四次殯葬過程探討道生、文哥代表的兩種儀式觀念曾如何爭奪對死亡的解釋權，而隨著故事推進，昔日的矛盾被證明為莫須有，又最終反過來為形形色色的身體所包容。第二部分則著眼於死亡面向生者授予的「哀悼練習」，即哀悼是如何呼喚死者與生者的同時在場，並在二者的面孔交織之中完成自身。第三部分則試圖證明，如果哀悼死亡包含了「釋放情感」「直面喪失」兩種關鍵環節，那麼影片對喃嘸師女兒文玥無意間的塑造，恰恰透露出了女性多血、多淚的身體內部天然蘊含的哀悼經驗。
一、超度「死者」還是「生者」？——儀式觀念與情感經濟
喃嘸師文哥的家族世代以入殮為業，到這一輩早已對傳統喪儀的衣冠、形制、陣勢瞭然於心，甚至「傳男不傳女」的規矩也從未打破——「老祖宗定下的規矩」是他時刻提起的口頭禪，為了維護它們，他嚴厲地拒斥所有不合禮數的決議，連兒女也不例外，儼然一副忠誠的衛道士形象。與此同時，秉持「微笑服務」的道生比照起來顯然要親切、討喜得多，這一點實則離不開他昔日作為婚禮策劃的職業習慣。道生巧妙地將「私人訂製」的運營模式移挪了過來，儀式流程、棺槨材質乃至紀念品的一切需求皆以客戶為先。這種理念不僅在替一位母親花重金保存兒子屍體一事上初見成效，也很快憑藉一種令人熟悉的「進步性」贏得了觀眾的認同。
之所以感到似曾相識，是因為「超度生者」的儀式觀脫胎於今日的「情感資本主義」時代，在強調情緒價值的社會氣氛中，情感正進一步成為虛擬貨幣，被納入金錢交換的邏輯範疇。如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通過航空公司對女空乘的情感培訓察覺到，這種情感勞動「要求一個人為了保持恰當的表情而誘發或抑制自己的感受，以在他人身上產生適宜的心理狀態——就空乘而言，就是要讓乘客產生在一個歡樂又安全的地方得到關懷的感覺。這種勞動要求意識（mind）與感受（feeling）之間的相互協調，有時還要利用自我的某種來源，即我們視作自身個性的深層且必要的部分。」當商業行為接管了情感的信號功能，道生深諳整場交易環節中，家屬不斷放大的情緒將影響喪儀的選擇，而這正是他主要的盈利來源，因此，當第一位客戶表示只想一切「按照去世兄弟的心意操辦，錢並不重要」之後，他便根據死者的生平細節，針對性地推銷起撫恤家屬的相關產品，並且也格外樂意承接甄小姐離奇卻出價不菲的心愿。
《破·地獄》劇照
值得關注的是，影片藉助道生的前後變化，呈現了情感經濟的曖昧之處。一方面，它的出現具有生產性，當媒介興起並開啟了前所未有的原子化時代，個人的主體性危機加劇，時刻承受著無法挽回的過去和不確定的未來在身心施加的粉碎性力量，情感經濟則關注到這一部分需求，它藉由服務的形式，肯定和維護了人對存在的渴望。無論是引發笑料的汽車追悼會，破例帶戀人進入入殮室，還是要求文玥主持「破地獄」為父親上演最後一舞，道生始終感受和滿足著客戶層出不窮的想法，並不以此為麻煩，他出賣的實則是讓任何人都能在自己面前「哭出來」的情感技術，而這些交易也由於身體的在場以及身體間的交流與合作，實現了一次又一次良性的情感互動。在片末，文哥承認「你教了我很多」，這也是情感經濟及其在現代社會上演的「關係美學」帶來的啟發，即基於脆弱與變化衍生出的共識，更有利於人走出由電子樓群構築的幽禁狀態，在他者身上找到自我確認、自我實現的出口。
不過，影片在開頭便藉助明叔之口談到了儀式的核心問題：「這件事是發死人財，不管做什麼都要萬事小心。」當情感經濟介入喪葬行業，它受到商品買賣邏輯操控的部分，也為後者帶來了危險。起初道生為了賺快錢入行，他的一舉一動都是為了出售服務，那麼再溫情的互動，也無法避免陷入「情感表演」的可能。他將殯葬服務按需分配，用金錢收買化妝師代勞，並為貴婦人打破行業規定，凡此種種，都將死後的生命再次拉入了活人的階級世界。正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從戰爭的訃聞對象中發現了一種「限制性的人類定義」：「支持維繫生命的方式有所不同，在全球各地，身體脆弱特質的分布方式也大相徑庭，有些人的生命受到嚴密保護，如果他們的神聖權利受到侵犯，就足以引發戰爭；其他人的生命則缺乏如此果斷而堅定的支持，他們甚至是『不值得哀悼』的生命。我們不難發現哀悼的等級差異。訃聞中就存在著這種等級分類：訃文迅速地整理總結生命，並為逝者賦予人性，這些人大多是已婚或已訂婚的人、異性戀者、幸福的人、遵守一夫一妻制的人。但這只是一類經過篩選的『生命』。」情感經濟操縱之下的定製葬禮，同樣源源不斷地產生了被篩選的生命，這顯然違背了平等的初衷，也殘忍地剝奪了死者尊嚴。在這一角度上，「墨守成規」的傳統儀式反而憑藉森嚴而不可輕易更改的流程凌駕於金錢之上，使萬物服膺於更高存在的力量，彼此之間價值均等，分享著同一份祝福和安寧。實際上，深受戈夫曼影響的社會學者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就高度關注儀式情境下不斷衍生的情感能量，他將這一過程中參與者從彼此身體感受到的「微觀節奏」視為儀式的核心：「當人們開始越來越密切關注其共同的行動、更知道彼此的所知所感，也更了解彼此的意識時，他們就會更強烈地體驗到其共享的情感，如同這種情感已經開始主導他們的意識一樣。」正如歡呼的人群加劇了興奮，莊嚴的葬禮則使心靈更加哀傷，柯林斯承認這其中潛在著失敗的可能性（並且，在他看來，流於空洞的儀式僅能被稱作「正式」的），可這程序一旦成功，它召喚出的精神效力卻也不容小覷，把主體間的短暫體驗轉化成了一種更穩定的情感，那就是「對於此時聚集起來的群體的依戀感」。概言之，虔信的保留有效彌補了資本邏輯中人存在的價值失落，二者和而不同，相依互融，得以在和平的磋商中維繫情感活性。
二、「哀悼練習」：情感關係的喪失與修復
屍體不僅征服了兩位喪儀師，令他們放下了各自的偏見，專註於合作完成對亡者最後的道別；同時，它們也最大程度地暴露在銀幕上，幾乎完全揭開了死亡的面紗，不再是一段輕描淡寫的旁白，一幀轉瞬即逝的蒙太奇，反而以最為腥臭、醜陋的面目零距離出現，力求真實和還原，邀請觀眾與劇中人物共同完成一場大型的「哀悼練習」。
有如喪母后的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哀悼日記》中寫下的那樣：「以前，死亡是一個事件、一個突髮狀況，因此，會讓人騷動、關切、緊張、痙攣、抽搐。突然有⼀天，它不再是事件，⽽是⼀種持續狀態、沉甸甸、無意義、無以⾔宣、陰沉、求助無門：真正的喪傷無法以任何形式表述。」在巨大的喪失面前，語言是徒勞的，因此在更多情況下，電影選擇用沉默的鏡頭對準那些業已掌握了終極秘密的人體，運用面孔、氣味和不再完整的器官組織，將死亡還給肉身。這點在道生為喪子的母親封存屍體的過程中體現得尤為生動。當棺槨開啟，母親執意不肯火化的男童身體在數月的拉扯之下幾無完形，順著後背，令人作嘔的乳白色液體伴隨飛蠅汩汩滲出，而空蕩的暗室瞬間被那肉眼可見的濕腐氣充斥——光是特寫細節就為視覺造成了巨大的衝擊，遑論支離破碎的骨與肉，以及被毀滅的陰影籠罩著的面容。主持防腐工作的道生儘管全副武裝，仍然難以接近這副停止運作的軀幹，它意味著人的真正離去，器官衰竭，肌肉腐壞，毒氣替代了均勻綿長的呼吸，惡臭威脅並破壞了一整套生命秩序，死人的身體由於這種全然的陌生性而成為了一個真正的他者，與活人的身體區別開來。
《破·地獄》劇照
在暴露生命終結的原始恐怖同時，對它的跨越也同步展開。一個細節是，影片中的每一位死者入殮時，都安排了其重要的關係人站在身旁，見證由生至死、又由毀壞至修復的過程。不舍兒子的母親，不被承認的戀人，似乎需要清理的不僅是這些死者腐壞的肉身，還有他們身上粘附的親密關係。在至親之人的凝視下，入殮師啟動工作，細緻地調整死者的神情姿勢，讓他們穿上熟悉的衣服，面容恢復得與生前並無二致，彷彿只是睡去。這些鏡頭處理得極綿長，為了強調時間的存在——從眼前人逐漸膨脹起來的臉龐上，生者重新獲得了對時間的感知，二者間的記憶正在流淌又即將停格，此時，死者的身體既是「擁有時間」的身體，也是「失去時間」的身體。關於失去，巴特勒如此描述道：「當我失去你，我會哀悼這失去，也會變得無法理解自身。沒有你，我是誰？悲傷能夠讓我們認識到政治社群的複雜。悲傷首先讓我們認識到自己同他人之間的關係紐帶，這一紐帶有助於我們理解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相互依存狀態與倫理責任。如果我的命運始終無法同你的命運分離，那麼，這種關聯就使我們緊密相依。」正如影片中的親屬們，在充滿絕望的觀看之外，他們還不約而同地伸出了雙手：母親抱住了屍水淋漓的兒子，女人親吻了戀人的額頭，用溫暖的身體容納了此時已經完全陌生的「他人」，似乎藉助死亡，以及由死亡引發的「擁有」與「失去」之間的激辯，愛的秩序奇異地誕生了，它紮根於這根深蒂固的張力結構，紮根於絕對的陌生而非熟悉之中，並帶來一股神聖的強度，它用這幅場景中生者與死者面孔的交織，在器械處理下不光是屍體、與之親密的人同樣得到了修復來證明，愛正在於有如入殮和哀悼般的時空同頻。置身最後短暫的相處中，我們才真正地意識到彼此聯結至深，並且（一個人代替另一個人）回過頭，將這些同頻時刻命名為永恆。
三、止血和催淚的技術：作為哀悼「元場所」的女性身體
雖然在勾勒文玥時，影片未能避免對女性的臉譜化想像，但它的筆力受限之處，卻為延伸出的現實問題提供了思考潛質。根據上文解讀，當故事專註於兩位男主人公的交鋒，以此來追問「該怎樣做才能更好地哀悼」時，一旁的文玥身上所流露出的性彆氣質，實則也在積極地回應這個問題。作為女性，她的生理特質曾一度受到詬病：沾有「經血」的衣物會衝撞老祖宗的衣袍，滾燙的「眼淚」不宜粘在遺體上——這些針對女性身體的行規不僅斷送了文玥的夢想，也致使她成為急救員之後，仍然在為這副面對死亡時無法理性的身體而終日自責。
《破·地獄》劇照
然而，諸種現實狀況表明，多血多淚的女性身體為文玥帶來了豐富的止血和感知疼痛的能力。「月經」是規律性造訪女性體內的流血事件，它的痛苦無法言說，更難以從源頭上予以避免。每逢經血不期而至，她們必須一次次地接納疼痛，學會消化它們，每日清洗遺留在衣物上的分泌物。長期磨合下，女性自然會提高身體疼痛的敏銳度，以及對於「看不見的痛苦」的想像力。作為救護員，死亡同樣近似於一次「疼痛的造訪」，周而復始地對文玥的身體形成傷害。因此，當男同事揶揄她「經歷這麼多次，應該習慣了吧」時，文玥本能地感到了憤怒，並毫不留情地回應道「怎麼可能會習慣」，此處便較為明顯地呈現了兩種思維的區別。當前者用工具理性隔絕死亡時，疼痛卻賦予了文玥一種優美的倫理，那就是對每一次受傷都保持震驚。因死者而感受到的難以磨滅的遺憾，轉化為急救時全力以赴的動力，無論是為鄰居老人免費做體檢，還是心肺復甦時專業而強勁的姿勢，女性成長曆程中反覆承受的流血經驗，最終熔煉為了一種止血能力。除此以外，血的到來也改造了女性對「污穢」的認識。由於代謝頻繁，她們需要加倍關注生理衛生，保持身體清爽乾淨，從自身上積累的照護經驗，也在更廣闊的社會圖景中發揮效用。電影中，隨著哥哥的遠走高飛，文玥咬牙接過了料理失能老人的責任。面對曾指責自己「臟污」的父親，她無微不至地為其更衣洗漱，處理老人的排泄物，很快適應了照顧者的角色。這得心應手的照護能力，正是女性身體贈予世界的禮物。
感受之後，如何對當下的情感進行描述，在普遍沉默壓抑的談話氛圍里，文玥的嬉笑怒罵也顯得格外醒目。入殮師中有一條特別的行規，即親人不要將眼淚滴在屍體上，否則亡靈將難以獲得寧靜，在泉下「安息」——在這種語境下，因強烈情感而流出的熱淚，頓時成為了動搖人心之物，它的出現由此變得恐怖，具有破壞性。反之，「不流淚」則發展為一種新的職業理性，不斷監控、規訓著人的身體，使它們儀錶得當，不至過分哀戚。謹遵祖訓的文哥就擁有一具從不流露真情的身體，道生注意到他「只在兒女不在眼前時，才能輕鬆地表達感情」，不僅自我剋制，也無法接受他人的情感輸出，無論文玥帶著憤怒斥責，還是滿懷柔情地詢問，他都沉默以對，強行中斷直接的情感交流。儘管臨別前，這位父親終於有勇氣以遺書的形式剖白內心，承認了自己對子女的愛與愧疚，但仍然無法彌補多年家庭生活中，情感交流的缺席對彼此造成的創傷，使女兒學不會通過表達排遣負面情緒，只能採取放縱情慾的極端方式，用自毀來自我疏解。郭家的幾回爭吵中，男性成員普遍選擇逃避——父親拂袖而去、哥哥不辭而別——來擱置衝突，而文玥看起來「脾氣火爆」，卻對當下的感受極其忠誠。她的言行皆基於感性，但同時也勇於為感性的那一面負責，在照護癱瘓的文哥時，她看上去喜怒無常，對父親的頑固不化而不解，也為父親的行動不便而心疼，更是在父親的一次次迴避後仍然不懈地追問他對自己的看法，既耐心又任性。這些斑斕的情感變化，恰恰證明了父女關係不止於責任，而是仍含有兩顆心的在場、兩具身體的互相觸動。如果說「撫慰生者」是喪葬師的終極目標，那麼它也是郭文玥再稀鬆不過的日常，最終令文哥在愛而非沉默和忍受中安然離去，找尋到真正的寧靜。
《破·地獄》劇照
哀悼之必要性在於人們能從中提取出一股普遍性的力量，它引起的悲傷不僅面向自我，也指向了他人和更廣闊的社會關聯。在最後的破地獄儀式中，無論是紅衣起舞的郭文玥，安然離世的hello文，還是主持儀式的見證人道生，他們都從明鏡一般熊熊燃燒的火焰中獲得了於自己人生有益的洞見，既感到生之有限，又進一步確信了愛之緊迫。電影揭開這世界最為神秘的面紗一角，它的成功似乎也在證實，死亡帶來的教義興許不只是摧毀，相反，它啟發人去感受周遭活生生的器官運作的聲音，從而致力於維護生命間「柔情的共同生活」。對於屍體的大膽暴露，也呵退了由於未知造成的恐懼，把病變和衰敗變成了一件真正「親切」的事，這就像巴特在母親離世的漩渦中掙扎著寫下的：「不，喪傷（憂鬱）不是一種病。既非病，他們指望我如何治療？回到什麼狀態？什麼生活？服喪要努力的，應是通過它而重生，不再是一個平凡的人，而是一個更道德、更有價值的人，不僅是服了喪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