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末信息技術革命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乃至社會形態。人工智慧、大數據、雲計算等數字技術驅動各個產業進行數字化轉型，人類正在進入數字社會。作為受技術與社會條件變化影響最大的實踐形式之一，新聞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的邊界變得日益模糊。可以說，技術作為權力要素重塑了新聞業既有的新聞生產機制與傳播模態，同時也逐漸催生出新的新聞運作理念與行業運營邏輯。數字新聞的流動發展使得一些產生於大眾媒體時代的概念的解釋力逐漸衰落，已經釐清的老問題被重新問題化，學界不得不重新思考「新聞專業主義」「新聞真實」甚至「什麼是新聞」。
數字新聞實質上並非傳統新聞學的延續，而是新聞學學科的範式升級。在數字技術深度重構傳播生態的背景下，新聞實踐的底層邏輯已發生根本性改變。這種變革不僅體現在新聞生產流程與傳播方式的表層形態上，更觸及新聞價值體系、社會功能定位與學科知識架構等深層維度，是當下新聞學界最重要的議題之一。新聞學的範式轉型仰賴數字新聞規範理論學說的建立，理論的建立主要圍繞以下三個方面：對新聞業變遷進行經驗上的描述和勾畫；以「技術」核心要素分析新聞業變遷的原因；對數字新聞後果意涵的分析。[1]以往學者似乎更多討論的是第一個層面，缺乏對第二、三層面的分析。吳飛教授撰寫的《數字新聞：理念、價值與秩序重構》（以下簡稱為《數字新聞》）一書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寫成的。依託於「國家-社會-公眾」的社會模型，《數字新聞》嘗試通過描摹數字技術與中國社會的獨特互動從而發展出理解技術和社會變遷，其顛覆了原有的知識框架進而形成適應數字文明時代的知識生產範式。
《數字新聞》全書主要分為前後連貫的五個章節。第一章名為「理解媒介技術」，作者通過對媒介技術演進脈絡進行哲學考察，進而闡釋技術推動新聞場域變革的過程。接著第二章「數字新聞學的框架重構」和第三章「數字新聞與專業理念重構」則分析了數字時代和智能時代過渡階段新聞學傳統理論框架與專業理念的「變」與「不變」。第四章「人際關係與演算法價值」，既看到了人工智慧的無限可能，也強調人的主體性價值。最後，第五章「數字新聞實踐與數字文明」，則在構建數字文明這個宏觀的背景下，解釋了「建設性新聞」如何為未來的新聞業提供更多的可能。
一、起點：技術可供性
新聞始終由技術塑造，新聞業的演進始終與技術創新保持共生關係。[1]可以說，技術可供性構成了《數字新聞》研究的邏輯起點。歷史維度顯示，媒介技術的迭代——從造紙術、印刷術到電報、電視——始終對新聞生產範式構成結構化影響。既有研究範式長期聚焦政治經濟學視域下的結構制約分析，而數字時代的來臨催生了認識論轉向——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泛在化演進重塑了信息生態的拓撲結構，技術要素轉而成為重構新聞業態的關鍵變數。作者在強調技術變革效能的同時，審慎誇大技術的力量，將這場新聞的變革看成是多重社會力量通過技術中介實現的再結構化過程。[2]
技術化生存構成人類物種的本質特徵。「勞動是從製造工具開始的」，恩格斯認為工具製造標誌著人類物種的技術化生存轉向，這一論斷為理解技術與人性的共生關係提供了認識論基點。早在web2.0時代，「新媒體」與「媒介融合」概念的勃興已引發國內新聞傳播學界對數字化平台的技術性關注，相關研究雖形成可觀規模，卻鮮少觸及哲學層面的本質性探討。近年來，隨著技術哲學研究範式在國內學界的深化，人技關係、技術倫理困境及主體性消解等問題逐漸成為熱點。值得關注的是，儘管這些研究大量援引抽象理論框架，卻多停留於形而上的概念移植，未能建立理論範式與經驗場域的有效對話。
《數字新聞》通過建構跨學科認識論框架，將技術哲學範式系統整合於數字新聞研究領域，實現經驗性案例解構與元理論闡釋的辯證統一。作者以歷時性視角梳理技術觀的理論譜系，從海德格爾「解蔽」說揭示的技術存在論轉向，到芬伯格「技術代碼」概念指涉的技術理性批判，再延伸至斯蒂格勒「第三滯留」理論闡釋的數字記憶本體論轉向，梳理了技術觀演變過程。[3]25-26事實上，作者一直圍繞的主題是技術哲學的「人-技術」關係問題，即技術的本質。唐·伊德的技術中介理論揭示，技術既非純粹的工具性存在，亦非自主的異化力量，這種關係呈現為二者之間的辯證互動。人類通過技術革新不斷重塑周邊環境，新環境反過來為舊環境重塑秩序，一切又回到本書討論起點。
那麼，未來的技術如何影響新聞界的發展呢？埃森哲在《技術展望2024》中指出，人們身處巨大的技術變革之中，人工智慧和其他顛覆性的技術正日益變得人性化。作者在本書中也多次提到了與之相似的技術人性化趨勢理論，充分展示出其人本主義的媒介研究立場和媒介樂觀主義。技術未來的走向或許也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走向，自由，自由，還是自由。
二、框架：交往行為理論
20 世紀90 年代齊格蒙特·鮑曼用「流動的現代性」一詞來描述後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當下，「變化」已成為新聞業的常態，在液態變化的新聞業中，該如何抓住不變的本質？或者說什麼是不變的呢？「差異製造差異」，在高度複雜的社會系統中，個體通過信息處理機制來降低環境複雜性，個體對新聞的需要本質上正是這種認知機制在社會化維度的延伸與演化。作者認為公眾對新聞業的期待並未被顛覆，新聞變遷的核心問題始終是如何構建理性交往的公共領域，進而維護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3]30-61《數字新聞》中展現的突破性在於作者將「社交互動」確立為理論建構的元邏輯，通過結合數字技術特性與實踐邏輯進行了全新的理論框架構，闡釋了數字新聞生態中「技術驅動下的新聞範式轉型」與「新聞傳統價值延續性」的辯證關係，即新聞業的變與不變。
從其變化來說，新聞業的技術架構與價值系統正經歷著深層的範式轉型。一方面，行動者網路理論（ANT）視域下，數字新聞活動已經成為一個人類行動者和非人行動者共同構成的「關係性網路」。[3]140傳統的新聞生產實踐中，機構單向度控制信息篩選與流動，公眾則被固化在傳播鏈條的終端。數字技術對新聞傳播領域造成的業態顛覆，使這種福特主義式的新聞生產模式遭遇結構性瓦解。作者在書中援引了布倫斯提出的「望門人」概念，認為把關權力已從機構向網路轉移。這種轉變包含雙重突破：其一是技術可供性帶來的參與民主化；其二是傳播邏輯從「控制」轉向「湧現」。智能演算法、數據基礎設施等非人類行動元與多元人類主體能夠對「彌散在世界各個角落的事件的主動性調查與檢視……展開新聞協作互動，共享新聞資訊」，這或許就是哈貝馬斯倡導的「理想言說情境」技術化在地實踐。[4]
另一方面，數字時代的到來動搖了現代新聞業在近二百年時間裡所享有的獨特社會地位。其一，技術可供性的增強使得新聞製作從機構壟斷轉向分散式協作，界定新聞業的標準不再是記者的特有身份。新聞延遲性是傳統的新聞專業主義體系合法性建立的前提，多元行動網路的搭建，卻使得所有的信息能夠實現全球直播，這恰恰解構了傳統新聞業的「真相仲裁者」角色。[3]110其二，價值共識斷裂引發專業權威的合法性危機。新興數字行動者對客觀性、公共性等傳統準則缺乏制度性認同，事實上，他們對情緒的追求遠超對事實真相的追尋。這種偏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新聞-事實」紐帶的斷裂，新聞專業主義追求客觀性的準則逐漸走向失落，進一步帶來了新聞業逐漸喪失公信力的問題。[5]在這樣一種語境下，作者轉換了對「真實」的訴求，讓「真實」並非單純對客觀真相即刻當下的描述，而是上升為一種對符號意義世界的沉思和理知。[4]
從不變來說，新聞業對公共福祉服務的追求未發生本質動搖。布魯默認為社會是由處於符號互動過程中的人類構成的，擁有對符號的共同定義與理解，是人類交往得以形成的基礎。也就是說，公共領域的有效運行建立在多元社會主體間的理性協商機制之上，在此過程中，各參與主體需以可驗證的事實性信息（符號）作為對話基礎，因此必然要求新聞專業主義——一套為絕大多數行動者所自覺接受和遵循的理念和法則作為保障。[6]新聞專業主義並未失效，相反，作者將未來的新聞專業主義內化為社會共同追求，在交往行為理論的的框架下，多元新聞傳播活動主體以開放、真誠的態度展開交流，便可通過傳播達成共識，實現理想的溝通。
三、價值：人的主體性
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給傳統新聞研究範式帶來了空前的不確定性，對危機的感知，深刻地烙印在新聞從業者的日常例行工作中。在這種「危機性」話語中，當學界與業界同步陷入解構主義的認知陷阱時，其對新聞業根基的侵蝕強度將遠超外部環境壓力帶來的挑戰。[7]在範式轉型的關鍵節點上，《數字新聞》關注人的主體性，直面了智能化時代人、技術與社會之間的種種問題與困境，最終回歸了數字人文主義的價值體系——既構成對抗工具理性擴張的認知屏障，也維繫著信息文明時代公共領域的價值基準。
《數字新聞》對主體性建構與實踐能動性的理論聚焦，借鑒了芭比·澤利澤、克里斯·安德森等北美媒介生態學者所使用的文化研究和人類學路徑。新聞和新聞業一直處於變動的過程中，在數字新聞業興起前，新聞學的理論就經歷了四個範式發展階段，包括20 世紀早期的規範理論、冷戰初期的實證主義範式、70年代的媒介社會學和世紀末的全球比較範式。新聞生態的變化讓傳統研究範式的闡釋效能弱化，學者們嘗試探索新聞學的文化研究轉向，「作為文化的新聞業和作為批評的新聞業」為新聞學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想像。
文化研究作為一種追求對日常生活中的指意實踐進行總體性理解，強調對文化循環整體過程的關注，強調受眾/用戶、生產者在闡釋過程中的能動性。[8]「人之所以為人，智人之所以統治世界，是因為只有智人才能編織出胡為主題的意義之網，其中的法律、約束力、實體和地點都只能存在於他們的共同的想像之中」，這種能動性實際上確立了人類作為認知主體與道德主體的雙重屬性，具體表現為自我反思能力、價值創造能力以及倫理判斷的自主性。[9]傳統新聞學基於客觀性等原則，將新聞的本質錨定於客觀事實的被動記錄，文化研究則強調新聞生產本質上是一種具有價值判斷的符號建構過程，參與主體並非機械復現現實，而是通過發揮能動性，對事件信息的選擇和創造性組織來對「何為現實」進行積極定義的社會建構活動。[3]250作者在最後一章中，將構建數字文明的宏觀願景落腳到發展建設性新聞具體實踐中，建設性新聞以提供解決方案且切實解決問題的最終目的不正是對主體能動的呼喚嗎？值得注意的是，德克霍夫認為，技術的融合實質上建構了人機雙向增強機制，並最終會演化出具有協同適應性的技術有機體。作者提及的人的價值絕非傳統類人中心主義，而是以人與技術系統的和諧共生為前提的人類能動性的發揮。
文化研究解釋路徑強調闡釋過程中主體的能動性，這實際上呼應了新聞生態民主化及去中心化的趨勢。公共新聞領域內，新聞生產與民眾的利益息息相關，在這個意義來說，媒體的宗旨是將民眾帶入社會事務。民眾協同生產的模式也意味著對新聞倫理的要求延伸為對公民素養的需求，生產者自身的責任將與人類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10]「民主是新聞的根」，民主的前提是獨立、理性的公眾，在觀念的市場上尋求妥協與共識，這正是前文提到的作者搭建的交往行為理論框架的內涵所在。
結語
「未來」是一個神奇的詞，裹挾著混沌的秩序感。站在過去茹毛飲血的類人猿時代，不曾預見蒸汽會改寫文明的經緯，也尚未察覺二進位代碼將重組世界的基因。當海德格爾在《技術的追問》中警醒人類警惕技術座架的統治時，他或許未曾預見數字技術將如此深刻地重構人類的意義生產機制。
那麼，未來的新聞業將何去何從？作者曾將數字傳播語境下的新聞業的未來比喻成「鄉間小路」，其前進的方向可能不同，但目的只有一個——提供服務，滿足社會的信息需求。或許正如本雅明筆下的歷史天使一樣，新聞業註定要在風暴中逆向凝視——既見證技術掀起的海嘯，又守護那些被颶風捲走的記憶碎片與希望火種。
數字新聞學理論又應當如何對此做好觀念上的準備？「預測未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創造它」，實際上作者在《數字新聞》已中給出了答案——給「尚未」的人生以希望；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參 考 文 獻]
[1]李艷紅：《學科範式·創新路徑·拓展傳承——釐清數字新聞學理論創新的幾個問題》，《新聞記者》2021年第10期，第19-36頁。[Li Yanhong: Disciplinary Paradigms, Innovative Paths, and Extended Inheritance: Clarifying Key Issues in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Digital Journalism,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No.10(2021), pp.19-36.]
[2]常江、田浩：《生態革命：可供性與「數字新聞「的再定義》，《南京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第109-117+127頁。[Chang Jiang, Tian Hao: Ecological Revolution: Affordance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Digital Journalism', Social Sciences in NanjingNo.5(2021), pp.109-117+127.]
[3]吳飛、趙瑜、孫夢如等：《數字新聞：理念、價值與秩序重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Wu Fei, Zhao Yu, Sun Mengru et al.: Digital Journalism: The Concept, Valueand Order Reconstruction ,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24.]
[4 ]常江：《數字新聞的專業性：開放與介入》，《青年記者》2024年第7期，第72-75頁。[Chang Jiang: The Professionalism of Digital Journalism: Openness and Intervention, Youth JournalistNo.7(2024), pp.72-75.]
[5 ]南塬飛雪、胡翼青：《後真相時代新聞專業主義的危機》，《青年記者》2017年第16期，第12-14頁。[Nanyuan Feixue, Hu Yiqing: The Crisis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n the Post-truth Era, Youth JournalistNo.16(2017), pp.12-14.]
[6 ]吳飛、孫夢如：《創新數字新聞理論以促進數字文明》，《社會科學戰線》2024年第6期，第200-209+282頁。[Wu Fei, Sun Mengru: Innovating Digital Journalism Theories to Promote Digital Civilization, Social Science FrontNo.6(2024), pp.200-209+282.]
[7 ]潘忠黨、陸曄：《走向公共:新聞專業主義再出發》，《國際新聞界》2017年第10期，第91-124頁。[Pan Zhongdang, Lu Ye: Towards the Public: Revisiting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No.10(2017), pp.91-124.]
[8 ]潘忠黨：《在「後真相「喧囂下新聞業的堅持——一個以「副文本「為修辭的視角》，《新聞記者》2018年第5期，第4-16頁。[Pan Zhongdang: The Persistence of Journalism in the 'Post-truth' Era: A Paratextual Rhetorical Perspective,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No.5(2018), pp.4-16.]
[9 ]常江：《文化研究作為數字新聞學的方法論思考》，《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第45-51頁。[Chang Jiang: Cultural Studies as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o Digital Journalism,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No.4(2020), pp.45-51.]
[10 ]黃典林、安柯宣：《數字新聞學：文化研究何為？》，《新聞界》2024年第4期，第36-47頁。[Huang Dianlin, An Kexuan: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What Can Cultural Studies Offer?, Press CirclesNo.4(2024), pp.36-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