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在壓力下的應對一直是心理學領域研究的重點之一，在當代社會，人們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壓力源，從超額的工作負荷、到社會比較，可以說人們的生活基本上是由各種壓力所組成的。
但是，有些壓力源似乎對個體的影響很小以至於個體沒有感受到，而有些壓力源則對個體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威脅和挑戰。
同時，不同的個體在面對相同的壓力源時，他們的認知和行為不盡相同，且相同的個體在面對不同的壓力源時，也可能產生不同的認知和行為。
這些在壓力前不同的認知和行為，很可能導致了個體壓力應對結果的差異性。個體的人格特徵及壓力下的認知和應對可能對壓力的應對和應對結果產生影響，良好的應對方式也可能幫助個體獲得理想的應對結果。
因此，深入研究個體的壓力應對機制可以幫助個體在面臨壓力時，幫助其選擇合適的應對方式，且合適的應對方式可以促進個體的身心健康。
研究在以往有關壓力應對的理論和研究基礎上，考察了心理控制源、認知評價、應對方式、應對有效性四個變數的關係，並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1）從一般的、長期的、泛化的角度出發，心理控制源能夠顯著地預測應對有效性，且應對方式在二者之間存在中介作用；
（2）在具體的壓力情境中，心理控制源可以顯著地預測認知評價，進而對應對方式產生影響，最終影響應對有效性，心理控制源、認知評價、應對方式和應對有效性四個變數構成多重中介模型。
心理控制源與應對有效性
社會學習理論是心理控制源的理論基礎之一，Rotter提出了預期價值模型，其涵義是個體發生某一行為的可能性是此人對此行為導致某特定結果的預期和強化值的函數。因此，個體的行為受到個體的預期和強化值的影響。
當強化值和預期經過不斷地重複和驗證之後，形成了個體相對穩定的應對外界刺激的行為模式。Rotter使用「泛化預期」來描述個體對普遍行為結果的相對固定預期。
外控的個體，預期外部的因素對事情結果有更大影響，內控的人則認為自己的行為可以對事情的結果有更大影響。
因此，當遇到外界的刺激，外控和內控的人的行為反應不同，內控者更傾向於發揮自己的作用，對結果施加影響，因此內控的人在處理應激事件時更加的積極，用行為去改變結果，而外控的人卻與之相反。
因此，內控者更加努力，隨之的應對結果，即應對有效性往往更好。研究的結果得出越外控的人，應對有效性越差。而且研究採用主觀幸福感作為應對有效性的指標，也可以理解為越外控的人，主觀幸福感越差。
如果個體的信仰或者環境讓個體相信自己有自控的能力，他們會更加自由地通過改變環境來解決生活中的壓力，如工作環境壓力太大，個體會努力改變工作環境，進而外界壓力源對個體產生的負面影響更小，這也就影響了個體的主觀幸福感。
應對方式的中介作用
根據Lazarus和Folkman提出的應對理論，心理控制源（外控）是應對方式的前因變數，並通過影響應對方式進而影響應對有效性的結果。個體對事情的預期，會影響個體的努力進而影響個體的應對有效性。
研究的研究結果從實證的角度支持了其應對理論。如果個體認為其所面臨的壓力情境是能夠被自己掌控的，那麼個體會傾向於解決問題，相反，如果個體認為壓力情境不可控，則產生更多地情緒反應。
而內控是個體對一般事件的積極樂觀期待，因此內控的人，更多地視為壓力情境可控，進而傾向於去解決問題，並為之付之更多的積極努力。
而這些積極的努力經常源於個體積極的態度和能力，其可以產生減少壓力對個體主觀幸福感的負面影響。而從積極心理學的角度出發，如果個體對自身或環境有積極的看法，則這個人一般來說是樂觀的，而這有助於個體主觀幸福感的提升。
在對護理工作人員的壓力應對進行研究時，發現應對方式可以部分中介心理控制源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但是研究中發現，應對方式在心理控制源和主觀幸福感之間發揮完全中介作用，這可能是由於研究的人群人群的壓力狀態不同所導致。
長期的角度下，心理控制源、應對方式和應對有效性的關係
研究一通過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心理控制源（外控）可以顯著地負向預測應對有效性，即越是認為自己對一般事情具有控制程度的個體越有更高的主觀幸福感。
而應對方式在二者關係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即越認為自己能夠控制生活壓力事件的個體，越能夠較好地應對生活中的各種壓力，進而個體的主觀幸福感更好。
越內控的個體的應對方式更加成熟，在面對壓力時，多選擇解決問題和求助他人的方式，相反，越外控的個體的應對方式較不成熟，面對壓力時，多選擇自責、退避、幻想、合理化等應對方式。不同的應對方式直接導致了個體的應對有效性不同。
在一項對巴基斯坦學生的研究中，得出應對方式是壓力和健康不良、學習成績等的中介變數，本研究在選擇應對有效性的衡量標準上，選擇了主觀幸福感。
而Bhatti&Rasli的這篇研究則恰好可以補充說明，在以其他指標衡量的應對有效性，如身體健康等，應對方式也在其與心理控制源（外控）的關係中發揮中介作用。
但是由於測量工具、應對有效性的衡量指標和研究對象的不同，應對方式在其中發揮的中介作用大小不同。
同樣選擇個體的主觀幸福感為應對有效性的衡量指標的文獻中，如在對流產女性的心理狀況的研究中，發現較少使用迴避性應對方式可預測流產後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
具體壓力下，心理控制源、認知評價、應對方式和應對有效性的關係
研究二選擇全國大學生英語四級考試作為具體的壓力情境，探究不同心理控制源（外控）的個體在這壓力情境中，如何評價壓力，選擇應對方式和最終的應對有效性如何。根據數據分析結果，選擇不同的應對有效性指標，變數間的關係不同。
成熟的應對方式在心理控制源（外控）和解決問題的指標，即考試分數間起中介作用，不成熟的應對方式在心理控制源（外控）和應對有效性心理痛苦的指標，即考試焦慮間起中介作用。
心理控制源（外控）對應對有效性的中介路徑的效應估計都是負值，即外控性越高，應對有效性越低，且心理控制源（外控）對應對有效性的直接效應不顯著。
即心理控制源（外控）對應對有效性的預測作用為負，且直接效應不顯著。不過不同的是，研究一中，成熟應對和不成熟應對都可以顯著的預測應對有效性。
不同的應對有效性衡量指標，得出了不同的預測結果，即成熟應對和不成熟應對都可和僅可預測應對有效性或應對有效性。
這一結果的出現，除了因為衡量指標的不同，會導致應對和應對有效性的關係不同外，也是因為兩個研究的出發角度不同，研究一中從長期的角度，把應對方式當成個體相對穩定的傾向去研究三個變數的關係，得出的結論是也針對於長期角度的。
而在研究二中，是在具體壓力情境下的考量，考察受情境因素影響的應對方式和其他變數的關係，得出了在全國大學生英語四級考試壓力情境中，外控影響了個體對此壓力情境的認知評價，進而影響了個體在此壓力下的行為和最後的結果。
且不成熟的應對方式不能顯著預測考試成績，成熟的應對方式不能顯著地預測考試焦慮。因此，研究一和研究二的結果不僅不衝突，而且兩個研究從部分與全體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個體的應對，互為補充說明，這正是應對的過程-特質論的優勢所在。
總體而言，從研究二的結果可以看出，外控性程度越低的個體，因為他們對普遍事情的期待都是自己可以控制事情的結果。
因此在遇見具體的壓力時，他們這種對普遍事情的額期待就會影響對壓力事件的評價，會更傾向於把事情評估為威脅的、而非挑戰的。
這種評估影響了個體壓力下的認知和行為，因此，外控性程度低的個體，越傾向於選擇解決問題、求助他人等成熟應對方式，進而使得問題解決得程度越高。
而外控性程度越高的個體，越傾向於選擇自責、退避、幻想、合理化等不成熟應對方式，進而不但問題沒有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