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0月8日，克里米亞大橋上發生爆炸
俄烏「諜戰」中，烏克蘭特工如何短時間內從「潰敗」中逆襲？
文/馮虛
舉世震驚的克里米亞大橋爆炸事件到底是不是烏克蘭乾的？
要是放在2月份俄羅斯剛發起「特別軍事行動」時，烏克蘭人自己可能都懷疑。當時，烏克蘭的情報工作幾乎已經成了一個「笑話」，具體的「荒唐段子」則數不勝數。他們的表現讓自己的隊友都看不下去，烏克蘭國防委員會秘書丹尼洛夫直接諷刺他們為「內部敵人」。但現在，他們已經從當時諜戰中的「全面潰敗」中快速完成了一次逆襲。烏克蘭特工近兩三個月的戰績中，有的是比這「更漂亮的」。
比如，7月份，烏克蘭一名特工潛入赫爾松，成功搞掂俄羅斯佔領當局負責城市安全監控系統的烏克蘭職員，一舉將全城的攝像頭數據拿到手，傳輸給烏克蘭軍方。靠著這些詳實的安全監控數據，烏軍得以實時掌握俄軍調動部署情況及指揮機關具體坐標，然後通過海瑪斯火箭炮等中程武器進行定點打擊，幾乎是一打一個中。
那麼，在短短數月內，烏克蘭情報機構究竟是靠什麼快速實現了逆襲？
當地時間10月12日，基輔民眾在襲擊現場舉行悼念活動
從「情報潰敗」，到暗殺資深特工、傳輸全城監控
隨著俄羅斯、亞美尼亞等國展開調查，克里米亞大橋爆炸事件已有越來越多的細節浮出水面。俄方稱，該破壞行動由烏克蘭國防部主要情報局局長布達諾夫親自領導，將爆炸物隱藏在建築材料中，由烏克蘭港口敖德薩運往保加利亞，再經喬治亞、亞美尼亞等國，最終裝上卡車運到克里米亞大橋上引爆。目前，俄方已逮捕8名嫌疑人，其中包括5名俄羅斯公民，而烏克蘭方面尚未承認這些指控。
雖然克里米亞大橋已經搶通，但烏方能通過特工行動而非軍事打擊襲擊這一重要目標，不能不說是當前俄烏對抗的一大變化。今年2月俄羅斯發起「特別軍事行動」後，烏克蘭情報部門因為一度表現極差、全面潰敗。但自7月全面整頓以來，烏克蘭情報部門居然在很短的時間裡重新形成戰鬥力，成為烏軍反攻的重要助手，以及威脅俄羅斯本土安全的一大因素。
被俄方視為克里米亞大橋爆炸事件「元兇」的烏克蘭國防部主要情報局（GUR）局長布達諾夫
要特別指出一點，佔領區情報和特工對抗的過程，只是俄烏情報戰的一個「局部戰場」。在戰略層面上，俄方是在和西方主要情報機構對抗。另外，在這場「綜合戰爭」中，雙方情報機構都將對抗的範圍擴展到輿論場，這使得涉及諜戰的新聞都存在主動或被動造假的嫌疑。
今年8月，烏克蘭情報機構就鬧了一場很大的烏龍。他們宣布暗殺了俄佔新卡霍夫卡市軍民當局的副領導人古拉，此後古拉確實從公共視線中消失，俄佔軍民當局也默認了這一消息，西方媒體因而將此列入烏克蘭間諜行刺得手的案例。但9月12日，古拉重新回到崗位和公共媒體上。塔斯社報道稱，這是俄羅斯情報機構的一次「釣魚行動」，他們在得知烏克蘭間諜準備行刺古拉後，讓古拉在遇刺後「裝死」，從而逐漸發現並摧毀了烏方的這個行動小組。
在今年俄烏戰爭的起初階段，類似於這樣的烏龍事件甚至是更荒唐的鬧劇比比皆是。據西方媒體披露，早在4月俄烏戰局第一次陷入僵持時，英國情報機構就通過北約的情報協作網路，向烏方提出過一個「中斷克里米亞大橋運輸」的方案，但並未得到進一步考慮。這並不令人意外：當時的烏克蘭情報工作幾乎癱瘓，具體的「荒唐段子」比比皆是，僅NBC等美國主流媒體披露的，就有：
2月24日俄軍啟動「特別軍事行動」後的幾天內，烏克蘭特工們發現他們聯繫不上情報機構最高負責人、烏克蘭安全局（SBU）局長伊萬·巴卡諾夫。迄今為止，也沒有公開信息顯示他那幾天幹什麼去了。與此同時，戰線各處的烏克蘭情報機構全面癱瘓。
在北線，負責切爾諾貝利及周邊地區安全事務的烏方高級特工瓦倫丁·維特上校自2月18日開始請假未歸。24日早上，切爾諾貝利的烏軍國民衛隊負責人接到了維特從基輔打來的電話。當時，俄軍已經到達附近，維特要求國民衛隊投降。
在南線，赫爾松州的烏克蘭情報官員們匆匆逃離，甚至沒有按要求炸毀第聶伯河上通往赫爾松市區的安東諾夫大橋。俄軍裝甲車隊得以長驅直入，3月3日就佔領了這座烏克蘭主要城市。
在基輔，SBU高級特工、原內部安全部門負責人瑙莫夫在「特別軍事行動」開始前夕突然消失。直到今年6月，塞爾維亞警方通告了他的下落，當時他正試圖從塞爾維亞逃入北馬其頓。警方發現，他隨身攜帶了12萬美元和60萬歐元現金。
緊接著，俄烏停火談判的烏方代表、澤連斯基政府的經濟顧問丹尼斯·基里耶夫在3月死亡，SBU的官員們稱他們懷疑基里耶夫是俄羅斯間諜，在逮捕過程中將其擊斃。但很快，另一個烏克蘭情報機構國防部主要情報局（GUR）表示，這是一起烏龍事件，基里耶夫其實是他們的特工，而且直接向最高領導層彙報……
終於，在烏克蘭軍方決定開始全面反攻的7月，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宣布解除了SBU局長巴卡諾夫的職位。他公開對外承認，有大量SBU特工涉嫌叛國。緊接著，在SBU新任局長、曾因領導反恐行動獲得「勇氣」勳章的瓦西里·馬利克准將，以及GUR局長基里爾·布達諾夫的領導下，烏克蘭情報部門開始重新向佔領區派遣特工，展開了一系列暗殺、破壞和情報搜集行動。
烏克蘭安全局（SBU）原局長巴卡諾夫（左）和現任代理局長馬利克（右）
烏克蘭間諜如何重新潛入佔領區？俄方曾公布破獲烏克蘭海軍「第73海上情報中心」的消息。據稱，該情報小組運營著一條沿第聶伯河潛入赫爾松州俄佔區的路線，多次運送潛伏小組進出。在交通線沿線，情報小組通過聯繫當地的烏克蘭民眾，利用郊野地廣人稀的優勢建立起中轉站，其中包括一家狩獵場。俄方公布的狩獵場嫌疑人口供說，他們主動接近附近的俄軍駐軍，博得好感後一邊觀察、統計當地俄軍的動向，一邊負責向佔領區運送更多間諜。
到達俄佔區後方後，暗殺、破壞是這些間諜小組最為顯見的活動。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間諜小組並非僅攜帶少量武器和自製炸彈。從俄方歷次通報的破獲烏方間諜小組的信息看，烏軍在撤離城鎮前往往會留下一些隱秘的武器藏匿點，烏克蘭間諜回到這些城鎮後能很快得到大量武器補給。比如9月中旬，赫爾松市中心爆發多起街頭槍戰，外界認為這很可能是暴露的烏方間諜和俄軍交火，從聲音上判斷烏方的火力配置非常強大。更具體而言，9月23日，俄軍通報過一個烏方的「五人破壞小組」，該小組的裝備包括：AK-47步槍，輕機槍，上萬發子彈，手榴彈，地雷，甚至9枚反坦克導彈及發射器……
俄方認為，俄著名學者杜金的女兒杜金娜在一次汽車爆炸中遇難，就是烏克蘭特工的「傑作」，但烏克蘭情報機構並未承認。截至目前，雙方公認的烏間諜暗殺行動中，職位最高的死者是盧甘斯克「共和國」總檢察長謝爾蓋·戈連科，他及副手都被辦公室內的自製爆炸裝置炸死。此外，各俄佔區軍民當局的部門負責人，多有遭遇汽車炸彈身亡的事件。烏克蘭間諜還引導烏軍用海瑪斯火箭炮定點「清除」了投向俄羅斯的原烏克蘭最高拉達代表朱拉夫科。此事發生在四地「公投入俄」之際，產生了很大影響。
8月23日，杜金娜的遺體告別儀式在莫斯科舉行
對俄佔赫爾松軍民當局最高負責人薩爾多，烏克蘭間諜也進行了多次暗殺行動。他們先是在薩爾多回家的必經之路上設置炸彈，但因被俄羅斯情報機關發現而未果。緊接著，他們不知通過何種方式，完成了一次對薩爾多的投毒暗殺。薩爾多因而被緊急轉運到莫斯科進行救治，最終脫離危險。
不過，以上都不是最重要的暗殺事件。9月30日，烏軍在間諜指引下對赫爾松一處住宅進行了遠程定點打擊，俄佔赫爾松軍民當局第一副領導人阿列克謝·卡特里尼切夫當場死亡。當時，卡特里尼切夫剛剛到任一個半月。他是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的資深特工，已在俄軍和俄羅斯情報機構服務25年，此次到赫爾松州擔任軍民當局第一副領導人，事實上是該州的俄方最高領導者。
為什麼最初表現優異的俄羅斯情報機構，在「特別軍事行動」進行半年後顯得後勁不足，未能阻擋烏克蘭特工們捲土重來？不可否認的是，雖然俄方宣稱赫爾松、扎波羅熱等地居民支持加入俄羅斯的比例超過90%，但當地民眾中「心向基輔」者不在少數。隨著烏軍在北線、南線反攻，一些底層「合作者」害怕被「清算」，也選擇和烏克蘭間諜合作。
塔斯社曾報道，在烏克蘭特工開始活躍於南部被佔領區後，一些服務於城市關鍵基礎設施的烏克蘭員工會在一夜之間突然全部逃亡。這使得佔領當局需要分出兵力、招募俄羅斯國內的專業人士來接管電站、水廠等基礎設施，疲於奔命；而原來的烏克蘭員工逃入烏軍控制區後，會彙報關鍵基礎設施的詳細情況，這亦有助於烏軍對相關設施進行精確打擊。
在南線反攻中，烏軍最重大的戰果也來自情報戰線的貢獻，就是前文所說的獲取了赫爾松的全程安全監控數據，然後進行精準的定點打擊。當然，在烏軍發起攻擊後，俄羅斯情報機構很快通過線索逮捕了嫌疑人，並在他家中發現了槍支彈藥、手榴彈以及安全監控設備的配件。從這些裝備可以推測，如果烏軍更隱蔽地利用這一關鍵線人，烏克蘭間諜後續可能還有進一步計劃，比如對赫爾松安全監控系統進行破壞，然後組織線人全身而退。
基輔街頭的「克里米亞大橋爆炸」郵票展板
烏克蘭諜戰的經驗和教訓
烏克蘭情報機構的表現到底是「好」還是「壞」？這不能通過一次諜戰的成敗來判斷。在西方情報分析人士看來，烏克蘭情報機構在戰前的問題不在於行動策劃或情報戰略，而在於其治理結構。「特別軍事行動」開始以來，有一些問題在戰爭中被解決，但也有缺陷仍然存在。
「烏克蘭情報機構」包括三個具體機構：烏克蘭安全局 （SBU），國防部主要情報局 (GUR) 以及烏克蘭外國情報局 (SZR)。其中，SBU直接繼承自克格勃的烏克蘭分支，SZR原本是SBU的外國情報部，2005年機構改革後獨立建制，專司外國情報搜集。GUR則是在蘇聯解體後從頭開始創建的情報組織，它的早期成員都來自蘇軍總參謀部所屬情報部門。名義上，GUR是烏克蘭軍隊的一部分，但事實上其預算獨立於國防部，GUR負責人直接向烏克蘭三軍最高統帥、也就是烏克蘭總統彙報。
簡單來說，SBU相當於美國的聯邦調查局（FBI），SZR相當於中央情報局（CIA），而GUR是總統直接掌握的秘密機構。
2022年「特別軍事行動」開始時，西方情報同行正試圖解決烏克蘭情報機構的三大問題。首先是人員臃腫，僅SBU就擁有超過3萬名員工，其規模是英國軍情五處的七倍。其次是職責混亂。世界各國對情報機構的使命和職能都有相似的認知，但因為前蘇聯解體前後烏克蘭司法機關腐敗橫行，所以獨立以來的歷屆烏克蘭政府都試圖借用情報網路解決司法問題，SBU不僅負責情報和反情報任務，還負責打擊烏克蘭的經濟犯罪。換言之，這是一個「情報局+反貪局」的混合體。
問題在於，SBU的特工也受到腐敗風氣的影響。一份西方情報報告指出，該機構因為參與經濟犯罪調查，近年來「勒索、濫用職權、腐敗、秘密監獄、敲詐勒索等問題成風」。歐美情報機構早就想解決這個問題。北約自2005年開始介入SBU的改革，總體目標是將SBU中的非情報職能剝離，然後在烏克蘭總檢察長辦公室下設立一個打擊經濟犯罪和腐敗的機構。但在SBU看來，這是「斷人財路」，因而改革進行了17年，拆分的方案出了無數版，最終毫無進展。
SBU如此，另外兩個情報部門也「好不到哪兒去」。SZR在2005年後名義上獨立，但其預算至今在SBU的控制下。一方面，這讓SZR無法擺脫SBU的腐敗風氣；另一方面，在2014年到2022年俄烏對抗的關鍵時期，SBU為避免SZR「做大」，阻撓SZR領導層的迭代，並不讓SZR主要領導行使其法定的「直接向總統彙報」的權力。2019年，澤連斯基的「發小」巴卡諾夫出任SBU局長，進一步限制了SZR的獨立許可權。
SBU-SZR體系無能，隸屬國防部、獨立於原克格勃體系的GUR呢？西方情報報告指出，不幸的是，GUR因為不受國防部約束，也滋生了缺乏監督的腐敗。與此同時，烏克蘭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因為無法控制GUR，只能依賴邊防部隊和國民警衛隊搜集俄烏邊境的軍事情報。其結果是，今年2月24日前，烏軍雖然向邊境集結了兵力，卻並未做好對俄防禦的精確準備，在戰爭之初陷入了極其被動的局面。
歐美分析人士提出的第三個問題更嚴重：本文前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已經顯示出，許多烏克蘭間諜和俄羅斯聯邦情報局（FSB）存在聯繫。原因何在？直到2014年之前，整個烏克蘭情報體系中有約三分之一的人員生於俄羅斯並在莫斯科接受過情報訓練，他們的故舊都是FSB的特工。此外，解體前長期擔任克格勃烏克蘭分支負責人的尼古拉·戈盧什科，在烏克蘭獨立後「攜帶關鍵文件」回到莫斯科，後來還成為FSB的創建者之一。這些文件成為了「勒索和利用烏克蘭情報人員的寶貴來源」。
因而，不出意料的是，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和頓巴斯戰爭發生時，包括SBU當地分支負責人在內的「超過三分之一當地烏克蘭特工」都很快加入俄方陣營，搖身一變成為佔領當局反間諜部門的員工。有分析認為，如果不是澤連斯基在2019年以來撤換了SBU原系統內「90%以上的中層官員」，今年「特別軍事行動」之初烏克蘭情報網路的「笑話」還會更大。
烏克蘭情報系統的這些問題，自2月以來是否得到了解決？可以確定的是，如果完全沒有得到解決，烏方無法取得前述那些戰績。究其原因，澤連斯基在進入「戰時狀態」後迅速構建了以基輔烏軍統帥部為中心的指揮體系，特別是在3月的基里耶夫烏龍事件後，烏克蘭各情報部門及軍方之間的壁壘被完全打通。許多細節可以證實這一點：烏軍總參謀部能夠和情報機構一樣發布情報消息；烏方滲透進佔領區的間諜小組能和前線烏軍直接聯絡傳輸情報；在俄羅斯破獲的烏克蘭情報小組中，有不少是烏克蘭軍方人員組成、但受到情報部門領導的，這說明雙方在人事上也已經融為一體。
10月14日是烏克蘭「保衛者日」，基輔舉行紀念活動
與此同時，強烈的民族情緒激勵了更多烏克蘭人參與情報工作。7月下旬以來，烏克蘭情報部門公開向南線被佔領區居民徵集俄軍信息，包括俄軍部署點的地址坐標、交通路網詳情、當地同俄方「合作」的烏克蘭人的身份信息等。有烏克蘭學者稱，在線情報搜集的總參與人數超過10萬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羅斯官方宣布破獲的烏克蘭情報小組中，有不少是由「亞速營」等民族主義武裝人員組成的。很難說他們是否代表了當前烏克蘭情報戰的主力，但至少可以說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腐敗、親俄的烏克蘭「老特工」們。不過，或許正因為缺乏諜戰經驗，這些小組才屢屢被俄方破獲，未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總的來說，2月以來的俄烏諜戰，特別是烏克蘭在被佔領區的特工活動從「全面潰敗」轉向「常有斬獲」，頗值得世界各國的情報部門關注。我們固然能從改革情報指揮體系、創造性發展情報人員、全民參與情報戰等方面總結經驗，但最重要的一點或許是：再強大的情報技術與戰略，都需要有民心民意作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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