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料不極
編輯|史料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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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年，趙匡胤推翻後周政權，建立了宋朝。宋朝立國後，實行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加強了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交通與交通管理也走上了正軌。
宋朝的水路交通
發達的對外貿易
宋代的手工業和商業，比之唐代又有了更多的進步，促進了對外海上交通的發展。加之宋代西北方面陸上邊境較前大為緊縮，北宋長期被立國於今寧夏、甘肅等一大片土地上的西夏所包圍，隔絕了通往西域的陸路交通；
南宋時國界更向南移，連黃河流域也不能保全。因此，宋代的對外交通，不得不更多地取道於海上，進一步促進了海上交通的發展。
在這種情況下，宋代統治者非常明白海上交通運輸事業對國家的極端重要性。「江海求利，以資國用」，是兩宋時期始終堅持執行的一條基本政策。
早在趙匡胤立國之初，就設置了提舉市舶來掌「蕃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到987年，宋太宗特遣內侍8人分四路出使各國，「勾招進奉，博易香葯、犀象、珍珠、龍腦」等。
京城設置了專門管理對外貿易的榷易署。據《未史》記載，「一年稍增其價，聽商人金帛市之，恣其販鬻，歲可獲錢50萬縟」。
到南宋初年，海外貿易收入達到200萬縟。
當時全國的商稅，宋太宗時每年為400萬，宋仁宗時增加到2200萬，而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僅廣州、明州、杭州三處市舶的乳香貿易收入就達89萬4千多，數量是很驚人的。
據1140年的統計，僅廣州港的市舶收入，就高達110萬，而廣州、泉州、明州三地的外貿年平均收入則高達200萬之多，佔全國全年商業稅的五分之一。
由此，可以理解，南宋憑半壁江山，在外有強敵壓境、年年向金納款進奉、內有龐大國家機器需要支撐的情況下，竟然能夠維持一個半世紀之久，比中國歷史多數王朝的時間都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依賴如此巨額的外貿收入的支撐。
宋高宗趙構就一再稱說：「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於民。」這一見識還是很有眼光的。
宋代發達的對外貿易，不只進口了大量香葯、犀象、瑪腦、珊瑚、玳瑁之類，還進口了大量農產品、礦產品、水產品、土產品，如木材、棗子、棉花、琉璃、水銀、銅、銀、火油、白沙糖等等。
尤其是占城稻與棉花和棉織業的引進,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人的衣食結構。其社會民生影響是極其重大而深遠的。
占城稻一年兩季，在長江以南大量推廣，棉花的栽培及棉紡業的興起，使中國廣大人民擺脫了只著粗麻片的狀況，其意義是難以估計的。
中國人民通過對外貿易貢獻給世界絲綢和絲織業，瓷器和瓷器製作業、漆器與製作技術、造船與航海技術以及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印刷術。
鍛鐵與精耕細作等物質成品與生產技能及科技成果，更是極大地促進了世界文明的進程。
成就 突出的造船業
宋代發達的對外貿易，促進了國內造船業的發展，促進了。沿海港口城市的建設以及內河運輸與陸路運輸，也促進了沿海與內地手工業、農副業產品基地的生產發展與集鎮的形成。
宋代，官府直接經營巨大的船場。北宋的造船工場分布在今江西、浙江、湖南、陝西等地，造船數量很大，宋太宗時每年能造出3300餘艘，以溫州、明州所造為多，船體大，裝載量大，內河航船可裝660噸米。
海船也非常高大堅固，宋徽宗時有兩艘「神舟」出使高麗，裝載量多達1100噸。海船製造技術也很先進，船底都是尖底，吃水深，船體穩，利於破浪。
宋代造船首創隔倉技術，當時的大船都用松木板做成，有上下四層，五六十間客房與倉房。
艙與艙之間，有雙層隔板，艙破損漏水，不影響鄰艙正常使用，又便於維修，這樣全船的安全度因採用隔艙技術而大大提高了。這是造船工藝史上的重要突破。
一流的航海技術
朱代海上交通中最重大的一件事，就是將指南針和干支定位術應用於航海，其中影響之大，遍及全世界的航海事業。
我國早在先秦時代，就已發現了磁石和它的吸鐵性，後來又發現了磁石的指極性，並利用這種指極性製成一些指示方向的器具。
船舶在海上航行，最需要有海上指示方向的器具，但這一願望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並未能實現：海上航行的險惡情景，如《法顯傳》中所說：「大海瀰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為逐風去：亦無准」。
這種隨波逐流毫無把握的情形，到宋代，終於得到圓滿的解決。
北宋末年，即公元11～12世紀之交，據當時人朱或《萍洲可談》記載可知，我國的航海已知應用指南針於海上航行了。
他們行船時辨別方向的辦法是：「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北宋人徐竟寫成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也說到夜間航海，「視星斗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
南朱吳自牧作《夢梁錄》，詳述了羅盤針的形制與功用，是世界上最早的關於指南針的科學記載。
南宋趙汝適的《諸蕃志》中，還描繪了南海諸島的海圖，指出了南海諸島的地理方位。談到指南針的作用，說海中「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唯謹，毫釐之差，生死系焉。」
宋代航海技術高超的另一重要標誌是「干支定位術」。它的使用方法是：在遠洋商船上，利用中國的八天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戍亥)、四卦(乾、坤、異、艮)組成二十四向定位法，以子午定南北。
這種干支卦相結合的運用，其定位效果就如同後世的經緯定位一般，是一種全新的科學的遠洋導航技術。
它與指南針的結合使用，形成了航海史上有名的「針路」知識，使航海的安全度、可靠性有了切實保障，尤其在氣候惡劣，不見星辰、不見島嶼的遠洋航行中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
航海業促進了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繁榮，也促進了沿海港口城市與沿江港口城市的發達。
我國唐代10萬人口以上的都市不過10來個，到了宋代，發展到40來個，多數集中在沿江沿海省區。
加上宋代礦冶、紡織、制瓷、造船、火器製造業等都很興旺，有了生產基地，形成重點城鎮。宋代都市發展很快，標誌著當時社會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
當時中外著名的城鎮主要有：汴京、洛陽、長安、揚州、江寧(南京)、京口(鎮江)、廣州、密州、楚州(淮陰)、慶元(寧波)、瀲浦(海鹽)、福州、泉州、虞州(贛州)；
吉州(吉安)、洪州(南昌)、江州(九江)、鄂州(武漢)、潭州(長沙)、荊州(江陵)、襄陽、渝州(重慶)、成都，朱仙鎮、景德鎮、佛山鎮等。
這些城鎮的出現與發展，帶動了周圍地區農業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帶動了周圍地區的經濟繁榮。
長江航運
大運河開通以來，長江航運顯示出它的巨大優勢，受到宋朝的高度重視。
中唐以後，益州、荊州與揚州的財物百貨，都是通過長江航運，經廣陵運河漕運送抵京師，就連一般行旅北上南下也經常取道水路而不走陸路，長江航運在宋代已成為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南京偏安與金以淮河為界，長江成為國家的重要防線，戰略上更為重要。通過長江，吸取巴蜀湖廣與蘇皖的無盡財富，更成為南宋政權的命脈所在。
因而，當時的長江航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
長江的航運線很長，成都是上游的第一大埠，從成都順流而下，經眉山，樂山、宜賓、瀘州、重慶、涪陵到萬縣。
這段在巴蜀境內，開發較早。尤其在成都的平原地區，水網交織密布，內河船隻比比皆是，運輸十分繁忙。四川的財貿物資進出，都是通過這條航線進行的。
過了萬縣，長江航線進入三峽航段，這是長江航線中最艱險的一段，通過奉節、歸與宜昌到達江陵。
三峽水道之險，古今聞名，為了開通三峽航路，保證長江航運終年不斷，三峽船夫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從川西平原滾滾而下的川江，進入奉節的夔塘峽口，被壁立雄峙的山崖挾住，江水受到猛烈的束縛，峽口又有巨石攔道即灧預堆，所以江水至此便跳蕩騰躍，舟行其間，非常危險。
如民諺所說的：「灧預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灧預大如猴，瞿塘不可留；灧大如龜，瞿塘不可回，灧預大如象，瞿塘不可上。」
由於水流湍急，舟行至此如猛箭一般，一年四季無時不險，無日不驚。商旅往返，財貨進出，沒有超人的膽量和智慧，沒有高超的技術和豐富經驗是不可能平安駛過的。
船出三峽之後到達江陵。江陵是四川貨物的一個重要集散地和轉運站。江陵往下，過岳州可達鄂州，鄂州在江漢合流處，是宋代又一重要的經濟繁榮城市。
鄂州向下，便是九江、貴池和南京了。這一段是南宋重點設防的區域，這裡江面開闊，檣櫓林立，是溝通長江上游與下游的中間環節。
在廣闊的江面上，有許多50多丈長的筏，筏上居住著三五十戶不等的人家，妻兒子女，雞鴨犬豕，一應俱全，甚至有的還建有一座小廟，供船上的人家燒香拜佛。
木筏上有來往小道，家家互通信息，和睦相處，儼然一個小村落。更有甚者，有的大木筏上還鋪土種菜，開設茶館酒肆。宋代水上交通之發達，由此可窺一斑。
江寧(南京)也是一個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船過江寧，下行至瓜步、鎮江之間，轉入大運河，經揚州、淮陰、宿縣、商丘去開封。
六朝以來，這一段水上運輸，最為繁忙，這一帶也是江南最繁華的區域。宋代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可見江南太湖流域的重要性。
南朱偏安杭州，格外重視海上貿易，因此對於經營浙東運河也很關心，浙東運河起自錢塘江口，東經蕭山、紹興、上虞、餘姚直達寧波，是南宋政權又一條重要的生命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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