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人類學家蕭鳳霞：把中國作為歷程

視頻接通時，蕭鳳霞教授正坐在辦公室書桌前，微微傾身，低頭調整電腦的音響設備。

她穿一件白色針織衫，短髮齊耳。有人曾開玩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科大衛和蕭鳳霞說普通話。」採訪這天，將近三個小時，蕭鳳霞始終用普通話作答。她時而微笑，說話輕聲細語。

蕭鳳霞是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曾任該校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是當代最傑出的華人人類學學者之一。她1950年出生於香港，1960年代末負笈美國，本科畢業於卡爾頓學院，在斯坦福大學取得東亞系碩士和人類學博士學位，師從人類學名家施堅雅。 （David Ausserhofer/圖）

蕭鳳霞是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曾任該校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是當代最傑出的華人人類學學者之一。2022年7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書《踏跡尋中：四十年華南田野之旅》，這是蕭鳳霞第一部中譯本作品，內容涵蓋這位國際知名的香港學者近半個世紀以來在南中國的田野調查和智思之旅。

蕭鳳霞1950年生於香港一個商人家庭，祖籍番禺。祖父曾在廣州經商，後遷至香港，蕭鳳霞自幼便目睹穿梭往來於家中的廣東、香港和外國商人。她1960年代末負笈美國，本科畢業於卡爾頓學院，在斯坦福大學取得東亞系碩士和人類學博士學位，師從以「市場體系理論」和「宏觀區域理論」深刻影響中國研究的人類學名家施堅雅。

作為1970年代最早在中國大陸從事嚴肅田野研究的學者，蕭鳳霞與科大衛、陳春聲、劉志偉等人被視為明清史、區域社會史和歷史人類學領域華南學派的開創者和領軍人物。 （受訪者供圖/圖）

作為1970年代最早在中國大陸從事嚴肅田野研究的學者，蕭鳳霞與科大衛、陳春聲、劉志偉等人被視為明清史、區域社會史和歷史人類學領域「華南學派」的開創者和領軍人物。她形容自己是一位「不安分的人類學家」，常常想要挑戰既有研究範式，在碑林、族譜、祠堂和村民的訴說中，尋找歷史與當下重疊的暗影，揭開掩藏在日常背後權力的呢喃低音。

四十餘年來，她的田野地點從新會、中山、小欖、廣州……發展到今天的印度洋、中東和非洲，步履不停。此外，她又對教育界貢獻頗多，曾受邀出任歐洲、亞洲和香港多個學術撥款委員會成員；2001年於香港大學創建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推動跨學科、跨地域研究課題。

四十餘年來，蕭鳳霞的田野地點從新會、中山、小欖、廣州發展到今天的印度洋、中東和非洲，步履不停。圖為2011年在廣州的田野。 （受訪者供圖/圖）

著有《弱者的武器》《逃避統治的藝術》的美國當代著名政治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 是蕭鳳霞在耶魯大學的同事。1980年代，他們曾同在一個供同事參與的讀書組中，「起初是想藉此機會把堆積案頭又未讀的書啃掉」，蕭鳳霞寫道。

在這個維持近十年的共同體中，他們同人類學的威廉·凱利（William Kelly）,社會學的戴慧思（Deborah Davis）以及美國研究、法國史、莎士比亞文學的研究者一起進行跨學科對話和閱讀，讀書組成員關係密切。在本該專註於民族志寫作時，蕭鳳霞轉去編了兩冊關於文學和歷史的集子，這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耶魯的終身教職制度，「斯科特在他的一本書里也宣稱，如果他誤入歧途，那我們肯定是跟他一夥的！」但這種閱讀的探險，孕育出耶魯日後的農業社會研究課程（Agrarian Studies）, 也為她日後進行跨學科研究埋下種子。

詹姆斯·斯科特評價《踏跡尋中》時說：「（蕭鳳霞）高明地糅合了民族志、社會結構和文化展演的線索，以其湛深學養展示了豐碩的學術成果，清晰闡明如何援用文化、權力和歷史，為華南提供嶄新且令人信服的理解。」

反思人類學研究的種子

清晨的辦公室陽光明媚，白色的窗框外，一棵大樹身軀舒展，有星星點點的綠葉。蕭鳳霞從香港休假一年後回到耶魯上課，她已經三年沒去華南進行田野調查。「很多大灣區的（田野）項目都停下來了，因為新冠的問題，沒辦法跑來跑去。」

第一次到廣東「跑」田野還是四十多年前。1977年4月，應廣東地方政府邀請，蕭鳳霞同另外九位來自香港的大學教師來到珠三角農村考察。在火紅的1970年代，蕭鳳霞騙導師施堅雅說，「要到廣東研究農村的工業化」——實際上卻一心奔往華南「找革命」。然而，當她踏進這片土地，看見的卻是一片貧窮凋敝的鄉村。此後幾十年，她不斷反問自己，為什麼我如此盲目？反思人類學研究的種子從此埋下。

將中國視為一種過程，而非一個地方，尤其關注事物的「結構過程」，是蕭鳳霞研究的基調。她在幾十年間持續深化人類學和歷史學的韋伯式轉向，亦在1980年代末完成社會科學思考的大轉變——她關注個體在結構中的「共謀」行為，「結構化」與「人的能動性」二者是一個充滿張弛的動態過程，「從1970年代非常馬克思的觀念，變成一個非常福柯的觀念，權力關係是辯證的、互動的，每個人一起做出來的，不是壓迫和反抗這麼簡單」。

她在《中國作為歷程》一文進一步點明了這種思考的變化：「透過一個區域建構的民族志遭遇，旨在挑戰我早年受教育、支配20世紀社會科學那些靜態、實證的二分法範疇……文化、社會、國家整體、人口、地方等，並不是天生就有、早就存在、不能逾越的實體。相反，它們是由充滿經濟利益和權力驅動的人的行動及其道德想像而建構的。然而，這些實體往往被本質化為僵硬的概念範疇。」

「理解『辯證的結構過程』（structuring），指的是體味在某個歷史拐點，造就這些紛繁歷程的多種因素會呈現為具有持久意義且會內化的制度性結構。唯有恰如其分地把社會生活置放在這些歷史時刻之中，產生人類行動並賦予這些行動以意義的序列框架才能同等地獲得重視。我的人類學直觀，往往受這種歷史的細緻性觸引。」

她因此在人類學研究中引入歷史的視野，仔細審視籠罩在社會科學中的線性視角，將「過去」帶回民族志的「當前」作為分析的核心，而不是把過去發生的事情視作歷史背景。她早期的研究以華南作為實踐這種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實驗場，考察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被標籤為「盜匪和海賊」的邊緣族群——水上人「疍民」、華南地區「不落夫家」的抗婚習俗，以及中山小欖鎮的菊花會如何在明清以來的各歷史交接點成為精英和普通人爭奪意義、利益和權力的競技場。

廣東財經大學應用社會學系教師嚴麗君與蕭鳳霞相識二十餘年，十分熟悉她近年來在華南的田野調查。蕭鳳霞早期的研究以鄉村、城鎮為主，到了21世紀初，大批打工者進入城市，她敏銳地感知到中國已進入一個大城市的時代。那時嚴麗君陪伴她在廣州城內的不同地方做田野調查，去房地產業剛興起時的樓盤看別人如何買賣房子，也去廣交會、城中村，中產階級愛去的西餐廳，看人們如何消費食物。

那時嚴麗君的人類學訓練還受以某個村莊或社區為核心的經典研究範式影響，最大的困惑是，「我們怎麼不進村呢，我們怎麼不每天都去蹲點呢？」隨著研究深入，才逐步領會到這樣一種看似無邊界、無定法，回應多點民族志的田野調查方式，在當時的中國還很少見。而在點與點之間，蕭鳳霞還極為重視歷史的層疊關係，在研究城中村時，一度跑去看越秀公園附近有幾百年歷史的穆斯林墓地。「她像一個藝術家一樣，不是守株待兔，死蹲在一個點上等著我們想要觀察的事情發生，相反她是很主動、很有策略性地選一些能夠回答自己研究問題的點。」嚴麗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嚴麗君記得，在還沒有被媒體大量關注時，蕭鳳霞已觀察到小北路的非洲人聚居區已十分成型，她們一起去跑小北路、石室教堂、天秀商場、白雲區的服裝皮具批發市場，2009年左右，蕭鳳霞已經帶著一批全球學者到廣州來考察中非關係。「大家都覺得很奇怪，怎麼突然研究華南地區的跑去研究非洲？其實也是非常自然，因為那些事情已經在發生了……她敏銳地捕捉到這些研究的價值。」

一次在貴州山區做田野，嚴麗君在晃晃悠悠的客車上睡著了，突然車停了，有村民在路上擺攤擋了路，嚴麗君剛回過神來，蕭鳳霞已經下車去和村民交談。嚴麗君很慚愧，蕭鳳霞比她年長很多，卻從未關閉探索的閘門。

在城中村做田野時，蕭鳳霞和當地村民的關係維持了十餘二十年，從陌生人變成了老朋友，嚴麗君稱之為「細水長流的田野」。她記得和蕭鳳霞多次去一位老人家裡拜訪，從最初對方健在，到一起參加他兒子的婚禮，再到兒子生二胎、三胎，直到老人去世，蕭鳳霞沒能趕上參加他的葬禮。

「我們研究的歷程和他們生活的軌跡、他們家庭的生命周期都交織在一起。」嚴麗君說，「這個漫長的變遷的故事，本身就是特別的神奇，特別的美，人類學田野調查的美妙。」

「她一步一步走過來，走過很長的歷史」

蕭鳳霞被視為較早將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取向在中國付諸實踐的學者，但這也是她與研究華南地區的歷史學者多年合作的果實。在這一取向上，歷史學的研究，則有賴於劉志偉、鄭振滿、陳春聲、趙世瑜、科大衛、程美寶等學者的倡導與多年耕耘。

在學術界，「華南學派」一詞最早並不是一種自我稱呼，而是中國內地以北方地區傳統史家為主的學術界，對一批1980年代初以來在華南地區從事歷史學和人類學研究的海內外學者的稱呼。更重要的是，它並非一種地理區域意義的概念，而是一種學術取向或學術主張。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現任所長宋怡明師從科大衛，被視為「華南研究」的第三代學者。他曾解釋，「最大的誤會在於很多人以為『華南』指的是地域。很偶然，早期的華南學派學者，大多數在中國南方，逐漸發展起這麼一種學術主張，它強調田野調查的方法，重視家譜、地方志、口述史等民間文獻的使用，自下而上看歷史。但是，這些方法當然不是只有在南方才能用。」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志偉曾在《在歷史中尋找中國——華南研究30年》一文中介紹「華南研究」形成的背景——1949年以後較長一段時間內，海外的大部分中國研究學者，不能直接進入中國大陸做研究，尤其是人類學田野調查，於是他們多在中國香港新界、台灣地區以及海外華人社區，特別是新馬地區的華人社區進行中國人類學研究的田野點，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種學術視域和理論方法。

由於這些地方和福建、廣東地區有很深的人文歷史淵源，當1970年代末中國大陸開放伊始，承接著這一研究傳統的學者進入中國大陸，自然首先進入福建、廣東地區，與當地的一些學者有了合作關係，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並把研究視野擴展到了中國大部分省區。

從1977年春天到1980年夏天，為了開展博士論文研究，蕭鳳霞頻繁來往於香港與廣東新會之間，不斷造訪新會、江門和廣州等地，拜訪公社和大隊企業，跟一些基層幹部和工人打交道，吃著水果交心夜談至深夜。從1980年代開始，她開始和陳春聲、劉志偉等人一起在華南的田野上行走，她形容這是一批志同道合的「神州南人」，「1970年代是我一個人跑田野，1980年代我們幾個人走，1990年代我們十幾個人走，到現在是沒法計算了」。

在此過程中，這批學者產出了一系列富有影響力的學術作品，比如科大衛的《皇帝與祖宗》《明清社會和禮儀》、蕭鳳霞的《華南的能動者與受害人》、劉志偉的《在國家與社會之間》、陳春聲的《信仰與秩序：明清粵東與台灣民間神明崇拜研究》《市場機制與社會變遷：18世紀廣東米價分析》等等。

蕭鳳霞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起20世紀80年代最早和陳春聲、劉志偉一起跑田野的故事。她向他們學歷史，他們向蕭鳳霞學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前衛的社會科學理論。那時常能看出兩個學科的不同，「他們喜歡問這是什麼東西，我是問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東西」，有時和老人家談話，問來問去，劉志偉覺得有點奇怪，蕭老師我們族譜都拿到了，你怎麼還在重複問，「我說, 你看他們講什麼跟沒講什麼同樣重要。同時，他們講什麼、怎麼講也同樣重要」。

後來劉志偉和蕭鳳霞兩人曾合寫《宗族、市場、盜寇與疍民——明以後珠江三角洲的族群與社會》一文，「有一次我們在田野，（陳）春聲罵我們兩個，你們做那些族群研究，宗族、祠堂都變虛了，族譜都不可信了，那麼玄的。可是過一陣子，他研究那些深山裡的地方神明，都講得越來越玄了，他自己也變了」。

《踏跡尋中》的封面是1980年代初，蕭鳳霞在廣東新會做田野時用十元人民幣在縣城相館買的一張本地攝影師拍的照片。一位挑擔的華南婦女從充滿新會特色的葵林深處走來，樹林中透出的昏黃陽光灑在這條小道上。蕭鳳霞十分鐘愛這張照片。「有一點光，她一步一步走過來，她走過很長的歷史。一張照片中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

1994年，在廣東新會潮連的地方節慶儀式。 （受訪者供圖/圖）

近年來，蕭鳳霞的興趣集中於怎樣從概念、理論上理解世界中的亞洲。「我著意將研究對象視為置放在世界組裝的組成部分，而它們是由紛陳的文化意義和權力場域所鍛造的。」而文學則讓她關心人性，關注權力的語言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推衍至人的身心。她主張用一個比較批判的角度去看人這一個體是怎麼被定義的，又如何能超越一些定義，重新去檢視自己先入為主的思維方式，否則，我們以為的選擇都不是自由的選擇。

在我們的採訪中，蕭鳳霞不斷重申著打破區隔、邊界、標籤的意義。在香港成長的經驗，塑造了她不斷打破學科範式、不被邊界所束縛的學術視野。

2005年，蕭鳳霞和科大衛等華南學派的學者在江門做田野。 （受訪者供圖/圖）

以下是根據蕭鳳霞教授專訪整理而來的訪談

「在香港這個小地方，看到一個大世界」

南方周末：你過往的資料中個人故事較少,可否先聊聊你的家庭和成長？

蕭鳳霞：我的家庭可說是「老香港」了。爺爺這一代從廣州到香港做生意，爸爸在香港出生，跟媽媽在香港結婚成家。我常常說香港「背靠嶺南、放眼世界」，它是一個充滿本地色彩的地方，但同時又背靠嶺南的文化、歷史、社會，而且跟世界有著緊密的聯繫，這是三而一的有機整體，三個部分都有，才變成這樣的地方。

這個過程可以從我的家庭歷史中得到反映。祖父從廣東到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我爸爸帶家人到澳門避戰，戰後才回到香港。我從小就看到外囯人來我們家做客，我的姐姐們在1950年代已經去了英國念書，我們這些年紀小的之後去了美國。所以你看得出來，一個家庭從廣州到香港再到世界，跨越了文化、地域、階層，甚至跨了種族，我好幾個姐姐和哥哥都是跟外國人結婚，所以我們下一代有很多跨種族的小孩。

這樣一個不斷跨越邊界的過程，不僅是地域的，還有社會的、民族的、文化的、階層的。不只是我們的家庭，很多其他香港家庭都是這樣。香港就是這樣一個地方，當然有很多本土的東西，背靠嶺南，也有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共同組成了這樣一個社會，一個文化，一個地方，從頭到尾都是動態的，很難去標籤這是什麼文化或地域。同時，也不是說你土生土長在香港就是香港人，因為很多外國人也長居香港，一住就是多年，他們帶來很多世界的東西，回老家也帶回很多香港的東西，他們來來去去也都變成香港人了。

所以不能把香港看成是一個（靜態的）地方，而是一個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的過程，很多人的生活都在裡面，也同時帶著那些生活經驗到了世界各地。這是一個很好的博士論文題目，我這是用香港來舉例，北京人、上海人、山東人，都可以這樣去做。人家常常問我，你做了幾十年南中國的研究，為什麼你現在跑到中東和非洲去了。我說沒問題的，對我來講中國不是一個固定的地方，而是一個過程，哪些過程最有意思、最有需要研究的地方，我就去哪兒。我還是研究中國，可是現在在非洲、中東去研究，你把中國變成一個過程來看的話，就多了很多研究的題目。

南方周末：你在香港成長接受的教育是怎樣的？

蕭鳳霞：我這一代人很多都是在教會學校上學。我們念英國文學、法國歷史，也學中國歷史，這是非常精英的。因為我們在20世紀50至60年代成長，教我們的老師大都是因戰亂來到香港，當時工作（機會）不是太多，所以很多非常好的學者當了中學老師。令我對歷史產生興趣的黃維琩老師，是一個非常有學問和修養的書法家，你看我們中學就是讓這些人教導的了。同時我們的英文是從英國來的老師那裡學的，讀英國大文豪的作品，我最喜歡的就是莎士比亞。

在香港這個小地方，卻能看到一個大世界，這些都變成我們的日常。所以1997年香港回歸前，人家問我如果要在中環設置一個回歸廣場的話，應該放什麼東西去紀念呢？我說什麼都不放，因為香港就是這樣包容、自由、開放的空間，這才是香港的精神。

「從頭到尾都是華洋雜處、互相互動的」

南方周末：聽說你是從父親那裡學來令你引以為傲的「西關話」？

蕭鳳霞：我的廣東話是跟我爸爸媽媽學的，而爸爸則是跟祖父學的。以前我不覺得這是西關話，可是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的程美寶教授還有很多人說，你和你姐姐一起說廣東話是特別清脆幼細，特別好聽。我想這跟西關話是怎麼來的有關。18到20世紀，很多福建、廣東的大商人在廣州城西定居下來做生意，規模很大，也跟外國人有很多交往。

程美寶教授說, 所謂的「西關音」（West End Speech)是指廣東省城以西自18世紀伊始商人聚居的一帶所流行的粵語口音，這種口音被稱為「西關音」或「西關話」，逐漸成為「標準粵語」。因為那些行商非常有錢，他們的女兒叫做西關小姐。（註：程美寶在《城市之聲西關音：由省至港及滬》中提出，18至19世紀，廣州的都會氣息是在城牆以外醞釀的，這很大程度是因為1757年開始，廣州成為唯一一個可以從事西洋貿易的口岸，「西關音」是輻射至香港、澳門、上海和世界各地粵人社區的「城市之聲」。）

你看廣東文化其實是非常雜交的。廣東話里有很多慣用名詞是從英文轉過來變成廣東話的。比如保險業——insurance，我們老一代人叫「燕梳」；郵票——stamp，我們叫「士擔」。程美寶教授告訴我粵劇也是如此，它結合了不同地方傳統發展而來，音域很廣，光用二胡不夠，所以粵劇很早就用西方的小提琴，音域大很多。對我們來說，廣東文化從頭到尾都是這樣的，很多地方的傳統文化、有意思的東西，都可以合起來，就是這樣有機的。

香港開埠之後，很多人都去了做生意。冼玉儀教授寫過一本關於東華醫院的書《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權力與慈善》），在19世紀後期，香港有一個慈善組織叫東華醫院，有不少與外商做生意的商人組織，總部在香港荷李活道的文武廟附近，他們在香港、澳門、廣州和其他中國和東南亞的城市，都有生意和親屬網路，省港澳的商業往來一直是很密切的。

我們現在在香港大學的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有一個研究項目叫Delta on the Move，可以叫「動感珠三角」，就是要把這個地域的變化講出來，這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慢慢地看，不同年代，不同大環境、小環境，那些人一起做出來的區域和文化，從頭到尾都是華洋雜處、互相互動的。

南方周末：為什麼珠三角這個區域會呈現出這樣的特質呢？

蕭鳳霞：我想因為跟水有關。珠三角從頭到尾就是西江、北江、東江一起合起來變的嘛，水是非常流動的，人也是非常流動的，貨也是，思想也是，文化也是，整個社會不像北方黃土地那樣固定在鄉土。與此同時，珠江的水跟南中國海、印度洋都是連在一起的，你看南中國海，過了東南亞，到了印度洋，一直往西走，我研究的地區就是從頭到尾用水域把自己的生活跟世界連在一起。很多做生意的都是來自不同民族，不同的貿易制度，不同做生意的方法加起來的，沒辦法標籤他們，這個地域一開始就是這樣的。

在「華南」這個概念之外，我們還要注意有一個更寬廣的「中國南」（China South）的天地。這是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的提法，他說我們看中國跟世界的關係常常看成東西之分，是錯的。 以中國來講, 根本的分界是南方和北方, 是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系，一個是黃土地，農的、內向的、封建的，南方是水的、動態的，跟世界已經有悠長的關係。這南北之分，比東西之分更要厲害。

「放在一個有機的大環境里，這就是很自然的」

南方周末：亞洲互聯是你近年來關注的重點之一，能不能談談這個研究？

蕭鳳霞：前幾年我跟兩位歷史學者，也是我的同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濮德培（Peter C. Perdue）和康奈爾大學約翰·斯坦博歷史學教授泰利可佐（Eric Tagliacozzo）編了三本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叫做《翻展亞洲》（《Asia Inside Out》）。

亞洲，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這些都是我們基於地域給的標籤和分類。可是我覺得這不是實質，因為從很久以前，人、貨、價值觀、制度，都是一直在流動，跨過了那些地域分類。第一本書講的是連接時刻，第二本講在什麼地方連在一起，第三本則事關那些流動的人怎麼去創造連接。

2019年我在清華大學做過這套書的講座，很多人來。第一本書的封面是一個16世紀的畫作，由伊斯坦布爾的托普卡帕宮收藏，你看到裡面有中國商人、一個中國女子，也有一些蒙古軍隊、中東商人，還有一些盜賊，整幅畫講到歷史絲綢之路上族群的多樣性。第二本書的封面是我自己拍的印度洋上阿拉伯人用得最多的船隻，從唐代一直到現在都是用來運貨，而印度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連接地點。最後一本書的封面，背景是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那裡每個星期天都有很多印尼籍的家庭傭工在聚會。

表面上他們都是有點out of place——就是你本來不會想到這些人或物會出現在這個地方。還有很多歷史的例子，你有沒有去過廣州南海神廟？聽說建在隋唐。這個廟現在已經是個大旅遊點，放著很多神明，有一個黑黑的大鬍子穿著官服，可以看得出來完全不是華人。這可能是唐代，有大量印度和中東的商人來到中國沿海，比如泉州、廣州。我猜這個大鬍子來到這裡之後，船走了，他一直在等船來，可是沒有。他死了以後，附近的村民還去拜拜他，也有清代學者去討論這個人的由來。

這就是一個object out of place，這個廣東的南海神廟不是小廟，是朝廷認可的，有很多封號，為什麼這個大鬍子會出現在那個地方，還穿上中國的官服？要是你認為在一間中國廟宇里，穿著中國服飾的神像就必然是中國的，那麼這個大鬍子便顯得「格格不入」了。

另外在馬來西亞檳城，我們去過一個田野。我們看到一個很大的祠堂，守在門口的石像，是印度的錫克族人的形象。很多華人的墳墓，也有這些小小的錫克族人的石像去守護。為什麼會這樣呢？要是你把它們都放在一個非常有機的大環境里，這就是很自然的，因為當時那些地方都是「連」在一起的。

「別讓界限定義你，應由你自己定義你的界限」

南方周末：你在香港的家庭歷史、成長環境和你日後的學術性格有關嗎？

蕭鳳霞：剛才講到，我在學校是這樣，在家庭是這樣，語言也是這樣，有一個非常多元的成長過程。這樣對我以後的學術追求可能有一定影響，我從頭到尾都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的人，最開始我想念英國文學，可是後來變了，念了社會學。我在斯坦福念碩士課程時，導師是一個經濟學家。那時候就越來越覺得20世紀的社會科學有問題，就是沒有以人為中心，很精準，可是沒有了人的味道，慢慢我就轉了去念人類學的PhD。

我始終對20世紀的社會科學，那些他們用來定義研究的項目都非常懷疑，常常就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把它們拆解，重新再合起來。程美寶常常說我的思考是非常出格的，我就愛挑戰那些既有的範式和範疇，讓很靜態、很有限制的標籤，變成非常動感的，不是線型的歷史觀。就是把那些比較機械化的思維拆開，然後把我覺得是真實的人的經驗，從看到的表面的（現象），（深入）到了人性的哲學問題，重新去想。那就是我的學術追求。

南方周末：具體而言，這種學術性格是怎麼體現的？

蕭鳳霞：當你是那麼動態、有那麼多的空間探索的時候，你看的東西可以是很基本、很普遍的，也有很實在本質的東西，區域的東西，大時代的東西，怎麼一層一層地發掘出來。為什麼我這本書取名Tracing China就是這個意思，你看中國也是，看世界也是，你從表面的東西一層一層地探討下去，很多平常看不出來，被遮蔽的東西，慢慢就浮現了。

（註：蕭鳳霞曾和南方周末記者講到一個故事。改革開放之初，她和劉志偉在廣東的鎮上做研究，時值新年，那時沒有手機，他們去郵局給各自在廣州和香港的家人打電話。到了郵局門口，有一個很大的告示上寫著：按上級指示，我們現在可以郵寄賀年瓜子。「我一看就說這是什麼，這樣的事情都要按上級指示？是不是太過分一點。可是當時劉老師不明白我在笑什麼。他覺得理所當然，沒有感覺到權力的語言已滲透到他的身心。正是我們的成長背景不同，視角不同，才有不同的反應。」）

南方周末：你在社會科學中體現出對人性的關注，是不是和你對文學的愛好有關？

蕭鳳霞：是的，我一直都很愛好文學。喬治·奧威爾有一篇非常短的小說叫《絞刑》，是中學時一位教英國文學的老師讓我們看的。那時我十五六歲，沒有感受，也不太明白作者在故事裡表達的人生哲理。幾十年後我在耶魯教書，我的一個博士生說要找一篇短的文章給學生看，教他們如何寫作，便選了這篇文章。這次我再看的時候，深深地被震動，當你經歷過人生幾十年的起起落落，你會覺得對人的生命的尊重是非常寶貴的。這就是最厲害的文學可以做到的。

除了奧威爾, 還有石黑一雄的科幻小說《別讓我走》，講一個學校專門去培養一幫年輕人作為實驗體，用來生產人體的器官。這本書就是講那些被商品化的人的成長和死亡，我讀完以後心情難以平復，因為最後有三個這樣的人，他們產生了感情，很難受的，這些就是很好的文學，可以想像到未來是怎麼樣的。

最近《明報》的一個訪問，我跟（做訪問的）年輕人說，你可以把顧城的一首詩寫進去嗎。這首詩叫《感覺》：「天是灰色的 路是灰色的 樓是灰色的 雨是灰色的 在一片死灰中 走過兩個孩子 一個鮮紅 一個淡綠」。

這是我想送給現在年輕人的一首詩，你們是有生命力的。鮮紅就是你的passion（熱情）、你的empathy（同情），淡綠就是你的思考，兩個都要。

南方周末：你有思考過希望自己的墓志銘上寫什麼嗎？

蕭鳳霞：我覺得人類學最要緊的就是培養同理心，了解和尊重他人。另外，就是我常常講的——Don』t let boundaries define you, you define your own boundaries，別讓界限定義你，應由你自己定義你的界限。這些都是讓我們可以被稱為人的最大公約數，可以達到這個境界的話，你的學術就有了普遍的感染力，這也是我從文學中悟得的道理。

南方周末記者 付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