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經濟最困難的三年。
若只是沒錢還則罷了，全國還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糧食危機。
時間來到1961年，全國糧食災荒形勢依舊嚴峻。
江西省委考慮這幾年外調糧食較多，導致本省口糧比較緊張，打算向中央申請減少一點外調任務。
1961年9月17日，周總理在江西廬山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後，沒有立即返回北京，而是在譚震林、羅瑞卿，及華東各省市書記陪同下來到南昌。
剛到南昌，周總理就先後找了華東9個省的負責人，要求這9個省提高糧食外調指標，卻收效甚微。
周總理無可奈何，只能寄希望於江西省能夠在完成外調糧食12億斤的基礎上，稍微增加一些。
至於具體數目還沒有定下來，需要進行磋商。
9月下旬，江西省委在江西賓館設宴招待周總理一行，出席的有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主管農業的省委書記處書記劉俊秀等人。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場上氣氛比較活躍。
周總理非常高興，他舉起一杯酒站了起來，對在場各位領導同志說：「江西對國家貢獻非常大，特別是這幾年困難時期多支援了很多糧食，應該受到人民的表揚。」
周總理突然話鋒一轉：「依我看，江西人民的口糧水平比較高，政府還有儲備糧，可以適當苦一苦。」
聽到周總理這話，楊尚奎與劉俊秀二位同志似乎已經猜到了總理的真實意圖。
接下來，周總理在一片鼓掌聲中連幹了三杯白酒，讓江西省政府額外增加3億斤外調糧。
那麼，周總理為何會讓江西人民先「苦一苦」。額外增加的3億斤糧食最後又用到哪裡去了呢？
圖｜氣度儒雅的周恩來
一、1949——1961，我國糧食問題較為嚴峻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各行各業百廢待興。
一年後，第一批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
至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戰爭結束，為了支援子弟兵打贏這場保家衛國的戰鬥，全國各族同胞同心勠力，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大建設、大生產中。
不可否認的是，戰爭對尚處萌芽的新中國而言，損耗還是太大。
天不遂人願，1954年，即抗美援朝結束後的第二年，我國長江流域發生百年罕見的大水災，受災程度令人觸目驚心。
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毛主席、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採取種種措施應對危機。
經過了近三年的休養生息，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圓滿落下帷幕。
在老大哥蘇聯的幫助下，一大批輕重工業、農業、教育等項目紛紛上馬，並陸續投入生產。
眼看形勢積極好轉時，1958年，以「高指標，浮誇風」為特徵的「經濟躍進」運動導致國民經濟嚴重倒退。
加上數年自然災害，全國糧食產量驟降。
有數據表明，1957年全國糧食產量為3,900億斤；1958年糧食產量為4,000億斤；1959年下降為3,400億斤；1960年只有2871億斤。比1957年糧食產量下降了26%。
老百姓們口糧不夠，必然會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
當時，全國人民剛經過社會主義改造開始社會主義建設，生活水平比較解放前有所提升，但仍然十分拮据。
因此，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經濟最困難的三年。
糧食嚴重短缺，威脅到了人民的生存與國家的穩定！
糧食產量驟降，肉食同樣不能倖免。
據統計，1960年與1957年相比，全國豬肉產量下降70%。
沒有米也沒有豬肉，僅靠吃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無法保證人民正常生活與工作需要。
糧食危機導致人口大量逃荒，各地農村人口因飢餓出現嚴重的浮腫病和一系列併發症。
王任重同志曾在20世紀60年代初，到河南信陽地區進行考察。
他回憶：「到信陽的光山縣進行視察時，一個村子的房屋幾乎都倒了，人人披麻戴孝。場面非常凄慘。」
據一份未經證實的消息稱，1960年河南全省人口比1959年減少161萬人。
沿海地區的福建省同樣未能倖免。
1959年至1961年，全福建省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達87萬人。
全國1960年人口數比1959年人口數減少了1,300萬。
圖｜60年代一家人在公社食堂吃飯
在這三年自然災害中，河北、山西、內蒙古、甘肅、陝西、寧夏、山東、江蘇、安徽、福建、河南、河北等15個省區爆發嚴重糧食危機。
河北、山東等5個省份嚴重缺糧，引起了毛主席和周總理高度重視。
毛主席於1959年春，以《十五省2,517萬人無飯吃的大問題》為標題下發文件，指示有關部門迅速核實情況。
1960年，糧食危機波及全國，天津、北京、上海、遼寧等大城市的工礦區庫存糧銳減。
1960年8月，首都北京存儲量只能堅持七天，上海幾乎沒有大米庫存。
二、為何會出現如此嚴重的糧食危機呢？
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嚴重的糧食危機，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經濟躍進」運動時期，全國颳起了嚴重的「胡誇風」，誇大了實際糧食產量。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公布當年糧食產量將達到6,000億斤至7000億斤，比上年增長不低於60%。
1958年底，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糧食預計產量擴大到8,500億斤；全國人民平均每人糧食佔有量達1300斤。
1959年繼續誇大糧食產量，從8,500億斤提高到了10,000億斤！
根據國務院核實的數字，實際1958年的糧食產量僅為4,000億斤；1959年僅有3,400億斤。
如此虛增糧食產量，導致的惡果就是各省、市、自治區想盡一切辦法徵購糧食。
由於指標定得太高，加上連續幾年自然災害，徵購糧食指標幾乎不可能完成。
於是各地政府將農民的口糧、來年的種子，甚至飼料糧都徵購上來。
第二個方面就是嚴重的自然災害。
1959年初春，全國15個省份發生嚴重的「糧荒」，山東、河北等5個省份嚴重缺糧。
受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等諸多因素影響，全國各地糧食生產與存儲量有著較大差異，部分省市糧食根本無法自給。
第三，與中蘇關係交惡，還有國際形勢變化有關，
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與蘇聯從原本親密無間的好兄弟，變成了互不理睬的仇敵。
大洋彼岸的美國與中國台灣蔣介石反動集團，聯合資本主義國家對新中國進行封鎖禁運。
在連番打擊下，使得中國經濟雪上加霜。
圖｜1959年，江西某地民眾舉行活動
我們很難出口商品賺取外匯，更無法購買藥品、工業零件、石油化工等重要物資。
再加上全國各地虛增實際糧食產量，以至於領導同志認為自家糧食夠吃，就沒有購買國外糧。
因為種種實際問題的存在，以至於1959~1961年，全國各地不同程度遇上了饑荒問題。
在這波濤洶湧的浪潮中，以毛澤東主席為領導，周恩來總理為實際指揮，黨中央採取種種措施，最終帶領人民渡過糧荒。
三、周總理如何帶領大家度過糧荒
周總理先是把全國糧食情況基本摸清後，制定了三個解決步驟。
第一，從糧荒相對較輕的地區抽調出糧食，支援糧荒十分嚴重的地區。
當時全國糧食庫存十分緊張，1960年，全國可供糧食周轉的庫存只有300億斤，只能保證北京、天津、上海、遼寧地區的糧食。
加上南方糧食比北方多，如果把大部分南方糧食運往北方，僅運輸費用就非常高。
且大部分糧食存於交通不便之地，單純地調撥糧食很難解決燃眉之急。
為了做好全國糧食調運工作，周總理親自指揮調派糧食，被大家親切地稱為「糧食調度總指揮」。
走馬上任後，周總理設計了一份《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
計劃表上按日期記載著各省市的糧食、庫存、銷售、調撥任務數字，與中央糧食收支情況，看起來一目了然。
通過這一份計劃表，周總理及時掌握糧食調運動向，部署具體工作，檢查政策執行情況。
除了公事公辦外，周總理還親自耐心地做地方領導工作，讓他們顧及全局，配合中央調糧。
因為當時各省市都面臨或大或小的困難，即使是傳統產糧區都很緊張。
如1959年，中央要求從黑龍江調撥28億斤糧食。
黑龍江好不容易省吃儉用拿出了這些糧食，中央又要求增加2億斤。
時任黑龍江省委書記楊易辰認為本省已經調出不少糧食了，再增加2億斤困難很大。
周總理知道這件事後，經過仔細調查認為：黑龍江再緊一些還是可以調出這些糧食的。
圖｜毛主席與周總理
於是就開導楊易辰：「黑龍江有困難，其他各省份更困難。要樹立全局觀念，服從大局，只有全國上下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過難關。」
楊書記最後想通了，他想辦法調配各個部門，與全黑龍江省人民一起完成了調糧30億斤的重大任務。
從黑龍江省多「擠」出來的糧食，大部分都運往了我國西南地區，尤其是四川。
說到這裡，或許大家會有疑問：貴為「天府之國」的四川，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糧食高產地區，為何把北方的糧食調到四川呢？
大家有所不知，由於1958年大鍊鋼鐵耽誤了農田收割，加上自然災害，導致四川糧食產量大幅下降，周總理才想讓黑龍江多「擠」出一些糧食支援給西南地區。
第二，降低供糧標準，縮減城鎮人口。
周總理應對當時糧食危機最重要的一項方法，就是降低供糧標準。
說得直白點就是保證城市人口最低限度的糧食供應。
1960年，經周總理提議，毛主席批准，中央決定：除井下、高溫、高空和重體力勞動職工外，城市人口每人減少一點糧食定量。
一些副食品採取憑糧票供應。
此外，周總理親自和有關人員一起計算男女老少最低限度的營養需要，指示衛生部門研製代食品。
其次，減少城鎮人口，減少吃商品糧的人數，大大緩解供糧壓力。
因為在「經濟躍進」運動中，國家招收大批農民進城務工，使得城鎮工人數迅速增加。
1960年底，國營企業單位職工人數達到最高峰，為5,044萬，城鎮人口增加3,124萬。
既然糧食只有這麼多，那就只能縮減城鎮人口。
1961年5月，黨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周總理特彆強調：糧食形勢還沒有好轉，國家每年要供應城市500億斤的糧食是特別困難。
解決問題的根本方針是大家從哪裡來，回到哪裡去。
實行「城市人口下鄉」，不僅可以少向農民徵購糧食，還可以增加農業勞動力，增加糧食和其他農副產品的產量。
1963年底，全國共精簡職工近2,000萬人，減少城鎮人口2600多萬人，吃商品糧的人口減少2800多萬人，全國非農業人口口糧和食品工業糧食銷量共減少138.4億斤。
這對減輕城市糧食供應壓力，乃至整個自然災害時期的經濟順利調整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圖｜1961年，周恩來與楊尚奎、水靜同游廬山
第三，20世紀60年代初，國內瀰漫著一股「左」傾思想。
少部分領導同志認為：雖然全國有困難，大家口糧不夠，咬咬牙就能挺過來，千萬不能去引進國外糧。
尤其是引進那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糧食，這些糧食吃著不幹凈，會造成對帝國主義的「依賴」，形成重大政治問題。
1960年底，周總理和陳雲同志經過仔細考慮和周密計算，認為必須立即向國外進口糧食。
他們不顧個人風險，毅然向中央提出進口糧食的建議。
萬幸，周總理與陳雲同志衝破了這個政治禁區。
1961年至1965年，中國每年進口500萬斤糧食，在全國糧食調節上起到重大作用。
除了進口糧食外，周總理還學習日本的方式，進口一些我國無法在短時間內獲得的急需原材料進行加工，作為加工產品出口賺取外匯。
糧食危機暫時得到緩解後，周總理鼓勵全國人民生豬養殖，把生豬向香港大量供應，從中賺取差價，然後繼續購買糧食。
經過周總理的辛勞工作和正確應對措施，我國糧食產量從1961年開始有所好轉。
到了1962年底，全國糧食總產量達到3,200億斤，結束了連續三年下降的狀況，全國人民生活水平逐步上升。
四、江西人民有些富，可以適當苦一苦
江西，對於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而言是一個較為特殊的省份。
1927年，毛澤東主席於湘贛邊界領導秋收起義，開創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革命根據地——江西井岡山。
1927年8月1日，江西南昌起義爆發，正式打響了中國共產黨以武裝行動奪取政權的第一槍。
作為孕育中國革命的搖籃，改革開放前30年，江西同全國一樣糧食形勢總體短缺。
為了完成國家下達的糧食調撥任務，江西各領導堅決貫徹「全國一盤棋」的精神，遵循「先中央，後地方，先外省，後省內」的糧食調撥原則。
1954年，江西在本省40個縣市遭受嚴重洪澇災害的情況下，仍堅持調出8億斤糧食。
圖｜劉俊秀與夫人
三年困難時期，作為以產糧為主的農業省份，江西每年都承擔中央下達的調糧出省任務。
1959年，江西外調13億斤糧食支援上海等缺糧省市。
1960年，全國受災面積達9億多畝，佔全國總耕地面積一半以上。
1960年夏，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十六省糧食工作會議」，周總理專門到時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所住的房間。
他親切地說：「去年，全國有好幾個產糧省，包括四川這樣的糧食大省都受了災，估計今年生產形勢也很糟糕。
中央在糧食問題上遇到越來越大的困難，江西已經調出了10億斤糧食，做出很大貢獻，而且你們自己也有困難，但是和別的省比起來你們還是好的。
我今天特意來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多增加2億斤支援中央，救救其他省份的燃眉之急？」
楊尚奎書記覺得儘管周總理講得很通情達理，但是江西本身的問題也不小。
楊書記皺著眉說：「周總理，自古以來，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江西就是重要的糧食產地和供應地，現在給中央調運糧食更是義不容辭。
只是這兩年江西的困難很大，1959年我們受到了災害，今年情況也不好，江西各地已經出現許多浮腫病，個別縣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
要是今年歉收，明年再遭災，我們可怎麼辦呢？」
楊尚奎這番話的意思很直接，他不是不理解現在全國糧食問題的嚴峻，全江西人民已經省吃儉用，在這幾年時間每年都往其他省份調出10多億斤的糧食。
周總理現在一張口，還得加上幾億斤的糧食，江西已經無能為力。
周總理嘆了口氣：「尚奎同志，你的想法很對，但老天不聽我們的，有人趁火打劫，還要逼債甚至切斷援助，我們要準備應付最壞的局面啊。」
或許是被周總理的情緒感動了，楊尚奎眼裡含著淚哽咽著說：「總理你不清楚，在咱們江西糧食最好的縣，幹部每月最多定量是25斤。
一餐吃一斤米，根本沒有豬肉、葷油和雞蛋，吃米就像吃根冰棒，幹部們都喊餓，還要下去工作。
我們省委領導不讓喊，不讓發牢騷，基層幹部把嘴一閉，牙一咬只能挺下去，個個都浮腫。
總理，我說這些不是向中央叫苦，我們江西肯定識大體，顧大局。中央也要考慮到江西這個魚米之鄉群眾對飢餓的承受力。
增調2億斤糧食，既然總理提出來，我們說什麼都得支持，我回去再做做工作吧。」
周總理眼含淚水地笑了。
回到江西後，以楊尚奎、劉俊秀等省委同志，以顧全大局為重，全盤接受了中央的任務，發動全省幹部群眾堅持「瓜菜代，勒緊褲腰帶」，幫助其他城市渡過缺糧難關。
通過全省上下努力，1960年江西當年完成糧食外調15.5億斤的任務。
1961年，全國災荒形勢依舊嚴峻，江西省委考慮這幾年外調糧食太多，導致本省糧食比較緊張。
加上幾十萬外省人口湧入江西，打算適當減少一些糧食外調，初步意見是1961年外調12億斤。
1961年9月17日，周總理在江西廬山參加中央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後，主動來到江西南昌。
江西省委設「簡餐」招待周總理一行，大家都很高興周總理來到江西視察。
時任江西省委書記處書記劉俊秀站了起來，把手裡的酒杯高高舉起說：「南昌是周總理領導八一起義的英雄城，人民解放軍的誕生地。
總理離開南昌34年了，今天到南昌視察工作，我們很高興，大家為總理的健康干一杯。」
眾人一齊叫好，請總理喝下這杯酒。
周總理同樣很高興，他站起來舉起酒杯，誠懇地說道：「江西對國家貢獻是很大的，特別是這幾年困難時期多支援了國家糧食，應該受到人民表揚。」
接著，他轉向劉俊秀說：「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有個條件，咱們倆干一杯酒，就要增加你們省外調糧食1億斤，我們干三杯就增加3億斤好不好？」
本來情緒活躍的劉俊秀聽到總理這番話，頓時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樣蔫了下來。
譚震林此時給劉俊秀加油打氣：「老劉，周總理多年沒有來南昌了，看到你們江西形勢比較好，心裡高興，三杯不就3億斤糧食嗎？」
劉俊秀考慮到周總理輕易不向別人敬酒，而且是在當眾場合，如果讓他老人家下不來檯面，自己真得後悔一輩子。
於是劉俊秀把杯子舉到周總理面前：「好，就按總理的意見辦，國家有困難我們應該大力支援，多給3億斤就3億斤吧。」
根據楊尚奎的夫人兼秘書水靜回憶，周總理當時還說了這麼一句話：「江西人民比較其他省份兄弟還算富的，可以適當苦一苦，把口糧支援給其他省份。」
其實周總理不是一時興起，他早就對江西本年度糧食產量和人均口糧做過調查，才會很肯定讓「江西老表」再增加3億斤糧食。
至1961年底，江西省全年外調糧食達到15億斤。
糧食大多支援給了山西、山東、河南三個省份。
據統計，1950年至1980年30年間，江西共外調糧食368億斤。
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江西累計外調糧食43.5億斤，成為當時全國調出糧食最多的兩個省份之一。
更難能可貴的是，20世紀60年代初，全國除新疆、西藏，各省市都有數不清的百姓拋家舍業，來到江西沿街乞討。
圖｜周恩來出席宴會
巔峰時，外省湧入江西的人口不會少於50萬！
江西省委指示：不論這些災民來自哪個省，都是中國的老百姓，不能讓他們餓死在江西境內。
江西省民政廳遵照省委指示，在江西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開設粥棚，每日為災民免費提供米粥。
據不完全統計，江西「愛心粥棚」救助的災民達數百萬人次。
1992年1月底，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路過江西鷹潭時，曾動情地對時任江西省委書記毛致用、省長吳官正說：「在糧食問題上，江西曆年來做了重大貢獻。
你們現在有困難可以向中央反映，你們有這個權利，對待江西，中央肯定是要多照顧一點的。」
結語
俗話說：天災無情，人有情。
三年困難時期。周恩來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深度關切人民生活。
為了解決糧食問題，他不辭辛勞地工作，帶領全國人民度過了糧荒。
江西老表風格高，2,000萬贛鄱兒女從國家大局出發，寧可自己節衣縮食，甚至餓肚子，每年都要調出大量糧食支援兄弟省市，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寫下了感人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