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對犬儒主義的批評，為何反倒可能助長犬儒主義？

犬儒主義是西方哲學中十分重要也最為人所熟知的流派。在大家的印象中，這些哲學家主張拋棄物慾，特立獨行，玩世不恭，對既有的各種形而上學的目的保持批判態度，能面對亞歷山大泰然說出「不要擋住我的陽光」。不過，除了在哲學史上留名，犬儒主義這個詞還和「虛無主義」一道，日漸成為當代社會與文化批判中的一個「話語籮筐」——但凡知識分子們碰上任何社會的弊病，上至人們缺乏公共責任心，下至不良商家利欲熏心，都能讓「犬儒」或者「虛無」為其背上黑鍋。

在我們常常以「犬儒」進行社會批判時，有一些不易辨別但很重要的問題可能一直為我們所忽視：經常在大眾語境里被混用的虛無主義和犬儒主義究竟有什麼區別？蔓延於網路上的現代形態的犬儒主義，和古代的犬儒主義有哪些異同？犬儒主義對於當代社會來說，真的除了被當作靶子，一無是處嗎？

英國謝菲爾德大學專攻教育哲學的學者安斯加爾·艾倫對這些問題作了非常精細且清晰易懂的解釋，這種解釋對於當代社會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提醒。畢竟，當某種批評的話語被廣泛濫用，批評者難免難以看到自身視野的盲區。比如，當代人常常將犬儒主義理解為一種冷漠，而「憤世嫉俗」，保持對市場和政治的批判性被描繪為其反面，但正如艾倫所寫，如果一味地尋求批判，很容易陷入真正的犬儒思維之中。此外，知識分子對犬儒主義的批判也充分體現了一種現代文明的「家長制」特點——而這恰恰是現代犬儒主義者希望反對的。因此，對犬儒主義的批判越是猛烈，有時越是容易令其滋生，讓人看不到真正的問題所在。

以下內容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犬儒主義》，有刪改，小標題為摘編者所加。

《犬儒主義》，作者: [英]安斯加·艾倫（ansgar allen），版本: 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文化，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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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代犬儒主義的批判

大眾想像之中的現代犬儒主義，作為一種生活態度是如何產生的？這當然會被首先歸咎於市民社會以及與之相匹配的社會體制。但對它們的責難是很溫和的，認為它們給了民眾一些不適當的理由去沉溺於現代犬儒主義。一切都只是良好治理中的偶發失誤，是各種不可避免的缺陷、失敗、醜聞和詭計的結果。這些卻被體制內偶現的吹哨人和狂熱的媒體公開了。從這種視角來看，大眾的現代犬儒主義，其最大的愚蠢在於，它根本無法區分政府治理的好與壞。大眾現代犬儒主義是一種非理性的、誇張的失望狀態。政府治理的不足之處、體制的失敗或腐敗都只是個例，但民眾的反應模式卻近乎巨嬰。當沒有收到他們心目中恰當的回饋時，這些當代犬儒就主動地切斷了與真實世界的聯繫，將他們的失望轉化為一種犬儒式的決斷：所有機構與體制都有著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只能對它們報以漠視。這些當代犬儒覺得，他們什麼都做不了，所有努力終將白費。因此他們拋棄了個人責任，決心對政治保持冷漠。他們哀嘆一切已然被敗壞。但就在他們的放任之中，對美好之物的侵蝕卻進一步加劇了。他們親手促成了它。

針對這種現代犬儒主義的批判及其解決方案是這樣的：要恢復民主社會中諸多體制的運作，使它們能再次為公民提供充分的服務、支持和照顧，從而彌補和恢復對它們的尊重。這種尊重在很多情況下不應喪失。這一論點或許太絕對了：我們需要恢複信念，治癒社區，使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重新贏得意義與目的。必須重建公共領域，因為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意義完全維繫於此。這種恢復與重建是艱難而漫長的。但我們不能放棄這種努力。因為賭注過於高昂，我們輸不起。現代犬儒主義不僅應被視為是個人罹患的疾病，而且必須被視為傳染病，因此我們需要擴大治療的範圍。如果這一恢復與重建進程想要成功，就必須獲得充分的資助和充足的資源。除了別的東西以外，在此過程中還特別需要這樣的存在：現代犬儒主義的敵人——受過良好教育的現代犬儒主義批判者，通過寫作來與現代犬儒主義進行對抗的作家。我們特別需要他們在理智上的堅毅，他們在時間與資源上的付出和他們的善意。

這些與現代犬儒主義進行對抗的知識分子，或許在著作中也會表達失望與不滿，但他們是有分寸的、有針對性的。這與那種現代犬儒表現出來的巨嬰式的、無休止的失望與不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批評家的不滿源於他們對民眾的失望——民眾並未按他們的設想去思考。社會評論家們已經用如此義憤填膺的方式去描繪不公正的存在，民眾卻未被動員起來與不公正的強力相對抗，也未爆發出集體性的憤怒。批評家們對此只能報以哀嘆：這是集體冷漠。這是一個典型診斷：「集體冷漠」是民眾持有現代犬儒主義的必然結果。這些批評家認定，克服現代犬儒主義所需要的是更多的評論家，因為他們提供了進一步的批判性洞見、仔細的診斷、富有遠見的聲明、傾聽民眾呼聲的種種理由，以及宣揚樂觀主義的種種宣言。

拉斐爾名畫《雅典學院》。

批評家們認為自己發現了癥結所在：當代犬儒的問題在於缺乏政治想像力。在主流文化中瀰漫著理智與想像力的貧乏。發現這一點並做出論斷的評論家們轉而用自己的評論來加以回應。他們認為，這種現代犬儒主義已經變成了一種慣例式的、平庸的人際互動模式，一種習以為常的視角和看待世界的方式。這將自動造就輕蔑的態度，製造出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從而以自我強化的預言，使得現代犬儒主義持續存在下去。批評家們進一步認為，要治癒這種作為社會疾病的現代犬儒主義，除了常規方法之外，特別需要注入希望，從而將現代犬儒患者從那種無端的否定性之中解救出來。這種無端的否定性削弱了人們對政治與公共事務官員的信心。現代犬儒錯誤地、一廂情願地認定，官員的行為完全受權力意志的驅動，因此一定會放棄對公共善的承諾，轉而追求個人的仕途。這種老生常談的現代犬儒主義論調認為，所有人類行為都被卑劣的動機驅動，不論他們表現得多麼崇高。因此，在現代犬儒看來，民主選舉所產生的政客更關心的是在選舉中獲勝而非治國理政；專業人士更關心的是職業發展和晉陞；公司更關心的是利潤以及免於訴訟，而非服務公眾。現代犬儒主義的批評者認為，所有這些現代犬儒式的先入之見都必須被駁斥。

批評者認為，這種現代犬儒主義是缺乏信仰的產物，是危險的、自我否定的，具有社會破壞性。它也是對所有社會改良的拒絕，一種獨斷的、不假思索的拒絕。現代犬儒主義對人的這種理解，基於一攬子假設：個人和體制首先被一種自私自利、為個人利益服務的衝動所驅動，都具有一種內在的、永不滿足的貪婪，因此對個人和體制都不能加以信任。批評者認為，這種對人的理解流毒甚廣。評論家指責這些現代犬儒犯了錯誤，將自己對世界狹隘貶抑的理解隨意擴展延伸到了其他人身上。就此看來，即便現代犬儒自稱持有「心理學的和社會學的現實主義」，聲稱已經看透了事物的本質，達到了事物的根源，但這只不過是現代犬儒在表達自己的卑劣自私和道德上的貧乏而已。這些現代犬儒因為自己的「現實主義」而遭受著折磨，但他們又犯下以偏概全的謬誤，將自己那種狹隘貶抑的觀點擴展延伸到那些尚未對人類的可能性失去所有希望的人身上。

批評者繼續指責道，現代犬儒主義流毒甚廣，存在於那些假定其他人和他們一樣憤世嫉俗的人群中。這種基準假設使得現代犬儒被封閉在個人的小圈子裡，封閉在個人對世界狀態的種種自我強化的先入之見中。被如此這般描繪的當代犬儒主義被認為應該對各式各樣的社會頑疾負責：從公眾的不滿、政治冷漠和文化衰退，到對啟蒙理想失去信念的危險狀況，以及自由民主制度的內部衰弱。當代社會中，民眾對自由民主政體的體制性價值和文化性價值普遍缺乏認同，從而缺乏投入的熱情與行動。這被歸咎於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現代犬儒主義。它還被指責引發了對真理、專業知識以及權威的全面且無限制的懷疑與猜忌，最終導致了所謂「後真相」這一現象的出現。

儘管在這份批判清單上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但這種對現代犬儒主義批判的框架仍然是有問題的。根據之前的討論，或許可以這樣來理解：那些斥責並通過寫作來反對現代犬儒主義的人，他們所進行批判的方式正好提供了適當的例子，例證了現代文明的家長制底色——現代犬儒主義則是徹底否定家長制的。對現代犬儒主義的所有指責，也同時為那些警告公眾注意現代犬儒主義危險的人們提供了辯護，為他們的道德嚴肅性以及對社會的不可或缺性提供辯護。這些都基於對平民大眾的疑慮和猜疑。在批評家眼中，平民大眾的自我治理能力不值得信任。所以社會必不可少地需要專家，需要社會評論家、學院派的專才、媒體專欄作家、社會福利部門的專職人員、政治野心家的道德干預，連同現代犬儒主義的批判者所代表的體制性的力量。在對當代犬儒主義的批判中可以收穫的吸引力和自我肯定的滿足感如此之大，以至於近年來，大眾和學術出版物都被淹沒在了對現代犬儒主義的指責之中——從它對「美國夢」的清晰可見的破壞到它對人際關係的侵蝕。它是妖孽，或是大惡。它使得新聞記者遭遇公眾的冷漠，它從教育之中抽走了希望與本真，它為煽動戰爭和無視國際法提供了便利，它撕裂了家庭與社群，它使我們無法擁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斥責現代犬儒主義，控訴它在其產生過程中暗中破壞著體制，已經形成了一種潮流。簡而言之，這轉移了我們的注意力，使得我們忽視了這一點：體制與社會弊病之間的共蘊共生。

《頹廢與沉默：透視犬儒文化》，作者: 徐賁，版本: 東方出版社，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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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與犬儒主義

犬儒主義的主題在整個19世紀反覆出現，已經成了「一個俗語……作為一種自私的厭世觀點的代名詞，或是……對道德規範的不信任、不相信、不關心、不在乎的代名詞」。那麼，尼采撿起犬儒主義這個觀念，肯定其對傳統倫理道德的敵意，也就不足為奇了。尼采如此宣稱：「在世上絕不會有比我的書更值得驕傲，同時也更精緻的書了——它們在某些方面臻至地球的頂峰，也就是犬儒主義的境界。」然而，尼采對古代犬儒主義的態度是複雜的。他借用了古代犬儒主義的思想資源，也為批判古代犬儒主義做出了貢獻。據稱，尼采本人那種粗鄙且戲謔的風格，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古代犬儒主義，他曾經仔細研究過它。或許尼采從古代犬儒派那裡得到的教訓是：對文化規範的徹底批判不必被其自身的嚴肅性所拖累，也不必然導向一種「否認世界」的悲觀主義。相反，它可以與「強者的悲觀主義」相結合，以懷疑去肯定人之生存。

尼采主張，只有通過對周遭世界進行最無畏、最不妥協的批判，一個人才能窺見「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這種觀點或許部分從古代犬儒主義那裡借用的。在下文中，我將聚焦於尼采是如何改寫「第歐根尼與提燈」這則逸事的。這則逸事的原始版本出自拉爾修的《名哲言行錄》：第歐根尼大白天提著燈到處遊盪，並自稱「我在找人」。這裡的笑點是，在第歐根尼周圍有很多人，但他卻認為，這裡沒有一個是能夠代表「人」的。在尼採的《快樂的科學》中，出現了這個故事的某種翻版。只是現在拿著提燈的是一個瘋子，他不斷地叫喊著「我在找上帝！我在找上帝！」周圍的人都在嘲笑他：「上帝是失蹤了嗎？」但瘋子大叫：「上帝哪兒去了？……讓我告訴你們吧。是我們把他殺了！——是你和我殺的。咱們大伙兒全是兇手。」這個瘋子接下去說，你們難道沒有聞到神聖之物的腐臭嗎，難道神們也會腐敗？但瘋子周圍的人似乎都完全沒有認識到他們已經做出的事情的嚴重性，或是因為沒有能力，或是因為沒有意願。

尼採的這段文字提供了一個凝鍊的批判。它批判了（用海德格爾的術語來說）「兩千年來的西方歷史的命運」。它討論的是這樣的主題：西方的形而上學已經最終崩潰了，這一崩潰導致了本體論層面的震動。即使西方形而上學尚未全面崩潰，僅僅部分崩潰，其後果也依然如此。啟蒙運動認為，理性不能再建立在諸種被認為具有合法性的外部力量之上，而是奠基在「人」之上的時候，精神錯亂就發生了。因為，作為理性基石的這個「人」，當然是無處可尋的。因此，儘管啟蒙運動聲稱自己是完全獨立自主的，但當它試圖進一步佔據世俗領域時，還是被迫依賴於前近代的諸種體制。因為世俗領域是源自於前近代的那些成就並進一步擴展而成。例如，近代學校是借鑒並立足於基督教教牧體制的種種運作邏輯之上，只是「擺脫了其教義的束縛」並將之移植到世俗的環境之中。

然而，二者的關鍵區別之一就是正當性。基督教會長期以來從事為教眾提供人生意義的工作，並且承擔組織他們的塵世生活的責任，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也被視為世俗體制。儘管如此，基督教會和其他世俗體制完全不同。它之所以能代表其教眾，這種代表性是來源於一個更高的目的。這一目的源自於不同於塵世的另一領域，而不是從某些「第一原理」中推導出來的。當上述解釋框架崩潰，就發生了「上帝之死」。「上帝之死」指的就是合法性危機。這種崩潰適時地揭露出了西方式的主體性根本上的無能，它無法在形而上學之外進行思考。西方式的主體會質疑，如果沒有外部標準，我們如何來衡量我們的種種意見（pronouncements），如何決定「什麼是真」「什麼是正義」或「什麼是有意義的」？

有人可能會聲稱，古代犬儒派在創立之初就開始質問這種形而上學的視角。例如，古代犬儒拒絕在與目的的關係之中去解釋其實踐的意義。古代犬儒認為，其哲學實踐應該根據具體環境實施，而不要將之建立在一個合法化的框架之上。在其後續歷史之中，古代犬儒派一再地拒絕西方形而上學那種基於判斷、熱衷於「製造意義」的體系。儘管如此，古代犬儒派的歷史和命運展示出，「逃離形而上學」是何等困難的任務。因此，古代犬儒派的戰鬥依然在繼續，繼續嘗試將「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置入我們的生存之中。而根據其本性，西方文明將會試圖收編古代犬儒派，將古代犬儒的實踐納入其形而上學式的目的之中。因此這是一場持續的掙扎，是與西方文明的層積物相對抗。古代犬儒主義經歷了長達兩千多年的調整和重估。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人們以各種方式對犬儒主義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收編。因此，之後發生的事並不值得驚訝：作為古代犬儒派的繼承者，啟蒙時代的那些試圖從「咎由自取的受監護狀態」中解脫出來的人，發現合法性體系（古代犬儒主義曾經質疑過它）竟然崩潰了，而自己卻全無準備。尼采認為，即使是公開坦率承認自己是無神論者的人，也無法接受那更高的、神聖的權威之喪失。或許只有當代犬儒派，也就是那些最為輕率地保持無動於衷與冷漠的人、那些隨便對什麼東西都隨意地加以懷疑的人，才能接近「上帝之死」。對大多數人而言，如果不求助於某些外部的理論框架或他人，就無法理解自己的生存。儘管我們可以隨意假定一些替代品和替身來取代已消失了的上帝，但尼采可能會指出，情況其實依然不變。因為沒有任何單個的候選品能佔據「意義與價值的共有來源」的位置。「我們的生命形式已經發生了改變——我們已經無法讓自己屈從於這樣一位上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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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犬儒主義佔據了「上帝之死」後的精神曖昧期

相反，我們這些存活於晚期現代的人，無精打采地在諸多上帝的替代品之間切換，例如理性、自由、功用等等，卻無法獲得共識。甚至更糟，體制和機構的「宗旨」僅僅是一種口頭上的敷衍，不論對我們還是對他們自己，都是如此。這些「宗旨」如此乏味無趣，僅僅是為了在內部組織結構中擺出姿態而已，根本經不起任何檢驗。尼采認為，正是這種躁動不安的狀態，構成了我們時代的虛無主義。如他所說，一個虛無主義者是一個這樣的人：「對於如其所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斷定它不應當存在；對於如其應當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斷定它並不是實存」。在這種情境中，虛無主義描述了一種特殊形式的不滿，這正是我們想竭力逃離的。這就是那些不斷地抱怨、但缺乏療救他們境遇之手段的人所處的狀況。這是一種由文化所產生的失調，它折磨著那些最懷抱希望的「理想主義者」，正如它也在折磨那些最為沮喪的現代犬儒一樣。真的，它把這兩類人聯繫在一起。

在此，尼采對虛無主義的批判或許為理解當代犬儒主義提供了一個最為有用的解釋框架：它是一種必要的文化現象，一種自西方式的主體性降臨以來就一直在醞釀的現象。由此，它可以被領會和理解為一種具有內在衝突、如憂鬱症一般的狀態。它不會適應，甚至都不會承認「上帝之死」的後果——「上帝之死」已經導致了合法性向著它的現代形式轉變：一種宇宙意義上的理性已經被放棄，「我們存在於一種超越我們的實存秩序中」的想法已經失效。請讓我再次引用尼采：「這件驚人的大事還在半途上走著哩，它還沒有灌進人的耳朵哩。」這就是我上文中說到過的「本體論層面的震動」。當我們轉向「我們在宇宙中的位置」的現代理解，這種震動就隨之而來。但我們現在還沒有認識到這種「本體論層面的震動」會有多大影響，其程度有多深。現代犬儒主義是「上帝已死」所留下的曖昧空位期的統治者。它是這種狀況的產物：未能接受喪失，未能意識到某物已然喪失，或者，即使承認了這種喪失，也未能準確地理解我們所喪失的到底是什麼。

如果援引弗洛伊德，那麼現代犬儒主義可以被類比地理解為一種受到抑制的哀悼，一種憂鬱癥狀態。憂鬱症被弗洛伊德理解為「不成功的哀悼」。因為要適當地哀悼某一對象的喪失，就必須去面對這一喪失所帶來的創傷。而現代犬儒無法直面創傷，憂鬱症使他們陷入了困境。在這種受到抑制的痛苦狀態下，「在心理上已喪失之物的存在得以延續」——儘管這一現象並不容易被發現。對於現代犬儒主義而言，喪失之物的延續成為一種被否認的依戀，對某些現代犬儒自稱已不再相信的東西的依戀。由於現代犬儒主義只能非常模糊地理解這一喪失，所以不可能與這一喪失完全調和。因此，這種憂鬱癥狀態的持續如此之有力，並且如此難以克服。在以這種方式遭受著苦難的同時，現代犬儒主義依然被卡在一種抽象的失落感之中。這種失落感使現代犬儒感到全然無力，因為其原因既不能被確認，也無法超越。然而這種狀況是可以被處理、被理解的，並從中尋求進一步發展。現代犬儒主義可以在失落感的配合下逃離其憂鬱症式的陷阱，直面尚未得到充分反應的基礎性創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虛無主義」和「犬儒主義」一樣，作為一個描述性術語，主要是貶義性的。事實上，兩者被混為一談：「與虛無主義相類似，犬儒主義導致個人與國家放棄了所有的道德價值，淹沒在被理智和倫理方面的陰鬱所注滿的惡臭之海中。」和犬儒主義一樣，虛無主義作為一個有理智價值的概念，需要經受一定程度的修復，才能被有意義地加以面對。虛無主義一般被認為與這樣的信念相關：生命無意義，無物為真。因此，虛無主義被認為是一種危險的疾患，對社會秩序具有侵蝕作用，除了黯淡的前景之外，對什麼都無法感到滿足。但這種對虛無主義的描繪過於絕對化了，也過於輕視了它。這種描繪只能將高度複雜的合法性危機簡化為由「下了決斷的否定性」（determined negativity）所導致的非理性狀態。諸如此類的關於虛無主義的觀念必須被清除掉，以便能更好地理解虛無主義是如何在日常行為中顯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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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主義的潛力：抵抗關於未來的虛假承諾

虛無主義並非完全由否定性所構成，也並未完全陷入否定性之中。以教育為例，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是日常意義上的「虛無主義者」——因為那將意味著完全放棄「教育具有某種目的」的想法，不論此種目的是道德的，還是解放性的，甚至僅僅是工具性和實用性的。不管「教育具有某種目的」這種想法是如何形成的，想要在教育環境中發揮作用，至少要保有對教育的某些信念（哪怕僅僅是表面功夫）。教育機構的確是孕育各種形式的否定性的地方——從系統性生產「失敗學生」，到教職員工、學生、行政人員和管理人員之間的相互抱怨。（因為現代教育系統的終極目的和組織原則依然是模糊不清的，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中，這些人只能三心二意地共存。）

儘管如此，所有對教育的嗟嘆，都基於一個先決條件：這些人對「教育是重要且必要的」這一觀念並無疑慮，也不會去擾亂這一觀念。否定性可以在這種地方橫行無忌，但它不可能佔據絕對的支配地位。對教育的理念而言，它也不會是災難性的。種種否定的情緒可以被放縱，是因為它們不會真正地造成威脅。它們無法危害到支撐教育這一空間的基礎性承諾——所有問題總是可以通過更多的教育來得到改善。作為一個整體，教育所存在的問題沒有得到真正的審視。對教育的每一次抱怨都只不過是將之延後再議。每一次指出教育的失敗後，更多、更好的教育是唯一的解決方案。因此現代教育是虛無主義的，儘管這種虛無主義指的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那種因為「什麼都不重要」而放棄一切努力的想法。現代教育的虛無主義寓居於這樣一種需求之中——教育必須得到拯救，但根據其制度設計，它永遠不能也永遠不會被拯救。在教育的當前形式下遭受苦難的人，用尼採的話來說，「用希望來維繫生存，這種希望是不能被任何一種現實所反駁的——這種希望也不能被任何一種現實所消解：這就是一種對彼岸的嚮往」。對教育而言，「彼岸」可以有許多種形式，如教育對完滿的承諾、對啟蒙的承諾、對正義的承諾等等。這些承諾始終受到呵護，被期待，被重複，但從未被實現過。這就是教育中的虛無主義。這也是教育中的現代犬儒主義的成因——其出現乃是因為教育者們不懈地試圖去拯救教育，卻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必然的失敗。「失敗學生」是被這個體系有意製造出來的——這個體系只有通過製造「失敗」，才能「概念化」「成功」。因此，「失敗學生」就為現代犬儒派提供了無盡的後備軍——他們會有一種徒然的、無生產力的、封閉的、無反思的現代犬儒主義。一些教育工作者在實踐「理想主義」，試圖通過「不犬儒式」的忘我投入，通過教育來實現改善。但在其努力中，恰恰製造出了教育中的現代犬儒主義。正是在他們之中，這種現代犬儒主義生根發芽了。

《虛無主義》，作者: [荷蘭]諾倫·格爾茨（nolen gertz），版本: 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文化，2022年10月。

教育在其虛無主義面前退縮了。它更為完整地實現自己的虛無主義，不願承認其樂觀主義中包含著虛無主義。但或許教育能接受其虛無主義，反而會運行得更好。的確有人認為，西方式的虛無主義並非一件壞事。在承受其苦痛的同時，我們才有機會進入「形而上學、道德、宗教和藝術這些『虛假』構造之形成過程」。當我們擁抱虛無主義之後，虛無主義會把「一整套的錯誤」擺在我們面前，而「單就憑著這一整套的錯誤，現實之豐富性，或更簡單地說，現實之本質，才能被構造出來」。這種說法很難讓人感到安慰。但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呢？在此，與之密切相關的現代犬儒主義的態度或許是有所幫助的，它可以減少我們對「救贖」的需求與渴望。當我們為了獲得期望中的安全感（形而上學的諸種框架之復興、政治參與之本真）而習慣性地退縮之時，一種更為審慎的現代犬儒主義或許可以使我們有所猶豫和躊躇。它能幫助我們去抵抗關於未來的虛假承諾：我們可以用意志力去克服自己身上的虛無主義——似乎虛無主義可以這樣被拒斥。現代犬儒將通過一種「批判模式」來實現所有這一切。這種批判對現代犬儒乃是一種詛咒（對其他人也一樣）。

但這就是尼采所讚賞的東西。他在他那個時代被稱為「犬儒」的那些人身上看到了這些，即「那些認識到自身的動物性、庸鄙和『循規蹈矩』的人，卻仍有一定程度的智慧和勇氣，促使他們在見證人面前談論自己和同類」。尼采還在後面插入了這句話，「有時候甚至在他們的書本里自得地打滾兒，就像在自己那堆糞上一樣」。這一插入句證明尼采已經意識到：犬儒主義作為他本人所非常迷戀的媒介，其實並未能提供逃避之路。

原作者/[英]安斯加爾·艾倫

摘編/劉亞光

編輯/劉亞光

校對/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