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結三國時代的西晉為什麼會迅速滅亡？

三國時代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璀璨的時代之一，曹魏、蜀漢、東吳三足鼎立，各路英雄齊登場，留下了許多佳話。不過，一切在公元263年發生了轉折。

●公元263年，曹魏伐蜀，蜀漢滅亡。

●公元265年，西晉取代曹魏。

●公元280年，西晉滅吳，終結了三國時代。

但是，短短36年後，公元316年，西晉最後一位皇帝司馬鄴投降，西晉滅亡。

西晉為什麼能取代三國中實力最強的曹魏?又為什麼曇花一現，迅速覆滅?背後的根源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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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銳歷史作家張啟迪在新書《血與火的50年：曇花一現的西晉》中，以魏明帝曹叡託孤為起點，完整還原了從司馬氏掌權到代魏立晉，再到八王之亂，最終迅速崩裂的西晉50年興亡史，從政治架構、制度痼病、民族遷徙等多方面剖析這個脆弱的王朝如何一步步走向滅亡，讓我們思考西晉興亡背後超越時代的鏡鑒意義。

西晉代魏

咸熙二年十二月，曹魏最後一位皇帝曹奐下詔：「晉王祖孫三代功蓋魏室，澤被四海，朕決意將皇位禪讓給晉王。」司馬炎三請三讓之後，在何曾和王沈的反覆「勸說」下，終於「勉為其難」地接受了皇位。

司馬炎登基後，曹奐被封為陳留王，在金墉城度過了餘生。至此，西晉取代了曹魏，新的時代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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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為什麼能取代曹魏呢?原因很簡單，它在許多方面確實做得比曹魏更好。

現代史學界普遍認為西晉時期的社會發展較三國時期更為進步，因為西晉的統治更為寬鬆。曹魏實行的士家制度給百姓帶來了極重的負擔，蜀漢後期由於軍事開支極高，出現了「民皆菜色」的現象，東吳大族掌控的世兵們更是如奴隸般承受著極重的軍事和徭役負擔。最終，這一切在西晉大一統的過程中得到了改善。

曹操在南征北戰的過程中收編了很多軍隊，實力大增，但也帶來了許多新問題。一方面，越來越多的軍隊意味著越來越重的後勤負擔和軍費開支;另一方面，這些被收編的軍隊隨時都有反叛的可能。針對這些問題，曹操和後繼者制定了許多新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士家制度。

所謂「士家制度」，就是將士兵們以士籍納入管理，成為軍戶，士籍人口只能從事軍務，不能從事其他職業。在士籍人口中，年輕男子都要作為中軍(即朝廷掌控的軍隊)的兵源，而地方上剩下的老弱病殘除了要負擔基本的軍務外，還要承擔封國宿衛、開墾荒地等一系列繁重的勞役。這個制度為曹魏提供了充足的兵源，並衍生出了屯田制、質任制、都督制等一系列制度，對曹魏乃至兩晉南北朝的政治格局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這些制度給當時民生凋敝的社會注入了一針強心劑，為軍事和經濟發展提供了穩定的資金來源，改變了農民流離失所、餓殍遍野的現象。曹魏逐步恢復了社會生產力，同時在政治上也給予世族一定的話語權，團結了一部分世族。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給底層百姓帶來的負擔愈加沉重。隨著賦稅的加重，屯田制由原本的五五分成加到了士家和官府二八分成的地步。在繁苛的軍事和賦稅負擔下，士家逃亡的現象時有發生，曹魏不得不進一步制定「士亡法」。該法規定，士籍人口一旦逃亡，全家都要受到牽連，母親、妻子、弟弟都要被處死。

為了留住不斷逃離的士籍人口，曹魏還規定，如果士家有特殊的才能(如醫術出眾)或立下大功，可以「除士名」，即讓軍戶從士家制度中解脫。但除了小部分得以封侯的士家之外，大部分被解除士籍的士家主動或被動地轉成了世家的依附人口。隨著朝廷掌控的軍戶數量越來越少，士家制度也走到了盡頭，統治者需要建立一種新制度來適應新的局面，而且逐漸崛起的世族在政治上也要求更多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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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司馬氏解決的問題，司馬氏用寬鬆的政策逐漸取代了士家制度和屯田制，讓社會得以休養生息。雖然百姓依然承受著沉重的負擔，但比起之前已經輕鬆了許多。同時，司馬氏通過政治利益交換，取得了世族們廣泛的支持。

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地達成了交易：司馬氏爭奪權位為世族謀利益，而作為回報，世族支持司馬氏禪代曹魏，登上至高的皇位。因此可以說，司馬氏的登頂是歷史發展的要求，隨著士家制度消亡和逐漸崛起的世族產生更強烈的政治需求，就算沒有司馬氏，世族們同樣會選擇另外一個家族作為代表來完成這個歷史使命。

世族支持司馬氏禪代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魏晉之際的禪代和以往有所不同，魏晉禪代的血腥程度比以往低了很多。這是因為司馬氏也身處曹魏的政治網路中，在禪代過程中，司馬氏並沒有徹底破壞曹魏原來的政治結構。用較為平穩的方式完成政權的交接，讓世族們順利地從一個政權過渡到另一個政權，免遭「洗牌」甚至屠戮，這對所有士人來說都是一個皆大歡喜的選擇。

就這樣，曹魏時期的世族在魏晉政權交替中大體上得以保留。不過，同樣的，在上一個王朝沒有被徹底解決的問題，仍然會給新的王朝帶來痼疾，這一點將在之後的西晉歷史中一一展現。

致命弱點

漢末的亂局證明了宦官和外戚並不可靠，而曹魏的政治碩果又被世族攫取，那麼西晉皇室便只有宗室可以倚仗。其實，在這個時代，宗室和世族對皇權而言都是毒藥，但皇帝還是必須選一瓶喝下去，因為他必須找到足以信賴和倚仗的力量來鞏固皇位。

司馬炎很清楚，雖然宗室的力量能幫助他對抗勢力日益強大的世族，避免再次出現權臣獨大的情況，但他也要防備宗室的力量強大到反噬皇權。所以，他讓宗室和士族互相制約，維持一種微妙的平衡，但同時又要處理好雙方的關係，避免內鬥削弱國家的實力。司馬炎的登基正是這樣一種政治形態的寫照。他沒有經過多少政治歷練，他的政治基礎是由父祖打下的，所以只能倚仗以裴秀、王祥等人為代表的世族和以叔祖司馬孚，叔父司馬乾、司馬亮、司馬伷等人為代表的宗室。

不過，司馬炎實行了一項大打折扣的「分封制」，在這個制度下，西晉的宗王只能做封國名義上的領主，不掌控封國內的行政權和軍權。在朝廷，由皇帝、宗王和門閥共同執掌朝政;而在地方，出鎮地方的宗王仍需招攬官員(尤其是地方上的世族)為其服務，進而形成了宗王和世族共同管理地方事務的局面。同時，司馬炎還讓一些宗王出任地方都督，沿襲了從魏末開始的宗王出鎮制度，讓地方上較強大的軍事力量掌握在宗室手中，避免軍權落入權臣之手。

就這樣，皇帝、宗室和門閥三方保持著一種微妙的平衡，彼此合作，構成西晉王朝的統治根基。這樣的制度本質上是讓司馬氏作為最大的門閥代表享受最大的士族權力和最高的士族封賞，同時讓宗王政治成為門閥政治的一種變體，使宗室成為最大的一支門閥力量融入到政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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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位和王爵，正是在爵位上給予司馬炎及其宗室作為新政權第一家族的最高尊崇，之下的各世族則按不同的等級在朝廷和地方掌握著不同的權力，這樣一來，這個新政權的等級顯得尤為分明。同時，為了將司馬氏和世族牢牢綁定，皇帝和世族、宗室和世族、世族和世族之間結成了各種各樣的姻親關係，讓新政權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門閥共同體。

這個構思看起來非常巧妙，完美地平衡了宗室和門閥的力量，讓雙方都能在新政權內發揮重要作用，維持表面的團結，又能互相制衡，不讓任何一方的力量強大到反噬皇權。然而，大家都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對一個國家而言，家有了，那國呢?在這個政治架構下，大家優先考慮的都是自己「小家」的家族利益，那作為「大家」的國家利益去哪裡了呢?對「小家」利益的過度維護，成了這個政權的致命弱點，之後引發了許多危機。

埋下禍根

建立新的權力結構後，西晉朝廷的焦點集中在了太子司馬衷的身上。司馬衷身為皇后楊艷的長子，毫無疑問將繼承司馬炎的皇位，將這個王朝延續下去。不過，滿朝皆知司馬衷的智商比較低，或者說他對事物的理解能力比一般人要弱。這樣的人出生在皇家，只要不當太子，做一個淳樸老實又毫無心機的宗王，不會引起皇帝太大的敵意和戒備，也能過得不錯。但可惜就可惜在，由於嫡長子繼承製，司馬衷必須被立為太子。

司馬炎對嫡長子繼承製如此堅持，是因為當年在「世子之爭」中深刻感受過弟弟司馬攸帶來的極大威脅。如果不是一些重臣大力扶持，司馬炎的登基之路絕不會如此順利。假如司馬炎不咬死嫡長子繼承製，那麼無論他選擇哪個兒子繼位，在法理上都不可能壓倒司馬攸。終司馬炎一生，無論是他自己的皇位還是兒子的皇位，面臨的最大威脅都是司馬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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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始三年，司馬衷正式被立為太子。朝局就在這表面的平靜中過渡到了咸寧元年。這年的十一月，司馬炎在宣武觀閱兵，還出席了冬至的小會，感受著在他治下的昌盛。但到了十二月，洛陽發生了瘟疫，死了許多人。

史書中關於瘟疫和災年的記載數不勝數，「大疫」「大災」這樣的字眼屢見不鮮。生死無常，死去的人被掩埋，活著的人繼續前行，時間依舊在流逝，歷史仍然在向前。但誰也沒想到，這場瘟疫對西晉的朝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為，司馬炎也染上了瘟疫。

朝野上下本就對司馬衷能否成為一個合格的繼承人滿懷疑慮，司馬炎的重病讓這個問題更加尖銳起來。朝中擁立司馬攸的勢力本就不少，借著這個機會，他們開始運作讓司馬攸上台。

但是，最終，司馬炎戰勝瘟疫活了下來，他很快便知道了病危期間朝臣們的異動。他這才發現，儘管自己一直小心翼翼地平衡朝中的權力格局，但朝中支持司馬攸、威脅自己和太子的勢力仍然不小。自己正當壯年，尚能遊刃有餘地應對，但太子資質愚鈍，而且自己難保不再發生別的意外，到那時太子的地位還能保得住嗎?

司馬炎頓悟了，生命充滿變數，之前自己扮演著平衡者的角色，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讓太子的地位穩固，這個計劃看起來很完美，但一旦發生意外，一切便成了泡影。更好的選擇是採取強硬的手段，利用皇權的力量重組朝廷的權力結構，引入外戚力量，拱衛至高無上的皇權，為太子司馬衷順利繼位打下基礎。

之前，曹魏吸取東漢外戚專權的教訓，規定皇后不能出身高門，並嚴禁外戚參與朝政，所以，曹魏的朝堂上只有宗室和功臣互相制衡，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了西晉。但現在，司馬炎提高了外戚的地位，打破了曹魏以來的政治格局。士人們經歷過東漢末年外戚專權的亂象，對外戚沒有好感，而重新崛起的外戚瓜分了宗室和功臣的權力，在朝堂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但一向儘力維持平衡的司馬炎這次異常堅定，絲毫沒有妥協和退讓。

司馬炎實在太需要這股新力量了。在西晉朝堂上，功臣的力量源於曹魏時期，宗室的力量則在禪代的過程中逐步壯大，二者都不是司馬炎能撼動的。外戚弘農楊氏未曾涉入曹魏的政治網路，在魏晉之際也默默無聞，這個家族的壯大，完全是因為司馬炎的扶持，因此對楊氏而言，要維持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須維護司馬炎的利益。這樣一股堅定站在自己這邊的力量對司馬炎非常重要，他想以此來制衡功臣和宗室。

司馬炎頂著朝廷上下的壓力，在咸寧二年通過一系列政治運作，讓外戚成了朝廷上的一股新力量，並藉機擴張了皇權的力量。一個宗室、功臣、外戚三方並立的權力結構就此建立，但是，新力量的引入讓政治格局變得更加複雜，未來的危機也在此時埋下伏筆。

司馬炎去世後，司馬衷不能掌控朝局，皇權不得不由賈南風代行。但是，太子司馬遹慢慢長大後，逐漸威脅到了賈南風，朝廷便陷入動蕩和分裂，野心家逐一登場，引發了八王之亂，將西晉拖入了毀滅的深淵。

從魏室到晉室，這場權力更迭充滿了權與謀、危與機。在《血與火的50年：曇花一現的西晉》一書中，新銳歷史作家張啟迪聚焦代魏立晉、王朝覆滅兩大主題，從中原王朝到邊疆少數民族政權，從政治、軍事、文化、民族發展等多個維度切入，全景式還原西晉50年興亡史，讓人看清西晉速亡的歷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