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軍入關真相：中央集權一旦建立就戰無不勝，一旦瓦解就啥也不是

細讀明亡清興這段歷史，會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南明政權有無數次給人感覺馬上就要贏了，但是最後卻無一例外地功虧一簣，滿清政府有無數次給人的感覺是馬上就要崩潰了，但是最後結果卻是化險為夷。

這種情況如果只發生一兩次，可以用運氣來解釋，但是其一再發生，這就說明一定有一整套邏輯來支撐南明的一次次功虧一簣和滿清的一次次化險為夷，而這套邏輯的根源是自秦始皇統一六國以來中國政治的總邏輯：中央集權。

邊疆之人

秦始皇廢分封，設郡縣之後，中央就收繳了地方的絕大多數權力，正常情況下，地方絕無與中央抗衡之可能。

而由於所有權力盡歸中央，所以離中央距離越近，能夠獲得的資源越多，這裡的近即包括地理距離上的近，也包括文化認同上的近，而努爾哈赤這個 處於帝國邊陲地區的少數民族小酋長，在明帝國中央集權體制正常運行的情況下，能夠取得的成就註定有限。

努爾哈赤喜歡看《三國演義》，初讀三國，他看到的或許是英雄事迹，但細讀三國，他便能夠找出這裡面蘊含的權力密碼：一旦一個帝國的中央集權開始衰落，這個過程就幾乎不可逆，任何有野心的「能人」都可以拉起一支隊伍，去建立新的中央集權，而中央集權衰落的重要標誌就是中央對於帝國邊疆地區的控制力減弱。

東漢政權難以壓制住周邊的匈奴、羌人、烏桓，隨後便是黃巾起義，天下大亂，群雄割據，而此時，大明帝國對北方的蒙古和東北方向的女真（事實上很多人只是託名女真，實際是其他民族）的控制力也在減弱。

當中央集權的控制力減弱，對於野心家來說，身處邊疆或許非但不是一個劣勢，反而是個優勢，因為距離更遠意味著受中央控制更弱。

這樣一來，這些帝國邊陲的野心家們就可以打造自己的勢力，而他們只要做得不太過分，帝國統治者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三國時期，有一種很神奇的存在叫「藩屬」，「藩屬」即國中之國，蔵霸是曹操的藩屬，有自己勢力，太史慈是孫策的藩屬，有自己勢力，往大了說，袁紹、曹操、孫堅、董卓，有哪一個不是漢帝國的藩屬呢？他們都打著大漢臣子的名義，實際上都是手握一方軍政大權的土皇帝。

努爾哈赤兼并女真各部，但只要他還以大明臣子自居，大明帝國對此也就聽之任之，因為幹掉他實在是費時費力。

軍閥李成梁

提到努爾哈赤的做大，就不得不提到一個人物：曾長期任遼東總兵的李成梁。

努爾哈赤正是在李成梁的眼皮底下做大的，所以一直有李成梁「養寇自重」的說法，這種說法當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因此說李成梁是一個禍國殃民的蠢材，那麼只能說你還是沒有看懂明朝後期的政治格局：明朝末年，朝廷中其實已經開始了軍閥化，而李成梁家族在一定程度上說，就是遼東軍閥。

「寇」是地方軍閥做大的一個關鍵因素，東漢末年，各地豪強有錢有人，但是也只敢偷偷摸摸搞一些私人武裝，公開招募軍隊的事誰也不敢做，他們要等到黃巾起義，漢帝國不得不將財權和軍權下放之後，才敢大張旗鼓的招兵買馬。

努爾哈赤就是李成梁的「寇」，或者說只是「寇」之一，在明朝後期，軍閥與明廷的關係已經悄然從從屬關係向合作關係轉變，只是當時明廷實力尚在，准軍閥李成梁不敢與朝廷真正鬧掰，只敢偷偷摸摸的干。

一個王朝來到末期，必定會出現兩個結果：一個是財政崩潰，另一個是控制力下降，當然，這二者也是相輔相成的，而控制力下降的關鍵是對軍隊的控制力下降，一旦一個中央集權的大帝國中重新出現軍閥，幾乎就標誌著這個政權的滅亡。

漢末與明末的區別僅僅是漢末軍閥們大張旗鼓，而明末的軍閥們偷偷摸摸，軍隊進入軍閥化就會有很多怪事發生，朝鮮之役後，一群戚家軍將士因為討要軍餉，被「北軍」誘殺，2000餘名戚家軍死於同袍刀劍之下，當然，在那些動手的「北軍」眼裡，他們殺死的並不是什麼同袍，而是另一支軍閥的人。

隨著中央集權的不斷被削弱，地方軍隊軍閥化的趨勢就會越來越明顯，等到大明帝國的最後幾年，幾乎可以用遍地軍閥來形容了，想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北京被李自成攻克時，左良玉為何手握數十萬大軍而按兵不動，崇禎皇帝在希望左良玉回援北京時曾向他許諾，只要救援京師，就允許他們家族一直在湖北一直領兵，這說明即便是對權力格外執著的崇禎皇帝到最後一刻也不得不接受一個事實：此時的明帝國已經成為了他這個名義上的皇帝與各路軍閥共治的國家，而他與各路軍閥的關係，也不再是從屬關係，而是合作關係。

努爾哈赤這個少數民族邊疆軍閥，在看似強大的明帝國完成中央集權瓦解的過程中左右橫跳，不斷壯大，而明帝國卻無能為力。

打出來的中央集權

努爾哈赤設立的八旗制度，雖然仍舊有游牧民族部落制度的影子，但是認真研究過漢文化的努爾哈赤無時無刻不在進行中央集權制度的建設。

最初，努爾哈赤是通過個人威望來維護麾下各女真部落的統一，但儘管如此，在白山黑水間的後金政權也難以稱為一個完全的中央集權制國家。

後金政權的中央集權最危險的時刻是在努爾哈赤剛死，皇太極剛剛繼位的那段時間，當時，各旗主王爺手中的軍隊人口大體上等同於個人財產，但好在皇太極相比其父努爾哈赤更有政治和經濟頭腦，他通過一系列改革，讓後金從漁獵游牧為主，變為了半農半牧，後金政權的社會性質，也從半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

中國為何能在2000多年前就建立中央集權制度，不是因為秦始皇個人多麼英明神武，而是因為中央集權制度實在是太適合農業國家了，以游牧為主要經濟活動的國家很難建立穩定的中央集權制度，即便建立靠得也是統治者的個人威望，一旦強力統治者不在，中央集權制度也會變得岌岌可危，而在一個農業國家中，中央集權制度一旦建立，並且其國家機器開始有效運轉，這種制度就將長期持續下去。

努爾哈赤以個人能力和威望為自己的政權埋下中央集權的種子，他的兒子皇太極則從經濟和制度的角度，讓後金政權真正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權制度。

當然，關外後金（滿清）政權建立中央集權制度也不完全是自然而然的，明帝國一次次並不成功打擊，也成了後金（滿清）政權建立中央集權制度的助推器。

明帝國雖然已經腐朽不堪，但畢竟體量優勢尚在，後金政權稍有不慎，就會被明帝國這個龐然大物用體量壓死，所以後金政權的統治者必須想盡一切辦法，集中所有力量去與明廷對抗，什麼制度能夠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毫無疑問，中央集權。

明軍的一次次關外作戰，逼著後金政權進行中央集權改革，而日趨腐朽的明軍每次出征都損兵折將無功而返，這等於不斷給後金政權修正錯誤，完善制度的機會。

軍閥混戰

而在滿清政權不斷強化和完善自己的中央集權制度的時候，明帝國的中央集權卻在加速瓦解，財政崩潰導致朝廷難以拿出足夠多的錢去供養軍隊鎮壓遍的地農民起義，於是私人武裝，地方軍閥開始冒頭，這些力量無疑是對明帝國中央集權的削弱，但是對於已經財政崩的明帝國來說，不但不能懲戒這些悄悄崛起的野心家，還要設法去利用他。

海盜出身的鄭芝龍在稱霸東南各省後，被明廷招安，但招安後鄭芝龍並未被束之高閣，他依舊在東南各省掌握實權，毫不誇張地說，鄭芝龍就是軍閥，徹徹底底的軍閥，所以清兵入關的戰鬥，與其說是明清之戰，倒不如說是一場軍閥之間的大混戰。

崇禎皇帝弔死煤山後，在南京組建的南明弘光政權的所作所為正是聯合各路軍閥對抗滿清，被弘光政權寄予厚望的江北四鎮實際上就是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及劉澤清四路軍閥，四路軍閥都有獨立的領兵權、募兵權和財政權，他們與南明朝廷的關係僅僅是名義上的承認，南明朝廷對於他們的約束力很小，所以才會有江北四鎮中三鎮投降的局面，而在江北四鎮被拿下後，弘光政權幾乎組織不起任何成規模的抵抗。

滿清與南明政權的截然不同的表現說明了一個殘酷的現實：中央集權一旦開始瓦解，這個過程就很難逆轉，而在中央集權瓦解的過程中，其不但形不成合力，反而還會進入無休止的內耗模式。

在滿清與南明爭奪全國控制權的過程中，有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在諸多南明政權中，對滿清造成最大威脅的反而是紙面實力最弱的永曆政權，李成國兩厥名王，天下震動，順治皇帝甚至動了與其劃江而治的想法。

相比於坐擁整個南中國的弘光政權，永曆政權的最初勢力範圍僅僅集中在西南一隅，但兩厥名王這樣的壯舉卻只出現在永曆政權，要理解這一現象，就必須去首先分析一個貫穿明清交替這一歷史時期的永恆話題：內鬥。

不同的內鬥

《南明史》作者顧城先生給南明政權的評價是：內鬥會亡國，亡國也得內鬥。這句話一點不假，南明那不足20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內鬥史，但與此同時，滿清政權內部也有內鬥，甚至其內鬥的殘酷程度很相當之高。

皇太極死後，多爾袞派對另一位輔政大臣濟爾哈朗進行打壓，並對皇太極長子豪格派進行了殘酷清洗，多爾袞死後，順治帝又聯合濟爾哈朗等人對多爾袞派進行清洗，既然明清均有內鬥，為何南明土崩瓦解，而滿清的戰鬥力似乎並未受到明顯影響？

如果仔細分析明清的內鬥，就會發現滿清的內鬥是在中央集權下的內鬥，皇太極死後，雖然朝堂之上分出多爾袞派和豪格派兩系，但這兩系在入主中原問題上意見是統一的，擁立皇太極幼子福臨為帝的決定保證了政權在名義上和實際上均有一個統一的中樞，雖然權力中樞中上演了多爾袞對豪格和福臨對多爾袞的兩次清洗，但是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權並未被削弱。

而南明政權的內鬥則不同，從弘光政權開始，朱姓皇帝就是淪為了一個擺設，真正掌權的是各方軍閥，但尷尬的是這些軍閥通常不止一個，這些軍閥均擁有屬於自己的完整的領兵、徵兵、收稅的系統，完全可以稱為一個「小中央」，南明政權這種特殊的情況，導致各軍閥之間的爭鬥完全不受中央的控制，他們之間的內鬥直接瓦解南明政權的戰鬥力。

在南明中央政權名存實亡的時代背景下，那些被臨時拼湊起來的各路軍閥，根本無法轉化成整個南明政權的有效戰力，他們之間的頻繁內鬥讓南京政權不但不會因為拼湊起更多軍閥而變強，反而可能會因為各軍閥間的相互爭鬥而削弱整體實力。

名義上坐擁大半個江山的弘光政權與滿清對抗中一觸即潰，而僅僅佔據西南一隅的永曆政權卻在對滿清的戰鬥中表現突出，甚至打出了一波抗清高潮。

在這兩個政權中，弘光帝朱由崧與永曆帝朱由榔都沒有實權，但弘光政權派系實在太多：江北四鎮、東林黨、馬士英阮大鋮、左良玉這些派系都想掌權，所以彼此內鬥不斷，相互消耗，名義上的力量雖多，但是不能形成合力，甚至還會相互掣肘，彼此攻伐，力量變成了負數。

而永曆政權最初勢力只有東南一隅，但是勢力卻相對單一，孫可望、李定國等實際掌權者都是原大西政權的部將，在戰爭之初即便做不到相互配合，至少可以做到不內鬥，當然，隨著李定國不斷取得戰功，孫可望地位受到影響後，這種局面也被打破，孫李二人的內鬥也徹底葬送了南明政權翻盤的最後機會。

總結一下：滿清與南明都有內鬥，但滿清的內鬥大多局限在權力中心，中央對地方依舊能夠有效行使權力，而南明的中央已經名存實亡，被推上皇位的朱姓皇帝完全就是傀儡，中央對地方無法行使權力，地方之間相互內鬥讓自身力量彼此消耗，以至於最後走向滅亡。

於是，便引出了一個在網路上流傳很久的問題：既然南明內鬥是因為中央對地方失去控制力，那麼如果崇禎皇帝在北京城破前就遷都南京，或者派太子前往南京，南明是否能夠像南宋一樣偏安江南，再獲得百年國祚？

帝國暮年

認為如果崇禎提前遷都，南明就能向南宋一樣再享有百年國祚的人忽略了一個重要因素：時間。

金軍攻克北宋都城汴梁時，北宋立國167年，而金軍攻克汴梁本身就有意外的成分，北宋戰鬥力最強的西路軍已經開始回援，當然，問題的關鍵不是西路軍與金軍誰強誰弱，而是西路軍在北宋都城被圍的情況依舊能夠回援，這一事件本身就說明了當時的北宋政權對於地方仍有控制力。後來岳飛北伐時，趙構即便勒緊褲腰帶也要保證岳家軍的軍餉由朝廷提供，誰發糧餉對誰負責，這是古代軍事的鐵律，所以岳家軍儘管由岳飛帶領，但終究是趙宋朝廷的軍隊，這又從另一方面證明：當時的南宋財政並未徹底崩潰。

而崇禎皇帝弔死煤山時，明帝國已經享國祚276年，已經十分逼近中國古代封建王朝300年的大限，此時的明廷財政早已崩潰，各地已經是軍閥林立，崇禎皇帝掌握全國資源卻只能坐視局勢越來越爛，怎麼能夠指望他只剩半壁江山卻能力挽狂瀾？

300年，是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封建王朝的大限，沒有任何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封建王朝能夠真正突破這個限制，無論一個王朝的統治者多麼英明神武、官員多麼勤勤懇懇、武將多麼驍勇善戰，300年的時間都足以讓這個帝國釋放完所有活力，窮盡所有可能性，最後乖乖地走向滅亡。

北宋的滅亡是在其中央集權尚能發揮作用的情況下的一個突發事件，所以只要趙構在南方重組政權就依舊能夠靠著中央集權帶來的強大凝聚力頂住金軍；而明朝的滅亡是在走完一個封建王朝的完整生命周期後，中央集權自然瓦解的必然結果，這樣的局面崇禎即便南渡，也無法改變明帝國滅亡的命運。

《孫子兵法》云：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在農業社會，中央集權無疑是最有戰鬥力的制度，滿清政權建立中央集權制度便是讓自己處於「不可勝」的狀態，而明廷的中央集權自然瓦解，便是從「不可勝」到「可勝」的過程，滿清先保證自己能夠割據關外，而後等待明帝國給他問鼎天下的機會。

從這個角度講，滿清統治者們能夠從白山黑水間的遊獵民族在短短几十年間成為中華大地的最高統治者，不僅是因為他們能力較為出眾外，更是因為他們是在明帝國的生命周期的最後時刻才舉起了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