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許世友自知大限將至，忍著肝部劇痛，安排了一件大事

2022年08月27日17:22:06 歷史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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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2月28日，許世友家中子女團聚，為老將軍舉辦80壽辰。

這一年，許世友虛歲80，雖仍精神矍鑠，子女、孫輩們雖然都高高興興，但大家心裡都有點陰影。

因為這年春節剛過，許世友就說過幾次，身上有點疼。

許世友征戰一生，身上有不少傷。天陰雨濕之時，子女們經常聽老將軍說疼，不過那些傷，他說起來時都是帶著自豪與不屑，那是革命事業給他留下的光榮勳章，疼又有什麼了不起。

可是這次不同往常了。

老將軍說不出來是哪裡疼，只是大概說右邊肋骨。

他一說右邊，子女們都覺得有點不對勁。去問保健醫生，一說這個位置，保健醫生也有點緊張。這個地方的疼痛，老將軍從來沒說過。

畢竟已經是80老人了，不是以前了。大家瞞著許世友，去找專業的大夫諮詢了情況。

那時南京的軍民，都知道許司令愛喝酒，尤其愛喝茅台。那位醫生一聽，與保健醫生一樣，都意識到可能是許世友的肝臟有問題了。醫生趕緊建議許家子女，請許司令來醫院進行專門的、深入的檢查，有病趕緊治，沒病也免免緊張。

子女們回來，也不敢說他有病了，只是以體檢的名義，請許世友去醫院看看。

許世友是個聰明人，突然說去醫院，他知道是子女們為他擔心了。

許世友自信地說：「沒事，我的身體好得很呢，你看我腦子清楚，手腳靈便，能吃能喝，我可以保證，我在一兩年內是不會生什麼大病的。」

許世友說得很輕鬆，可是，這並不能抹去子女和保健醫生心頭的陰影和不安，為了安慰許世友，他們雖故作輕鬆，卻是十分認真地提配許世友說：「酒是個好東西，少喝能提神，能活血，但是任何東西都有不利的一而，酒喝多了，久而久之會損害身體的，你以後最好次數減少—點，數量也減少一點。」

保健醫生字斟句酌地，小心翼翼低聲地勸慰，還是引來了許世友滿腹的不快，他把眼一瞪，訓斥道：「胡扯什麼，只要我想喝就喝，一次都不能少，一口都不能少，只要還有一口氣，我都要喝個痛快。」

顯然，許世友將喝酒當做他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須臾不可分離了。

5月份，經保健醫生好說歹說，許世友才勉強同意到上海去檢查身體。上海華東醫院是華東地區的高級醫院，醫療水平在這一帶是首屈一指的，但是，當時的檢查手段與現在相比，還是落後，很多檢查儀器都沒有，醫生們為許世友認真全面地檢查，結果，許多檢查都是正常的，但他的血樣化驗結果，卻令醫生們大吃-一驚，甲胎蛋白的含量大於1000毫微克，超出了正常值的40倍。

這意味著肝臟出了大問題。

醫院領導們不敢大意，親自組織專家們進行會診研究，得出結論說，許司令員至少是肝硬化，是不是肝癌，還需要進一步檢查才能確認。

醫生們給許家人下了明確的醫囑，一定要高度關注身體的變化，定期複查。

許世友的脾氣很暴躁，保健醫生不敢說他的檢查結果是啥意思，只是含糊地告訴他，檢查雖然有點小毛病，問題不大，肝疼是因為有炎症反應了，要許世友一定要聽醫生的，注重保養，不能再多喝酒了。

許世友當時答應得很好，但沒過多久，就把醫生的囑咐丟到腦後了。

有一天吃中午飯，孫子來了，許世友興緻很好，讓人拿來一瓶酒，仍要喝。保健醫生耐心相勸，卻惹得許世友大動肝火，他拍著桌子說：「管管管，你吃了飯沒事做，就知道管我喝酒！我只要活一天，就要喝一天！」

一貫我行我素的許世友不聽勸告，又喝了半斤酒。

保健醫生惹了一肚子委屈，但他為許世友身體而擔心仍然沒有減輕分毫。他找到許世友的子女們說，認為華東醫院對許世友的病情沒有明確的診斷，並非是一件好事，應該再進一步檢查。

大家頂著再被許世友訓斥的風險，勸他再去南京軍區總醫院進行一次檢查。

許世友果然沒好氣，怒氣沖沖地說：「在上海檢查不是沒有事，怎麼又要檢查，我一時半會兒死不了。」

保健醫生變了個花樣，說：「我們剛從德國進口了一種新機器，人在前面一站，就能照出來有病沒病。」

許世友也被逗笑了：「這不是托塔天王的照妖鏡嘛！能把病照出來，好那就去看看。」

保健醫生說的是CT儀。去檢查了之後，結論是肝硬化，未見明顯佔位性病變。

所謂佔位性病變，一定程度上可以視作癌症的代表詞。許世友了解到這個情況，哈哈大笑地對保健醫生和家人們說：「你們都怕我有病，這也沒什麼大礙。」

然而南京軍區總醫院對許世友的病情並不樂觀，以他的年齡和肝臟的狀況，肝硬化隨時有可能發展成為肝癌。

許世友回家後，仍然堅持喝酒，他用自己的工資買了不少茅台存起來，有時喝茅台，有時也喝其他的，量雖然少了許多，但從來不斷，誰敢再勸他不要喝，他就訓誰。

大家有苦難言，都替許世友著急。

許世友也不是蠻不講理之人，保健醫生懂得醫學知識肯定要比他多得多，他的判斷，不可能是空穴來風、沒事找事。身體上時時發作的疼痛，他是無法忽視的。

終於，在子女們的強拉硬拽下，他再次去南京軍區總醫院做了檢查。

1985年7月，許世友的兩次血液檢查，結果都不好，甲胎蛋白都大於1000毫微克，與上海華東醫院的結論一致。

專家們會診後認為，連續五個月的檢查，結果一樣，可以確診為原發性肝癌。

按常理，診斷明確，可以告訴病人家人了，可是，許世友不是一般的病人，醫生們就不會按常理辦事，他們採取了慎之又慎的態度，生怕診斷有誤。

他們擬定了一個文件，標題是《許世友同志的健康情況報告》，上報軍區黨委並報中央顧問委員會——當時許世友在中顧委任職。

《報告》經反覆推敲，每一句話，每一個標點，他們都仔細斟酌，生怕有錯，其中有段這樣寫道：「經研究認為，有肝硬化病變，又有臨床癥狀，甲胎蛋白明顯增長，高度懷疑肝癌，或肝硬化基礎上發生癌變，為明確診斷，建議首長速到北京解放軍總醫院作進一步檢查。」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軍區總醫院已確定許世友得了肝癌，但為了慎重起見.提出建議去北京檢查。

這時許世友的病情已經驚動了中央，鄧小平都知道了。大家都非常喜歡這位性格鮮明、敢做敢當、敢說敢講的將軍，也都希望他平平安安，健康長壽。

多方關注，多方期望。中央軍委、中顧委都發來電報，敦請許世友到北京就診，許世友統統婉拒。南京軍區、江蘇省委的領導們，也都輪番上門動員許世友赴京。

許世友見了誰都是一句話：不去，就是不去。

他仍然像往常一樣飲食起居，每天像個生產隊長一樣指揮大家，你去餵豬，你去種菜，安排得井井有條。有時他自感身體尚好，還帶著大家去打獵，渾身彷彿有使不完的力氣，彷彿還是當年那位跨馬征殺的「許和尚」。

但是細心的保健醫生觀察出很多令人心酸的跡像。

許世友食量變小了，經常說泛酸，不消化，臉色越來越暗，手腳時不時地出現顫抖，打獵時連槍都握不緊了……

9月10日這天，許世友再次外出打獵，他的腿卻軟得連上車都上不了。保健醫生不敢怠慢，趕緊通知軍區總醫院來許世友家中救治。

醫院立即派專家組來家中察看，許世友已經昏迷過去了。大家火急火燎地搶救了一番，萬幸，許世友醒了過來。

誰知他一醒，張口就說：「給我拿酒來。」

以往戰爭年代，每每疲勞到極點，他總是靠喝酒來提神，幾乎是百試百靈。所以幾十年來，他從不斷酒，即使身體出現告警信號了，他仍然不願放棄這個習慣，彷彿這已經是他生命力的一部分了。

醫生們面面相覷，都這時候了，誰敢給他拿酒啊！

許世友一再強求，但此時肝癌的病痛已經發作了，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到與癌痛相對抗上。眼神迷離之間，他彷彿又回到了當年在山東，與日本鬼子激烈作戰的時刻……

搶救成功後，許世友平靜了幾天，他這次是真的意識到，醫院的診斷是沒有問題的。大限將至，誰也逃不了。許世友並沒有向醫生或家人透露出多少臨死的恐懼。

有一天，他忍著疼痛，把子女們叫來，鄭重其事地安排了一件事。

說話的時候，他語氣平緩，似乎沒有生病一樣。

子女們一聽就忍不住要哭。

原來老將軍安排的是後事。

人之將死，後事如何安排就成了最後一件大事。普通人安排的無非是遺產，遺訓，之類。

許世友沒有什麼積蓄，他的工資都用來買酒喝了。據許家人說，他只留下了1000多元。那些錢根本也不用怎麼費神去分。

他安排的大事，乃是一定要土葬，把他埋在故鄉新縣，埋在父母的墓旁。

這件事，其實早在好幾年前就已經說過。

當時國家領導人都帶頭火葬，全社會也慢慢興起了火葬的風氣。

這個倡議最早提出是在1956年。那時許世友就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1956年時，在中南海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中央領導默默地傳閱著一份關於國家機關領導人員實行火葬的《倡議書》，其中有一段這樣寫道：「人們由生到死，這是自然規律。人死了以後，應當給以妥善安置，並且採取適當的形式進行悼念，寄託哀思，這是人之常情。我國歷史上和世界各民族有各種安置死者的辦法，其中主要的辦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廣。但是土葬佔用耕地，浪費木材；加之我國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把厚葬久喪作禮法，常使諸多家庭因為安葬死者而陷於破產的境地、實行火葬，不佔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節省裝斂和埋葬費用，也無礙對死者的紀念……」

當時，所有中央領導人都在這份《倡議書》後面簽名了。不久後，中共中央召開八大，許世友當選為中央委員，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及黨政軍領導，紛紛在這份《倡議書》後面慎重地簽上自己的名字。當《倡議書》傳到許世友手中時，他不僅沒有簽名，還找到毛主席說不太理解，並說出了自己的理由。

他表示，想回到家鄉土葬。他年輕時離家鬧革命，一輩子沒怎麼照顧過父親母親。他自從1932年最後一次回家看望母親，後來整整20年沒有回過家，1952年回到家，家中只剩老娘，還在過著貧窮的日子，許世友在母親面前長跪不起，慟哭終日。

後來，他發誓一定要好好報答母親，照顧了慈母幾年。

許世友的想法是，生前為黨和人民盡忠，死後則要好好給父母盡孝，請求黨中央允許他，死後葬在父母身邊。

毛主席當時沒有表態。

因為許世友當時還年輕，不需要面對這樣的問題，毛主席沒說話，其他中央領導也沒注意。

後來到了1979年，當時許多中央領導去世後，都按照當年的簽字進行了火化。許世友那時已經74虛歲，已是古稀之年，到了安排後事的時候。他給兒子許光寄去50元錢，讓他提前給自己安排土葬的事。許光馬上按新縣的習俗，在家鄉挑選好木材，給父親做了一口棺材。

那時的農村老人並不忌諱死，習慣在晚年提前給自己打好壽材，大大方方地放在家裡。許世友也對此並不忌諱。

1985年元旦的時候，許世友其實已經預感到自己身體有恙，他雖然對家人對醫生們大大咧咧，滿口說著不怕死，也沒病，但自己的身體哪能沒數呢。

他突然向中央打了個報告，再次提出申請，死后土葬。

這年9月，許世友病重期間，曾多次詢問，他向中央打的報告，請求土葬回新縣，中央有沒有批准。

中央領導人都感到很犯難，新中國成立以來，除了任弼時同志去世的早（1950年），毛主席受全國人民紀念之請，沒有火化，其餘領導人全都實行的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