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國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沿海一帶成為最先受益的地區，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我國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
然而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走私販賣，盜竊侵吞國家財產的犯罪活動也日益頻繁，很多黨員幹部，不能堅持自己的原則，在金錢和權力中迷失了自己，一步步走入犯罪的深淵。
原廣東省海豐縣委書記王仲就是當時腐敗墮落的典型代表之一，1983年1月17日，伴隨著一聲槍響，王仲被執行死刑。
他是改革開放後第一個因為貪污腐敗被執行死刑的縣委書記，其貪污腐敗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徵，在當時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因此此案也被稱為「改革開放反腐第一案」。
這個案件，時任中央紀委第一書記陳雲十分重視，一度親自過問督辦。
利欲熏心，步入歧途
1947年，王仲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員，因為在解放戰爭中表現出色，又有一定的文字功夫，他很快便從正面戰場轉到了後方工作。
1950年，王仲正式從部隊退下來，參加地方土改工作。在土改工作中的良好表現，讓他仕途一路飆升，很快便擔任了區委副書記。
在官場混跡了20年之後，70年代初期，王仲的思想隨著環境的變化慢慢發生了改變。
當時作為縣委政法委成員，王仲在生活作風上開始腐敗。常常利用手中的職權搞特殊化，利用手中的權力侵佔公物的同時，還為了自己生活的方便大開綠燈，這樣的思想讓他徹底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1976年2月，王仲擔任海豐縣委書記，1981年8月調任汕頭地委政法委員會副主任。也就是在這期間，他徹底在金錢中迷失了自我。
由於改革開放的春風率先吹到了廣東沿海等地，很多國外的資金和商品都從這裡走向了內陸。在大量金錢和利益的衝擊下，王仲漸漸不再滿足於當前的生活質量，他開始將黑手伸向國家的財產。
海豐縣地處改革開放的第一線，得益於政策的扶持，經濟有了巨大發展。
然而，1978年後，海豐縣開始出現了大量的走私物資，為了遏制這種犯罪行為，當地警方加大了打擊力度，隨著行動的持續深入，海豐縣警方很快就收繳了巨量的走私貨物，這些物資堆積如山，並沒有相關的管理政策。
因為王仲正好分管這一塊的業務，於是他利用手中的權力，通過各種手段將這些贓款贓物據為己有。
從1981年七月開始，短短一年的時間，王仲便以「作價樣品」、「照顧領導」等各種理由，先後從公安局和緝私檢查站拿走大量緝私物資。
據統計，王仲共拿走手錶263隻、收錄機17部、電視機1台、電風扇2台及大量其他物品。這些物品按當地物價折算後價值58141元；
上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普通百姓的工資也就一個月十幾塊錢，五萬多元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了。
貪慾越來越大的王仲毫無畏懼，他發現自己手中的權力可以帶來很多的利益，於是開始把黨和國家賦予他的權力變成他謀取私利的工具。
海豐地處廣東沿海，陸地和海上交通都極其方便，隨著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與香港澳門地區的聯繫日漸緊密。
1978年後，從海豐赴香港探親的人越來越多，這也使得相關審核部門的任務越來越重，許多申請探親的報告需要審核一個月甚至幾個月才能批准下來。
1979年10月的一天，當地的一位廣播員給王仲送了一台17寸的黑白電視機。而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想讓自己赴香港探親的報告早點獲批。王仲收了禮物後便親自給縣公安局下指示，為行賄者開後門行方便。
嘗到甜頭後，王仲更是一發不可收拾，開始大量收受、索取電視機、錄音機、電冰箱等昂貴物品，送禮才能辦事一度成為了找王仲幫忙的潛規則。
變本加厲，膽大包天
因為不斷從緝私倉庫盜竊收繳的走私物資，以及收取大量行賄物品。一時間，王仲的家裡竟成了一個小倉庫，擺滿了琳琅滿目的商品。
如何存放和出售這些臟物？如何源源不斷地盜取物品？成為了王仲日常思考的問題，毫無疑問，如果他把這些精力都放在為人民服務上，那麼他 的工作一定會做得很出色，只是他的精力沒有用在正途上。
為了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王仲拉著一家大小來想辦法，在他的帶領下，一家人組成了集偷盜、銷贓一條龍式的巨大經濟犯罪網路。
王仲的妻子陳巧蘭，在1958年自動退職，當時國家有政策規定這類人員可以根據需要重新安排工作，但要求比較嚴格。
王仲利用自己的權力，不僅將妻子陳巧蘭的工作落實了，還安排她擔任了縣文化館副館長，後來又把她調到汕頭民政處工作。他的幾個子女也在他的精心安排下進入政府部門工作，並擔任了相應的官職。
任人唯親可以說被王仲運用得爐火純青，他的這些行為背後的目的就是為了更方便攆財，一條以職務為掩飾的盜私、藏私、販私的經濟犯罪鏈就這樣初步形成。
王仲通過盜竊和受賄的形式非法獲得物品，他的老婆陳巧蘭則是專門負責藏匿贓物，兒子王建成就四處倒賣贓物，一家人宛如一個成熟的犯罪集團。
為了方便銷贓，王仲把可以利用的地點都變成了交易場所。自己的家中，辦公室，甚至是開會的場所，都可以是他的交易場地。
1980年1月20日晚，王仲的兒子王建成在向汕頭走私一批貨物時，被工商管理所查獲。收到消息的王仲不慌不忙，一到家便開始想著對策。
老奸巨猾的王仲決定來個將計就計，他告訴兒子王建成按照原計劃將走私貨物運往汕頭，把被檢查過的票據展示給買家，並售賣給他們。然後立即返回海豐，將具體情況告訴走私小販，與他們所有人串通好供詞。
王建成按照王仲的指示繼續行動，果然糊弄成功，下面的走私小販愈加相信王仲父子的能力。這也使得海豐當地走私販私的行為日漸猖狂。
諷刺的是，當時的海豐縣，正在中央的指示下嚴厲打擊走私販私行為，而作為海豐一把手的王仲，卻知法犯法，全家人都在從事違法犯罪的行為。
在海豐縣機關內部，一些具有正義感的官員試圖揭發王仲的違法犯罪行為，卻遭到了他的排擠和報復。
他曾在縣級幹部總結會議上揚言：「有人想趕我走，那我就先把他趕走。有人想整我，我就先把他整垮。」如此的目無法紀，讓所有人都對他畏懼三分。
王仲帶頭以身試法的行為，在當地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不僅沒有及時遏制當地的走私行為，還使得一些執法人員被嚴重腐蝕，出現了一大批知法犯法的公職人員犯罪行為。
當時的海豐縣一度成為了廣東沿海最大的私貨市場，甚至被人們譏諷為「遠東的國際市場」。給當地的經濟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就在王仲以為自己的違法犯罪行為可以長久持續下去時，殊不知黨中央已經在著手收拾他這隻「大老虎」了。
陳雲親自指示，嚴厲懲辦
1982年1月，時任中央紀委第一書記的陳雲，收到一封名為《信訪簡報》的信，信裡面反映了廣東一帶走私泛濫，很多幹部甚至帶頭進行走私的情況。
平時一向脾氣很好的陳雲看完信後大發雷霆，對秘書朱佳木說到：「你告訴王鶴，這次一定要嚴懲這些官員，該抓的抓，該殺的殺，一個也不要放過。」
1982年2月11日，在陳雲同志的指示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嚴重經濟犯罪活動的緊急通知，通知中重點強調了廣東一帶的經濟違法犯罪活動，並表示必須嚴懲在經濟領域帶頭犯罪的政府官員。
很快，廣東省許多沿海城市的官員紛紛落馬，在群眾的舉報和黨中央的查處下，一個又一個貪污腐敗的案件浮出水面。
王仲在聽到風吹草動後也迅速展開了行動，他將自己貪污的贓款和贓物分散轉移到親戚家中，並與他們提前串好了供詞，想以此來對抗中央的審查。
但紙終究是包不住火的，因為王仲在海豐多年的貪污腐敗，當地的民眾早已怨聲載道。百姓們紛紛給中央調查組寫舉報信，很快，調查組就將王仲一家鎖定，並開始了暗中調查。
隨著調查的深入，調查組發現王仲的貪污金額高得令人咋舌。在掌握了其大量犯罪事實後，廣東汕頭人民檢察院於1982年8月24日依法將王仲逮捕。
法庭上，王仲拒不認罪，不承認自己貪污腐敗的事實。為了防止東窗事發，王仲早已將這些贓款分別用18個人名字儲存於14個儲蓄所，42張定期存款單。
但很快，調查人員就掌握了王仲貪污的關鍵性證據，汕尾鎮緝私倉庫管理員王泗吉給調查人員提供了一個賬本，王仲從倉庫每一次的取物記錄都被詳細記錄在內。最終在大量的證據面前，王仲不得不認罪伏法。
經查明，王仲利用職權侵吞緝私物資、受賄索賄總額達69749元，這在當時已經是一筆巨款。要知道，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貪污幾千元就是可以判處死刑的。
最終，王仲被依法判處死刑，但此案的判定過程卻經歷了一定的波折，還引起了陳雲的親自關注。
對於王仲的案件，陳雲多次聽取了案情彙報，並先後派出多個調查組調查此案。不少人認為王仲作為黨內的老同志，曾經為黨和國家做過不少貢獻，是否可以從輕處理。
但陳雲認為，當時我國正處在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如果不嚴肅處理這件事情可能會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只有對經濟領域的犯罪嚴懲嚴辦，才能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才能保證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經濟內部的穩定。
被判處死刑後的王仲追悔莫及，他不止一次向獄警表示對自己行為的後悔，並勸誡裡面的工作人員一定不要走上自己貪污腐敗的老路。
但伏法後的懺悔總是顯得那麼蒼白無力，如果一開始便堅持原則，做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好清官，也不會有如今的下場。
王仲作為改革開放後第一個因為貪污腐敗被槍斃的縣委書記，給眾多官員敲響了警鐘。
只有堅持依法治國的基本國策，和高壓反腐的決心，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只有將打擊經濟犯罪與端正黨風相結合，才能保證社會的良好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