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之惡：蒙冤70年的黑人男孩，美國南方泛化的種族仇恨

2022年07月04日09:42:19 歷史 1091

1949年7月，美國佛羅里達州的格羅夫蘭，四名黑人男孩被誣告強姦白人婦女。

當時的美國南方，種族主義盛行。二戰期間，大批黑人與白人一起被徵調進入美國軍隊，與德日意法西斯作戰。而在戰後，包括許多複員的黑人士兵甚至軍官，返鄉後也免不了受到狂暴的白人種族主義暴徒的凌虐。

19世紀，美國將國土擴展到了太平洋東岸。為了礦產開發和鐵路修建，美國大量引進歐洲國家以及東亞移民，其中包括大量的中國勞工。淘金熱更是刺激了外來移民的湧入。中國勞工因其順服和勤奮，受到很多白人移民的嫉恨。這種嫉恨最終發展為幾乎覆蓋在美中國人都難以逃脫的暴力、排斥、搶掠和驅逐，美國政府為此出台了可恥的排華法案（一直持續到1943年）。

而這也意味著，白人種族主義者擁有定義美國人資格的權利，以及將非美國人驅逐出美國或將之「人間蒸發」的自由。雖然南北戰爭期間，黑人和印第安人被美國法律賦予了公民權，但白人顯然不這麼看，排斥和驅逐華人的經驗，以及濫施私刑而不被懲戒的特權，使得他們開始將黑人作為下一個集中打擊的目標。

在當時，只要黑人被指控侵犯白人，無論是否屬實，首先就可能面臨白人種族主義暴徒的私刑處置，很多情況下會丟掉生命。

格羅夫蘭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前美軍陸軍士兵塞繆爾·謝菲爾德、沃爾特·歐文，以及僅僅16歲的歐內斯特·托馬斯和查爾斯·格林利。他們在7月16日晚開車經過一處林地時，發現白人婦女諾爾瑪·帕吉特和她的丈夫的汽車拋錨，伸出援手幫忙推車。諾爾瑪·帕吉特的丈夫因酒醉，與塞繆爾·謝菲爾德發生衝突。

但在次日，諾爾瑪·帕吉特指控上述四位黑人強姦了她。其實，第二年，她生下了白人小孩。

這對於謝菲爾德、歐文、歐內斯特和查爾斯來說，意味著災難。當地的警長麥考爾，要比我們所看過的中國香港地區以至美國的警匪片中最骯髒的黑警，還要邪惡——麥考爾不僅主導著當地的賭博等黑金生意，而且與自鎮到州的政客大佬均有著勾連。

麥考爾最初阻止了種族主義暴徒對前述四人可能實施的私刑，但也竭盡所能用刑訊來逼迫四人承認強姦所為。並且，在日後，在格羅夫蘭案受到美國全國關注、民權律師介入、案件發回重審而有可能使得此案真相被揭穿，危及麥考爾地位的情況下；他還實施了一場釣魚執法，也就是在押解謝菲爾德和歐文過程中，對二人予以射殺，謝菲爾德死亡，歐文通過裝死逃過一劫。

麥考爾的惡劣行為在當時就引起了美國南方早期民運領袖哈里·摩爾的強烈不滿，後者向美國佛羅里達州州長提出要求免去前者職務。但旋即，摩爾家中就遭人放置炸彈，該夫婦身亡。麥考爾以及當時美國南方很多地方的基層警察，甚至行政長官、法官，都有著深厚的3K黨背景。這也是麥考爾的越權和犯罪行為沒有得到懲處的重要原因。

格羅夫蘭案在當時以歐內斯特·托馬斯在逃獄中被射殺，查爾斯·格林利被判終身監禁，謝菲爾德死於非命，歐文從被判處私刑改為終身監禁告終。2021年11月，佛羅里達州萊克縣巡迴法院正式撤銷了該案，宣布前述四人無罪，指出當時被指控的強姦案並沒有發生。

譯林出版社近日引進出版了美國知名作家吉爾伯特·金所著的《林中之惡》一書。這本書曾獲普利策獎，向讀者還原了格羅夫蘭案的始末。全書主線包括兩條，一是前述案件的偵破、審理以及在政治上、法律上引發的震動；二是當時美國著名的黑人民權律師瑟古德·馬歇爾挺身而出，是如何在種族主義情緒濃烈的美國南方，冒著三K黨暴徒以及白人「黑警」的人身威脅，一點點收集證據，提出疑問，爭取美國聯邦和州兩個層面在政治與法律上對於格羅夫蘭案的關注。

瑟古德·馬歇爾

瑟古德·馬歇爾在當時並沒能做到讓被誣陷的四名被告洗脫罪名，但其努力確實使得案件進入了美國甚至世界範圍內的輿論評議場，繼而使得案件有機會被美國最高法院發回重審，讓歐文得以改判，沒有被馬上處以電刑。而且，此案高度惡劣、讓人難以想像的細節與壓力，事實上錘鍊了瑟古德·馬歇爾，使得他更加無畏地投身於類似案件的辯護、調查與戰鬥。

必須指出的是，格羅夫蘭案在政治和法律上，都讓二戰戰後以自由、民主、人權標榜自我，傲然發起冷戰的美國顏面大損。蘇聯不止一次就此事公開抨擊美國的法治和人權。

很顯然，正因為如此，瑟古德·馬歇爾這樣一個符號化的有色族裔精英、民權衛士，成為了美國在國際國內輿論上扳回一城的重要依仗。1961年，他被肯尼迪總統任命為美國上訴法院法官，後來擔任美國司法部副部長。1967年10月，瑟古德·馬歇爾被約翰遜總統任命為美國最高法院法官，這也是美國歷史上首位有色族裔的最高法院法官。

2021年11月，佛羅里達州法官為格羅夫蘭案受冤四人「平反」的消息，也曾在中文世界引發一定程度的討論。此案清晰地證明，司法差錯的糾正困難重重，糾錯比避免犯錯需要破除更多的障礙。

格羅夫蘭案受冤四人的親屬一直沒有放棄爭取真相的努力

透過《林中之惡》這本書的敘述，我們當然欽佩瑟古德·馬歇爾的強韌意志、戰鬥精神，他將改變黑人的社會命運作為了自己的責任，竭盡所能、勉力為之。但同樣清楚的一點是，瑟古德·馬歇爾以及其他黑人民權精英，在與帶有歧視性的美國國家種族政策進行博弈、戰鬥時，因熟稔美國憲法、法律和政治規則，顯得頗為遊刃有餘；而博弈和戰鬥對象換成了白人民眾的心理、觀念、利益需要、傳統等因素疊加而成的排斥時，他們也僅僅是汪洋大海中的一葉扁舟。

這幾十年來，美國的政治和法律確實被有效重塑，連好萊塢都建立了類似的「政治正確」法則，即黑人不能單獨充任反派（只可以給黑人正面角色當反派）；但種族仇恨與包容究竟相較於幾十年前又得到了多少改變呢？從格羅夫蘭案到喬治·弗洛伊德之死，一切似乎都改變了，而一切似乎還留在原地，泛化的種族仇恨，這才是真正的平庸之惡、林中之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