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8月30日20:21:03 歷史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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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樞：中國近代工業化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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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慶祝中國中車創業140周年之際

今年是中國中車創業140周年，我有幸受邀參加了在開灤國家礦山公園中國鐵路源頭舉行的火種採集儀式。當中國中車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經理孫永才高高擎起點燃的火炬並開始傳遞的那一刻，我感慨萬千，深深懷念起開平煤礦創始人、中國鐵路及機車製造的首創人唐廷樞。

唐廷樞（1832—1892），字建時，號景星，廣東香山人。他一生創辦工商企業40多家，涉及輪船運輸、煤礦、鐵路、保險、水泥、教育以及慈善等諸多領域，創造了多個中國近代工業第一。「誠以精神具萬能之勢力，苟克持之以誠毅，將有偉大之功能事業。」他是一位埋頭苦幹、挺起中華民族脊樑的實業家，是開創中國近代工業的先行者，為中華民族自立自強作出了不朽功績。

1883年，唐廷樞去歐美進行商務、礦務考察，為記錄這次考察行程，隨行人員袁祖志出版了《瀛海采問》一書，他在為該書作序中寫道：「事事以利我國家、利我商民為務，而不為紙上鑿空之談。」這是唐廷樞的信念，也是他後半生矢志不渝的追求。

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政府被迫與西方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晚清的中國處於「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中，以奕訢、李鴻章等為代表的官員決定效仿西方開展以「自強」「求富」為目標的洋務運動。這時期，迅速發展起來的外國輪船公司不僅將要擠垮本地沿海貿易和運輸業，南糧北調的漕運也受到波及。面對如此境地，李鴻章決定發展輪船運輸業。1873年1月，「輪船招商公局」在上海正式開局。籌建之初，徽商李振玉「以眾論不洽，又經辭退」，浙商胡雪岩「畏洋商嫉忌，不肯入局」，實際招商局只招到股本1萬兩，經營不到半年便虧損4.2萬兩。

在招商局即將夭折之際，唐廷樞進入了李鴻章的視野。唐廷樞幼時在澳門教會學校讀書，學了一口流利英語，五口通商以後，隨大批廣東商人到了上海，入職洋人開辦的怡和洋行。因天資聰慧且具有商業頭腦，他很快被提拔為買辦，後又接替總買辦職位。

唐廷樞雖人在洋行，但精神沒有被殖民，他看到洋人對中國財富的掠奪，內心受到深深刺痛，始終念念不忘要為這個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國家盡自己的綿薄之力。後來他與友人合夥創辦了輪船公司，終究規模小，競爭力差。1873年6月，唐廷樞毅然決然地辭去令人艷羨、待遇優厚的洋行總買辦職位，接受李鴻章之邀，出任輪船招商局總辦，決心重整招商局。

唐廷樞主張商本商辦，修訂章程，動員親友，很快招股47.6萬兩，創辦起中國第一家近代股份制企業。他要建設一支大型火輪運輸船隊，把沿海貿易和運輸業的命脈牢牢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中，而不再處處受制於外人。唐廷樞不為他求，只為「不但仿照西法，乃欲駕而上之，為中華吐氣」。他不會忘記三十多年前林則徐在自己家鄉虎門銷煙的壯舉，「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一鏗鏘有力的誓言始終迴響在耳畔。

在唐廷樞苦心經營下，只用三年時間，招商局已有股本68.5萬兩，輪船16艘，年收入96萬兩，利潤16萬兩，在上海、天津、廣東、香港、漢口、九江、寧波等地開設了分局。與此同時，唐廷樞還積極組織開展國際運輸貿易，在日本、菲律賓、越南、新加坡等處開設分局，並探索對美國、英國的航運業務。

「初則學商戰於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招商局規模擴大之後，立即遭到太古、旗昌等洋人輪船公司的聯合打壓。唐廷樞認為，與洋人競爭，雖然招商局收入會大幅度減少，但「英人少獲一兩，我國商賈即少出一兩」，國家可以「收無窮之利」。正是有了這種信念，唐廷樞決心放手與洋商一搏。根據統計，招商局創辦以前，外國輪船公司每年在中國收入787.7萬兩，招商局成立以後，「合計三年中國之銀少歸洋商者，約已一千三百萬餘兩」。

「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唐廷樞憑藉自己的經驗和智慧，不僅抵制住了洋人的惡性競爭，而且以超人的膽識併購了美國旗昌輪船公司。對於併購旗昌輪船公司，唐廷樞認為對招商局而言利弊皆有，這樣的併購行為會使招商局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但從國家大局看，併購旗昌是絕對有利的，如果不併購旗昌輪船公司，「既不能制人，必至為人所制」，會後患無窮。在南北洋大臣沈葆楨和李鴻章的支持下，1877年初，招商局以222萬兩收購旗昌輪船公司輪船、碼頭等全部資產，徹底打破了洋人對中國沿海和內地船運貿易的壟斷。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中國企業併購外資企業，堪稱併購史典範。

併購旗昌輪船公司以後，招商局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輪船公司，在船運業擁有了絕對競爭優勢。1883年，受李鴻章委派，唐廷樞到德國、法國、英國、美國、巴西等多個國家考察商務、礦務。這次海外之行，既加強了與歐美各國的聯繫和交往，也開闊了唐廷樞的眼界，使他接受了許多新思想、新觀念。到1885年唐廷樞離開招商局時，該局股本已經達到200萬兩，資產規模達到533萬兩，有船26艘，總噸位2.2萬噸，在此後十年佔據中國船運業龍頭地位。唐廷樞為招商局打牢了百年長盛不衰的根基。

在招商局規模快速擴張的同時，唐廷樞決定創辦中國人自己的保險公司，辦理輪船、貨物保險業務。1875年，唐廷樞組建保險招商局，創辦仁和保險公司——這是中國第一家由國人開設的保險公司。1878年，唐廷樞又創辦了濟和水火險公司，後與仁和保險公司合併為仁濟和保險公司。此舉不僅增強了招商局的抗風險能力和競爭能力，而且還積累了大量流動資金。可以說，如果沒有唐廷樞，洋務派的自強夢想也許還要經歷一個更漫長的過程。

1892年，唐廷樞去世後，友人撰寫紀念文章，稱他所做的事業「皆為他人所不敢為，亦皆為中國所從來未為」。晚清之際，風氣未開，洋務事業常常遭到非議，如果沒有超人的魄力和勇氣是難以成事的。

洋務開辦之初，鐵和煤炭消耗量激增，而煤炭幾乎全部依賴進口，李鴻章、沈葆楨等人已經意識到要自強「非鐵不能，非煤不濟」，上書朝廷採用西法開辦煤鐵礦。1876年，李鴻章委派唐廷樞到灤州開平勘察，籌建煤鐵礦。1878年7月24日，「開平礦務總局」在開平鎮正式掛牌。開辦輪船招商局是唐廷樞所熟悉的商業領域，開辦煤礦則是他所完全陌生的工業領域，而且要在中國工業基礎為零的情況下建設，如果沒有超人魄力和開創精神，是不敢涉足的。

開平煤礦，這裡是只有18戶人家的小山村，貧瘠、偏僻而又落後，道路交通十分閉塞。對於仿照西法開辦煤礦這樣的龐大系統工程，除機械設備從國外購買外，所有煤礦零部件、建築材料完全靠自己生產、自己解決，建礦所遇到的困難遠遠超乎常人的想像，建礦之難實屬罕見。

工業化過程是一個大量資本不斷投入和積累的過程，晚清時期的中國內憂外患，戰爭不斷，割地賠款，已經掏空了國庫，海關也被洋人把持。在農業經濟條件下，民間也沒有足夠的滿足工業化大生產所需要的原始資本積累。唐廷樞最初預算建礦投資為80萬兩，到1880年只招得股金30萬兩。資金最困難時，唐廷樞向李鴻章提出由政府借款5萬兩，實際只借得了3萬兩。幸好有輪船招商局和仁濟和保險公司這些年經營所積累的資金，大大緩解了開平煤礦資金需求。

1881年，唐山礦建成出煤。1884年，產量達到14萬噸，日本煤炭被擠出天津市場。1892年唐廷樞去世時，開平煤礦的產量已達到40.2萬噸，徹底打破了洋煤在中國市場的壟斷地位，保障了晚清洋務發展對煤炭能源的需求，實現了他實業救國的夢想。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開平煤礦的作用凸顯出來。開戰之前，日本聯合其他列強對清政府實施煤炭禁運，開平煤礦成為北洋水師僅有的煤炭供應基地。戰爭期間，開平礦務局船隊跟隨北洋水師戰艦出征，提供後勤保障，共供應煤炭3.8萬噸，滿足了北洋水師的作戰需要。正如李鴻章所預料：「一旦有事，庶不為敵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強之基，此為嚆矢。」

煤炭運輸是決定開礦成功與否的關鍵，唐廷樞認為，「苟非由鐵路運煤，誠恐終難振作也」。在唐廷樞提出這一構想時，世界上第一條鐵路已經在英國煤礦運行了50年。敢於提出這種想法在當時是需要有冒險精神和敢於擔當的勇氣的。修建鐵路是清政府與西方列強關於主權之爭的焦點，也是洋務派和保守派關於國計民生的爭論焦點。在李鴻章支持下，終於獲得批准。

1881年，在唐廷樞主持下，中國第一條鐵路誕生，全長9.7公里，採用了英制1.435米鐵路軌距標準，這個標準也就成了中國鐵路軌距標準。雖然只有短短的9.7公里，但它是中國人自己修築的第一條鐵路，實現了鐵路零的突破，標誌著中國進入了鐵路時代。與此同時，唐廷樞授意秘密製造了一台蒸汽機車，被命名為「中國火箭號」，亦稱「龍號機車」。這是中國製造的第一台蒸汽機車。巧合的是，與英國一樣，中國第一條鐵路也誕生在煤礦，中華民族幾千年的農耕文明在這裡悄然開始向工業文明轉變。

1881年，開平礦務局在胥各庄建了車輛修理廠，開始生產貨車。隨著煤炭產量的增加，1882年開平礦務局從英國進口了兩台蒸汽機車，大大提高了煤炭運輸能力。隨著機車修理任務和貨車製造量的增多，胥各庄修理廠搬遷至唐山礦西側，改名為唐山修車廠，這是中國第一家機車修理廠。它是中國中車唐山機車車輛有限公司的前身，也是中國中車慶祝創建140周年的由來。

鐵路不僅是一種交通設施，也是工業文明的標誌。1884年，光緒皇帝下旨，鐵路可以在煤鐵礦和金銀銅礦試辦。而當時除了9.7公里的唐胥鐵路外，其他地方沒有任何進展。1886年7月，唐廷樞成立了中國第一家鐵路公司——開平鐵路公司，準備把唐胥鐵路修到大沽、天津。1888年8月，唐津鐵路全線竣工通車，全長130公里。這是中國第一條經營性幹線鐵路，在中國鐵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1887年冬，開平礦務局在唐山礦東25公里的地方籌建林西礦，並把唐胥鐵路向東延展至古冶、林西礦。為了阻止俄國人對東北的侵略，清政府決定修築鐵路通向東三省。唐古鐵路建成通車為修築東三省鐵路創造了條件。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鐵路已經修過山海關。鐵路在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反對派終於不再反對修築鐵路，中國鐵路建設進入了一個高峰期，津蘆鐵路、關內外鐵路、蘆漢鐵路相繼修建。可以說，如果沒有唐廷樞，中國鐵路建設時間會大大推遲，中國近代化的路程還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

李鴻章是這樣的評價唐廷樞的：「事極繁難，百折不回，忠信正直，實為中國商務難得之才。」在洋務派與保守派之間政治鬥爭格局下，不管唐廷樞創造了多少個中國第一，他總會成為李鴻章政敵打擊的對象，屢遭參奏。如果沒有矢志不移的勇氣，沒有堅韌不拔的毅力，是難以成功的。

併購旗昌輪船公司以後，招商局規模擴大一倍，唐廷樞雖然實現了「乃欲駕而上之，為中華吐氣」的理想，但也為招商局當下經營帶來了極大困難，稍有閃失，就可能被壓垮。此時的他盡心竭力，事必躬親，不敢有絲毫懈怠。儘管來自洋商的競爭壓力很大，唐廷樞憑藉自己多年積累的經驗，尚能應對，而來自朝廷官員的政治壓力和地方官員的謀私行為，卻令他難以招架。

1877年到1881年，不斷有官員參奏招商局經營混亂，營私舞弊，要求下旨查辦。1877年10月，山西道御史董儁翰參奏招商局每月虧損五六萬兩，請朝廷下旨嚴厲整頓。1880年11月，國子監祭酒王先謙參奏招商局，誣陷唐廷樞等人營私肥囊，甚至放言「若任其逍遙事外，是無國法也」。這些朝廷大員為了爭權奪勢，結黨營私，安插黨羽，假借為公之名謀一己私利，不達目的便公權私用，肆意詆毀之情形無以復加。皇帝下旨責令嚴查，若唐廷樞「實有侵帑把持排擠各情，即行從嚴參辦」。在李鴻章的保護和申辯下，唐廷樞度過了最艱難時期。

地方官員則視招商局為一塊肥肉，有「欲來謀事，欲受干修，欲叨免水腳，欲借盤川」等等不一而足，如果不能滿足，便搬弄是非，四處造謠，惡語中傷，甚至有些人冒充北京來的官員進行敲詐勒索，令唐廷樞苦不堪言。對於這些誹謗與造謠，唐廷樞在股東會上感慨道：「猶憶倡辦之初，外間譽者三，而毀者七……內籌巨款、外拒謗言之苦，實有不可言者。」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誰能無怨？

然而，這些誹謗與盛宣懷的排擠相比，卻又顯得那麼微不足道。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前夕，上海發生經濟危機，整個滬上78家錢莊倒閉了68家。招商局也未能倖免，經營陷入舉步維艱的困境。由於唐廷樞的重要合伙人、招商局大股東徐潤在這次危機中破產，唐廷樞受到牽連，此時他正在歐美各國考察。李鴻章下令整頓招商局，盛宣懷藉此機會打壓和排擠唐廷樞，以便完全掌控招商局。招商局成立之初，盛宣懷就想做招商局督辦，但李鴻章不給他這個機會，深知他「固欲辦大事，兼作高官」。這次盛宣懷如願以償地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士農工商，官不信商，商不信官，這次官商合體，官僚資本家這個新的權貴階層由此誕生了。

明知遭到陷謗和排擠，唐廷樞仍以大局為重，以股東利益為重，任勞任怨，力挽危局，設法維持，其處境之艱難可想而知。1885年7月，唐廷樞處理完中法戰爭前後遺留下的局務紛爭，忍痛離開自己一手創辦、苦心經營的企業，北上天津專辦開平礦務局事務。在如此境遇下，唐廷樞所表現的虛懷若谷的品德，非常人所能企及。

1881年底，招商局參奏案還未了結，禮部右侍郎祁世長又上一折，參奏開平礦務局離遵化皇陵太近，恐有「泄坤輿磅礴之氣」，請皇帝下旨停止開採。這時唐山礦即將出煤，已招股120萬兩，投入資金已達150萬兩。這份奏摺，不啻晴天霹靂，對唐廷樞的打擊遠遠超過對輪船招商局的參奏。

但凡建礦開採煤、鐵等資源，無一不投資巨大，風險極高，建設周期又長，所以籌集資金異常艱難。最初所招得的30萬兩股金基本上是唐廷樞和徐潤本人及親友認購，唐廷樞「不惜毀家以成就其事」。祁世長的參奏一旦成功，無疑等於把開平煤礦置於萬劫不復的境地。一座投資百萬兩的煤礦，千辛萬苦剛剛建成，眼看要被昏聵官員的一紙奏摺摧毀。

唐廷樞給李鴻章呈報了一份報告，力陳情由，詳細敘述唐山礦與遵化的位置關係，並繪製了地形圖，力證採礦對皇陵毫無影響。同時，闡述開礦對國家的重要性，並附上津海關「洋商進口歷年增加煤鐵數目」統計表，其急迫心情溢於言表。調查期間，唐山礦生產作業幾乎停止。隨後，李鴻章派員趕赴唐山、遵化等地進一步勘察，確認「唐山等處礦廠山川脈絡與陵寢並無關礙」。煤礦最終保住了，但鐵礦被皇帝下旨停止開採。鐵礦開採設備以及煉鐵爐不得不運到安徽池州，擇地開礦，造成了巨大損失。

徐潤曾發出感慨：「潤出省依賴四十四年，歷事已不少，最難莫如辦礦，微末之事，色色須求人，主其事者稍或猶豫膽怯，不能苦心忍耐，即難辦礦。」儘管遭到接二連三的打擊，唐廷樞仍然忍辱負重，繼續開拓洋務事業，創建中國第一家鐵路公司——開平鐵路公司、修建中國第一條幹線鐵路——唐津鐵路、創辦國內第一家水泥廠——唐山細棉土廠、開鑿第二個機械化礦井——林西礦，由此中國近代工業格局初步形成。這是唐廷樞最值得崇敬、最為可貴之處。

1982年，怡和洋行在其出版的紀念開辦175周年特刊上刊登回憶文章，稱唐廷樞「既愛國，又有世界眼光」。此時距他去世已經整整90年。在過去近一個世紀之後，仍有外國企業紀念他並作出這樣評價，可見他的愛國行為給洋人留下的印象之深刻。

1872年，在容閎建議下，清政府決定分四年選派120名幼童留學美國。然而，國人風氣未開，報名者寥寥無幾，幼童留學計劃幾近夭折。為了能夠順利推進這項計劃，唐廷樞極力鼓動宣傳，親自回到家鄉，推薦選拔留學幼童。120名幼童中有三分之一來自他的家鄉香山，這裡面就有他的族侄——日後成為民國總理的唐紹儀、清華大學校長的唐國安。這些留美幼童後來成為促進中國社會制度變革和推動中國工業近代化的中堅力量。

唐廷樞深知培養掌握西方科學技術的人才對國家辦洋務的重要性，把自己創辦的企業作為培養洋務人才的基地。無論是在招商局《重訂輪船招商章程》中，還是在開平礦務局《洋人司事專條十二則》中，都明確規定所有聘用的洋人必須向中國人傳授技術。留美幼童回國後，唐廷樞指派洋礦師對分配到開平礦務局的幼童進行悉心指導，培養出了詹天佑、鄺景陽、鄺榮光等第一批鐵路、礦業工程師。

唐廷樞的愛國行為還體現在他與洋人打交道、處理涉外糾紛時，處處維護國家利益，維護民族尊嚴。19世紀七八十年代，洋人好像是中國這片土地上主宰者，已經到了為所欲為、肆無忌憚的地步，而朝廷缺少外交經驗和人才,涉及洋務上的事，變得越來越不理智，不是一概拒絕便是「權自我操」，地方官員則患上「恐洋症」，採取鴕鳥策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避之唯恐不及。這時期，涉外糾紛頻發，各地督撫爭相留用唐廷樞幫辦洋務，協助處理各種棘手的涉外事務，可謂「海疆大吏事事垂詢」。此時的唐廷樞儼然是一位外交家，南北奔波，憑藉多年和洋人打交道的經驗，據理力爭，處理涉外糾紛，化解陳年舊案。

丁日昌是晚清洋務派重量級人物,有「吏治、洋務冠絕流輩」之譽。「諸事不肯假手於人」的他，卻在辦理涉外事務時格外倚畀唐廷樞。1876年初，丁日昌署福建巡撫後，在積極創辦洋務的同時，著手處理前任遺留下來的涉外糾紛，其中以日本索伯拉那船案和福廈電線案最為複雜。

日本侵佔琉球以後，開始垂涎台灣，不斷尋找借口，無事生非，伺機生事，挑起事端，以實現吞併的野心。1874年，日本以台灣原住民殺害琉球人為借口，派軍艦進犯台灣，未獲成功。1876年，日本再次提起14年前發生的索伯拉那船舊案，對清政府發難，要求賠償撫恤金，否則派出軍艦攻佔台灣。1862年，日本索伯拉那船在台灣附近遭遇風暴擱淺，船員遇難，船上貨物被當地百姓搶劫。日本借口船員被謀害致死，要求給予撫恤,總理衙門態度非常堅決。丁日昌一面積極備戰，一面委派唐廷樞在廈門與日本領事進行談判。唐廷樞親自到案發地調查取證，數次辯論，據理力爭，最後日本領事不得不承認事實。這起歷時15年的涉外糾紛案件，徹底了結，成功化解了一場即將爆發的戰爭。

與丹麥爭議的福廈電線案也是一起非常棘手的涉外糾紛，這起案件與「吳淞鐵路」如出一轍，洋人想先斬後奏，造成事實，逼迫朝廷就範。此案系1874年發生的，英、法、美、德四國領事在沒有得到允許的情況下，擅自修建從福州到廈門的電話線。因遭到當地紳民極力阻撓，無法施工，清政府決定買回自辦。1876年，丁日昌委派唐廷樞處理此事。因合同正本為英文，解釋權在洋人手裡，唐廷樞與對方經過十多次辯論，最終撤銷原合同，重新用中文訂立合同，收回官辦。為此，丁日昌上奏朝廷，想把唐廷樞調到福建協助自己辦洋務，但李鴻章堅決不答應。

不僅福建巡撫丁日昌，兩江總督沈葆楨、湖廣總督李瀚章也都想把唐廷樞召至自己麾下。1876年，李鴻章在煙台處理「馬嘉里」案件和「吳淞鐵路」案件，唐廷樞全程參與，協助李鴻章談判。處理完這兩起案件後，李鴻章就派唐廷樞到灤州創辦開平煤礦，妥妥地把唐廷樞留在了自己身邊。1884年，李鴻章曾推薦唐廷樞出任駐外使節，稱其「堪備各國使臣」。

唐廷樞在與洋人打交道過程中，始終堅持不卑不亢，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對所聘用的洋人，唐廷樞能夠注重發揮他們的專長，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時時處處體現出「用人之明，容人之量」，與洋人和諧相處。在企業各部門，但凡能用中國人的地方，唐廷樞就不用洋人，只有需要專門技術而中國人又達不到的「方始用西人管理」，對於公司股票規定「不準讓與洋人」。儘管如此，他也深受洋人的敬重和信任。在他六十大壽之時，天津的洋人「上自領事，下迄各行商人」都來為其祝壽。

1889年，《北華捷報》刊載文章稱讚唐廷樞：如果中國有更多像他這樣的人，各類型的工商業沒什麼困難就能發展起來。

用「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來概括唐廷樞的一生，是最恰當不過的。

1832年5月，唐廷樞出生在廣東香山唐家灣，父親在澳門一家教會醫院工作，童年時期在這所教會學校讀書，為他日後英語水平打下良好基礎。入學前夕，正值鴉片戰爭，他目睹了被炸毀的澳門海關，這邊是「官汛、炮台、房屋枕行傾倒」，那邊是「樓台廟宇雄壯可觀，其炮台船隻堅固，卻與內地不同」，強烈的反差讓幼小的他內心深處受到極大衝擊，發出他們「從何而來，所然何事」之問。也許就在這一時刻，唐廷樞萌發了強烈的愛國思想。

1862年，唐廷樞兄弟三人編著了一部《英語集全》，共六卷六冊，內容非常豐富，是中國人編纂的第一部漢英詞典。之所以要編纂這部《英語集全》，唐廷樞在《序》中寫道，「因睹諸友不通英語，吃虧者有之，受人欺瞞者有之，或因不曉英語，受人凌辱者有之」，為了讓國人掌握英語，所以編寫了這部英語詞典。這一年他30歲。

國門打開後，「師夷長技以制夷」已經成為朝野洋務派共識。1872年，唐廷樞與駐上海英領事麥華陀共同倡議開設格致書院，在書院內陳列翻譯的西方科技書籍以及各類儀器儀錶、礦物樣本等，供國人學習、參觀，並請洋人來此定期講座，介紹西方天文、製造、繪圖、化學、地質等科技知識，目的在於「以冀將來藝學振興，儲備人才，施儲實用」。

但凡洋務企業在創辦過程中遇到困難的，唐廷樞均施以援手，幫助協調解決爭議。上海機器織布局也是洋務企業代表之一，第一次開辦並不順利，唐廷樞就曾出面進行協調。1881年，李鴻章札委鄭觀應等重新開辦機器織布局，因前後交接問題再次發生爭議，籌辦工作無法繼續推進。唐廷樞多次出面協調，主持公道，盡心竭力促成新老股東達成一致意見。

成為上海粵商領袖後，唐廷樞積極致力於公益事業，倡議開辦慈善機構，組織救災賑災。1876年，直隸、山東、河南、山西境內發生大旱災害，唐廷樞在上海發起勸捐賑災活動，共籌集災款2.7萬兩，衣物數萬件，同時協助李鴻章籌款購糧平糶、運送救災物資等。唐廷樞兄弟三人代母捐款1340兩，奉旨建「樂善好施」牌坊。1881年，天津建養病院，捐款200兩。1890年，直隸、山東境內發生水災，捐棉衣棉褲1000套，與友人合捐災款1000兩。其他各省遭受災害時，唐廷樞也都積極組織捐款捐糧，救濟受災百姓。1876年8月，福建水災捐米500擔；1885年，廣東遭受水災，捐款179洋圓，等等。唐廷樞富而不忘鄉梓，積極致力於賑災助捐和慈善事業，多次受到皇帝「傳旨嘉獎」。

幼童，始終是他的牽掛。對於在上海的流浪兒童，「一念及此，殊深悲憫，是以設局收養」。1875年，唐廷樞倡議開設撫養局，收留流浪兒童、遊手好閒青年。在收養局設立一所公益學校，教所收難童讀書學習，並制定專門章程。沒有親屬認領的，「即留義塾讀書，十六歲後，量才授業」。貧困家庭子弟也可以送來公益學校讀書。對於品學兼優者，每半個月給予一次獎勵。收留遊手好閒青年，安排適當活計賺取酬勞，攢夠回家路費以後，勸返回家鄉。唐廷樞在盡自己所能來救助這些無辜幼童，避免他們淪為社會不安定因素。即使偶遇困難流落他鄉的讀書人或商人，他也要給一些路費，以解燃眉之急。心懷天下，悲憫蒼生，在唐廷樞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詮釋。

在自己所開辦的企業，唐廷樞不僅給予童工格外關照，而且規定童工在工余時間必須入學讀書。在《開平礦務局局規》中規定，所有童工「除作工時刻之外，即入學堂讀書」，同時還免費提供生活學慣用品用具，「其幼童被帳、衣帽與及學堂醫所所需各物，均由雜務處辦理」。不僅如此，在《局內司事專條》中還規定，幼童長大成人以後，由督辦或總辦重新安排工作。仁者愛人，由己及人，他要從根本上改變這些童工的命運，讓他們過上體面生活。

1892年10月7日，唐廷樞因積勞成疾在天津去世。臨終前他對繼任者張翼囑託說：「我雖經營數十年，家無長物，後裔年幼無能，一切尚祈照拂。」他一生致力於創辦實業，去世後竟然沒有留下多少家產，甚至「無儲蓄以遺子孫」，一些葬禮花銷也是由友人資助的。李鴻章知道他清貧無積蓄，親自前來弔唁並題主，提前告知家屬「不必設宴款待，禮畢即回行轅」。在靈柩啟運回鄉時，所通過的道路兩旁商鋪皆閉市致哀，陪送者近千人，同時有外國官商50多人為其扶柩送葬，直到招商局輪船上。在那個時代，作為一位實業家，能夠得到中西各方人士這樣高規格尊重，十分罕見。

唐廷樞是當時《申報》《北華捷報》《萬國公報》等報紙爭相報道的熱門人物。《申報》是近代影響最大的報紙，從1872年4月創刊，1949年5月停刊，共經營77年，對唐廷樞持續報道達75年之久，足見他對一個時代的影響力和所作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