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监狱里的江青与张春桥

2025年06月14日17:43:03 历史 1142

文／熊传勤

张春桥接受审讯

江青：从没“自知之明”，一条道走到黑

一

“偶尔露峥嵘”和“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是与江青相关联的两句名言。现在审视当年这个不可一世的历史人物，她的一生的确是与这两句话分不开。“偶尔露峥嵘”是她自己写的诗中的一句：“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她很看重这首诗，写好后送给很多人帮忙修改。至于公开的与原来征求意见的有多大区别，没见有人说起，也就无从知道了，但是她看重这首诗是显而易见的。大概这也是她这个“文化大革命旗手”自己创作的唯一一篇“文艺作品”吧。短短20个字，还是很有个性的。一个“锁”字，道尽了她的“委屈”、不安分，暗含反抗、逆势而动的玄机。

“人贵有自知之明”一语，源出于《老子》一书。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后来演变为一句半文言俗语。毛泽东经常引用这句话告诫批评江青。据现在看到的资料，毛泽东早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就曾引用这句话来警醒自己并劝导告诫江青。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信上说：“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写到这里，接着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把这封长信公布于世，是为了说明他对林彪关于历代王朝政变的一篇讲话有看法。毛泽东在信中批驳了林彪的吹捧，省视自己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流露出自己内心的警醒和谦虚。信中同时也透出一个信息，江青的张狂、目中无人，缺乏自省的个性和行为，已引起毛泽东的忧虑。毛泽东在信中对她进行了郑重的告诫。1969年1月筹备召开中共九大期间，毛泽东看到一份《人民来信摘报》上“建言”江青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常委、组织部长，很不以为然，提笔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

这些告诫、批示及评价不能说不够深刻、凝重，但江青依然故我，毫不知自省收敛，而且愈演愈烈。直到1974年她迫不及待，向中央政治局、向周恩来施压。先是挑起所谓“风庆轮事件”，要求政治局成员表态，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为此与她发生激烈争执，坚决抵制她的狂妄和强加于人的行为，她便连夜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开会，策划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邓小平、周恩来。继而又托人捎话给毛泽东，转达她提名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建议。她的这些做法，严重干涉了全国人大的筹备和人事安排。正在外地养病的毛泽东也受到严重干扰，便严肃批评王洪文，叫他“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毛泽东对江青的提名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泽东还在她的信上又一次作了严肃的正告和严厉的批评：“不要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毛泽东写到这里，意犹未尽，大概想到几十年来江青的为人，以及她的张狂和自以为是，于是，写下了“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毛泽东当年已是81岁高龄，眼疾日重，视力模糊，体力也日渐衰弱，这段批语字迹歪斜无力，有的字笔画还重叠难辨，远不及往日苍劲有力、笔走龙蛇的风采。看到毛泽东批示影印件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只可惜这样急切的规劝和警告对江青依然毫无效果。

二

如果说“文革”初期毛泽东只是觉察江青毛病多，真诚劝导她要有自知之明，要她提高政治水平和政治艺术，希望她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那么到了“文革”中后期，江青出的洋相太多，闹的笑话太多，跟谁都合不来、搞不好关系，连毛泽东身边、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对江青有意见，都怕她，对她敢怒而不敢言，毛泽东对江青则是完全失望了。可是他又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只好避而不见，只好控制她的权力，让她分工看国际资料，学习时事研究问题，不主张给她分管更多的党务政务工作。对江青自作主张做的一些蠢事，毛泽东在生气的同时还得表态批评纠正江青做的这些蠢事。

“文革”期间，江青到处讲“文攻武卫”，煽动群众之间对立情绪，挑起武斗，一大批解放军高级将领遭受冲击迫害，中国人民解放军面临内乱危险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采取果断措施，将反党乱军、鼓吹武斗的中央文革小组重要骨干王力、关锋、戚本禹抓捕关押，从而制止了反军、武斗的蔓延。“批林批孔”，江青擅自召开万人大会，随意点名批郭沫若，批所谓“折中主义”“中庸之道”又夹杂批“走后门”，把矛头对着周恩来、叶剑英，在政治上制造新的动乱。毛泽东发现后，深感问题严重，对江青等人进行严厉批评，下令禁放她的大会录音。开学大寨现场会，江青跑到大寨却大讲评《水浒传》批投降派，毛泽东听说后气得骂她“放屁，文不对题”，又一次禁止下发她的讲话录音。江青搞得全国人没有电影看，要放电影都得要毛泽东批示。江青对美国女记者维特克的谈话，矫情造作，吹嘘粉饰自己，背着中央从北京谈到广州，累计达48小时之久。毛泽东只好感叹此人浅薄无知。为“风庆”轮，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吵大闹，毛泽东听了只好说小题大做，江青不懂事。

经过这么多年，对江青，毛泽东是太了解了。当年在延安时期，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去看望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江青。看到江青在毛泽东身边不多言语，表现贤惠，刘英称赞了几句。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感谢她对江青的夸奖，还希望刘英多宣传宣传。当时，特别是党内不少同志对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善意地提了意见，毛泽东大为恼火。毛泽东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妻子能给他长脸添光彩。几十年间，不断地劝告、批评、指导，但都不见有长进，还不断发生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毛泽东对她已经失望，只好避而不见。毛泽东到晚年已敏锐地看到江青不可救药，指出“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他还向江青警告：“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话说到这份儿上，大凡一个明白事理、有自知之明的人，多少应该改弦易辙，收敛自己，不再放肆。但江青没做到，她依然在那里“露峥嵘”，倒行逆施，冒天下之大不韪，直到走向她自己的尽头。

三

见过江青的人，可能还记得她“文革”期间那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样子。她可以信口雌黄，生杀予夺，不可理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尽管说话放肆，待人刻薄，但她十分注重自己的仪表装束。即使在秦城监狱，她也自己动手把统一发的黑色服装裁改一番，以便穿起来更合身一些。

1979年8月中旬，笔者见到江青时，只见她高挑身材，笔挺的腰板，乌黑的头发，戴着琇琅架眼镜的脸庞，显得比64岁实际年龄更年轻一些，好像与三年前公开露面时，我们在《新闻简报》的电影里或报刊照片看到的差不多。经过这么重大的变化，不见她老多少，这说明她很注意保养。第一次谈话，她就不厌其烦地说牛奶用奶粉冲得太稀，应该用鲜奶；说自己这几天吃睡差一些，肠胃差一些，“跌了一点磅”(即体重降了)等等。我们迅速打断她的话，拉到主要问题上来。她说话的神态，自觉不自觉地带着一种话剧道白的样子。她来讯问室和离开时，也是像上台下台的样子，慢条斯理，不慌不忙，给人一种做戏的感觉。

谈话时，她只说她的所作所为，都事出有因，她的行为都是对的、革命的。从没有听她说她自己哪儿不对哪儿有错，更不可能承认自己做了哪些违法犯罪的事。她一生都这样，从不知道反省自己，一条道走到黑。

“文革”十年，是江青“露峥嵘”登峰造极的时期，也是她毫无自知之明，到了极端愚蠢的时期。所谓利令智昏，一个为着攫取最高权力，而完全沉浸在梦幻中的狂人，已经完全丧失理智，把自我无限放大，疯狂、变态如梦魇一样地表现出来。维特克认为：她缺少那种自然而然获得权力的人所具有的自信和风度，表现出急于登上高位的傲慢。即使为她工作的人也认为，她蛮横无理，从不体贴别人。这些话出自维特克的笔下，而此人正是江青极力拉拢的。江青和她从北京谈到广州，胡吹海吹自己的生平“伟绩”，让她替自己作传彪炳史册，为“登基”做准备。只可惜江青志大才疏，狂妄无聊，这个外国记者对她的评价不高。

江青是顶着“文化大革命旗手”头衔公开登上政治舞台的。1966年初，她以一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全面否定了建国17年文艺工作。此后，她纠结姚文元、戚本禹之流，扣帽子、打棍子，依仗权势，毫不讲理，舞文弄墨，置人于死地。一大批作家、艺术家遭到了残酷迫害，至“文革”后期，偌大一个中国，无小说可读，无电影可看，除了八个“样板戏”外就是《新闻简报》。江青的把持和文艺专政，既不自知也不明理。

江青这时期政治野心不断膨胀，操纵“刘少奇专案”，以诬陷置刘少奇于绝境。她不过是从艺三五年的二流艺人，基本没有经历过革命斗争的锻炼考验，却骄横不可一世，信口雌黄，攻击诬陷党和军队的老干部、老将军、老元帅。

1971年以后，江青更是痴心做着“女皇梦”。她把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同志视为自己当“女皇”的障碍，逢事必反，吵吵闹闹，让人不得安宁。事情的来龙去脉没弄清楚就上纲上线，胡批乱嚷。与周恩来纠缠，与邓小平吵闹，与华国锋耍泼，要本属中央保管的中央文件，等等。对自己身边工作人员滥施淫威、信口诬陷，要周恩来按她的推定，给工作人员治罪，并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到西花厅周恩来处纠缠通宵，而周恩来正重病在身，开刀动过大手术。她色厉内荏，心虚气短，矫情变态，疑神疑鬼，身边的秘书、服务员、护士多被她诬为“坏人”“特务”“反革命”被关押或下放劳动，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周恩来逝世，江青无视亿万人民的悲情和愤懑，倒行逆施，终于天怒人怨，她也就彻底走向了反面，受到人民的审判。

张春桥：绝望让他把自己的嘴“封”住了

一

“四人帮”中，江青是仗势压人，横行霸道；三个男人中，张春桥是核心人物，论资历他比另二人深，“文革”前官比他们大，而且另二人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此人心思缜密，鬼点子多，整起人来心狠手辣，野心勃勃，觊觎国务院总理位子，恨不能马上就抢班夺权。但是，在他面前有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就是邓小平的复出。

1973年2月，经过周恩来的努力和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抵制和排除了“四人帮”的种种阻挠，决定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后来又由毛泽东提议，在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以中央一号文件公布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邓小平一连串的任职和这个一号文件，无疑对张春桥是当头一棒。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毛泽东提议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并以1976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公布。这给正在“一枕黄粱”的张春桥又是一记当头棒喝！

这两个一号文件的发布，先后两次粉碎了张春桥企图攫取总理职位的美梦。他气急败坏，在《二月三日有感》中恶狠狠地写道：“又是一个中央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接着他把宋朝王安石的《元日》抄在后面：“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阴谋家的野心已经溢于言表了。

二

同张春桥共过事的人，都觉得此人阴鸷，一副八字眉，耷拉着脸，不苟言笑，仿佛总在琢磨和算计你似的。特别法庭开庭审判他时，他一言不发顽抗到底。近年有人写书，说他不讲话是在向审判人员叫板：“当年在审判张春桥时，审判人员怕他在法庭上胡说乱道，曾事先问他有什么话要讲。张表示除非如实进行报道，否则他不准备讲。”换句话说，他强调自己之所以在法庭上不讲话，是因为你们不“如实”报道庭审情况。

这是对法庭的挑衅！对这些挑衅性的言辞我们不妨做一下深入的分析：他为什么不说话，是故作姿态还是另有隐情？他死硬到底不假，他的个性也是寡言少语，但这不一定是张春桥不言语的真实原因。他在法庭上不讲话有他自己的考虑。在秦城监狱时，起初他还是说话的。不说话的起因是在一次讯问中，他发现自己说漏了嘴，有掩盖不了的把柄，为此懊悔不已。从那时候起，他自己就把自己的嘴给“封”住了。

那是在1979年8月，中央纪委第二办公室第二审讯组在秦城监狱对“四人帮”进行第一轮讯问。当轮到张春桥时，讯问人员向他宣布了来意，他静静地听着。问问题时，他还是“配合”的，基本能有问有答，话语简短明了。当问到1974年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他们四人连夜在钓鱼台17号楼（江青住地）开会，商定由王洪文18日秘密赶往长沙向毛泽东告状一事时，开始还是有问有答，并不讳言。他说，政治局散会后，他们几个人到17号楼“是在一起商议过”，“让王洪文去长沙”。但是，话说到这里，老奸巨猾的张春桥突然沉寂，不吱声了。而且自此之后，几次审讯、问话一概不言不语，不理不睬，视若无人。当审讯人员说“你这样长期不说话，是会失语的”。他也只是从眼镜片上方用眼光看了一眼，仍不言语。后来，虽几经督促、动员，但只要是审理、审讯，他一概不再讲话。

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同周恩来商议筹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毛泽东在外地养病，筹备工作由周恩来负责，邓小平复出担任第一副总理，协助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在这种情势下，“四人帮”自然心急火燎，要找由头搅局，趁机插手四届全国人大“组阁”。10月14日，江青借《内参》报道“风庆”轮在远航中因机械故障而引发船上员工争论一文，挑起事端，写了大段批语：“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他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措施。”俨然一副凌驾政治局之上的语气，借题发挥，矛头直指国务院，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心领神会，纷纷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要抓住“风庆轮事件”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彻底检查整顿。周恩来、邓小平对此未予理睬，只在文件上画了个圈。

10月17日晚，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例会。当会议结束时，江青提出“风庆”轮问题，拿出她写了大段批注的关于“风庆”轮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什么意见：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邓小平当即回答：我还要调查，你不要强加于人！江青气急败坏，肆意撒泼。张春桥站起来冲着邓小平冷冷地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退出。姚文元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邓小平“拂袖而去”，会议“大有庐山会议之势”。这四个人在会场闹过之后，连夜聚集钓鱼台17号楼，密谋策划，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妄图阻挠邓的任职，由他们取而代之。

张春桥在讯问中承认他们连夜开了会，如果继续谈下来，就应该说怎么商量的，王洪文到长沙干什么，反对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那么谁来当？如果一一作答，他的阴谋、野心岂不暴露无遗？所以，当第一轮问话问到这里，他就顽固坚持不再答话。

三

张春桥在之后的多次讯问中拒不回答问题，可能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全面崩溃和彻底失败，他感到了绝望。在1979年8月的第一轮问话时，他们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还不知道外面的形势变化。因为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隔离后，已经失去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也不被允许阅读报刊和听新闻广播。到1979年8月，已近三年的时间，他们对外面情况一无所知，不回答问话，只是单一地自我防护，担心言多有失。

1979年8月下旬，经中央批准发给他们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供他们阅读。而当张春桥开始阅读报刊以后，心态和企望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当他看到：“四人帮”及其造反邪恶势力被全面摧毁，他们的基地土崩瓦解，揭批“四人帮”深入发展；天安门“四五”事件等大批“文革”期间制造的冤假错案正得到全面平反纠正；国民经济蒸蒸日上；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中共十一大，五届全国人大都相继召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秩序迅速恢复，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历史性转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达到空前团结和稳定，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在党和国家危难的紧急关头所采取的果断措施的英明正确，充分显示了中共中央拨乱反正的非凡勇气和治党治国的高超政治智慧……

这一切，让张春桥感到失望。他或者他们之流，可能还存有幻想：地方会不会有造反的？他们培植的那些亲信会不会起来？据秦城监狱监狱长介绍，杂志、报纸一发下去，他们看得非常认真非常仔细，好像“连一个字都不落下”。“张春桥看完后，在房间踱踱步，想一阵，再拿起来看。”看得那么仔细，大概是想找一点有利于他们的消息，哪怕是一点蛛丝马迹，结果他彻底失望了。他看不到他希望的那种“前景”，从字里行间也看不到有丝毫的迹象。“四人帮”及其反动势力的全面覆灭，党和国家生机勃勃的大好形势，摧毁了张春桥的精神寄托。眼看大势已去，他绝望了。“无可奈何花落去。”那么，在他看来审判定罪是必然的，辩不辩有什么用！说与不说到头一样。故此，他铁下心不配合，不言语，选择了无言。他是不是有过“除非如实进行报道，否则他不准备讲”那种表示，还是直接说过向法庭叫板的“硬话”，现已无从查考。即便是说了，也不过是色厉内荏的姿态罢了。

尽管张春桥用心写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极左文章，反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但官还是要当的，而且越大越好。当年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的党羽在南方某地就打出“坚决要求张春桥任国务院总理”的大字标语，制造舆论，向中央施压。他们这些倒行逆施、篡党夺权的把戏，理所当然地会遭到广大人民的抵制和反对。有人就悄悄把这条标语上的张春桥的名字挖下来，改贴到前面，这幅大字标语就成了：张春桥坚决要求任国务院总理。

这故事是否真实，不必深究，但张春桥当年妄图当国务院总理的野心确实是有的。不信，你看看他写的《二月三日有感》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