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覆灭后，突厥为何秘密扶持“后隋”政权？

公元618年，隋炀帝杨广在江都宫变中殒命，隋朝轰然崩塌。但鲜为人知的是，在这片废墟中，竟悄然生长出一个名为“后隋”的政权。它偏居突厥庇护之下，延续了隋朝的血脉与国号，成为历史长河中一段令人唏嘘的“续章”。这段故事，不仅关乎一个王朝的余晖，更折射出权力博弈的残酷与人性的复杂。

隋朝的灭亡，常被视作“二世而亡”的典型。但翻开史书，隋朝宗室的命运远比想象中曲折。李渊攻入长安后，并未将杨氏赶尽杀绝，而是先后拥立杨侑、杨浩等傀儡皇帝，借隋室之名巩固自身合法性。然而，真正的“后隋”却诞生于千里之外的突厥草原。

窦建德起义时，意外发现了一个关键人物——杨政道。他是隋炀帝之孙、齐王杨暕的遗孤，血脉纯正的隋室后裔。窦建德将这对孤儿寡母送至突厥，突厥处罗可汗竟以“报恩”为由，划出一片土地供其建国。原来，处罗可汗之父启民可汗曾受隋文帝庇护夺回汗位，这份恩情最终化作对杨政道的庇护。突厥人不仅提供军事保护，更允许“后隋”沿用隋朝制度，俨然一个缩微版的流亡政权。

这一举动背后，藏着突厥的深谋远虑。隋末乱局中，突厥早已成为左右中原的重要势力。他们扶持“后隋”，既是对隋朝旧恩的偿还，更是对新兴唐朝的牵制。每当李渊要求遣返杨政道时，突厥总以“恐其遭害”为由拒绝，实则借此向唐朝施压，攫取更多利益。

杨政道的存在，成了隋朝旧臣心中一根隐秘的刺。当李世民派李靖奇袭定襄、终结突厥威胁时，杨政道与萧太后被迫归降长安。这场投降本应成为历史注脚，却意外掀起轩然大波——突厥降臣爆料：许多唐朝高官曾暗中与“后隋”通信！

朝堂瞬间沸腾。中书舍人杨文主张彻查，以绝后患。但李世民的反应令人意外：“既往之罪，何须问也！”他不仅未追究，反而以皇家礼仪迎接萧太后，封杨政道为员外散骑侍郎。这番举动，恰似楚庄王的“绝缨之宴”——当年楚庄王宽容调戏王妃的臣子，换得战场上的誓死效忠；而李世民的大度，则让隋朝旧臣卸下心防，为初建的唐朝凝聚人心。

更深层的算计藏在李世民的帝王术中。彼时突厥虽败，但门阀势力盘根错节，若贸然清算“通敌”旧案，必将引发朝局震荡。与其纠缠过往，不如以怀柔之策将隋室遗脉纳入体系，既彰显新朝气度，又消解复辟隐患。正如他所说：“今天下已安，既往之罪，何须问也！”

回望这段历史，“后隋”的存在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乱世中权力游戏的真相。对突厥而言，它是制衡中原的棋子；对旧臣而言，它是情感寄托的符号；对李世民而言，它则是彰显胸襟的工具。当杨政道最终融入唐朝官僚体系时，“后隋”的幻影也彻底消散，只留下史书中的寥寥数笔。

但正是这昙花一现的政权，让我们窥见历史的另一重可能：王朝的更迭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断裂，而是利益、情感与权谋交织的绵延。那些被刻意遗忘的名字，那些被宽容掩盖的暗流，共同编织成华夏大地上最真实的政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