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艳：大一统意识与《魏书·西域传》的书写

编者按：两汉史书设立的《西域传》，是汉王朝大一统思想影响下的产物，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魏书·西域传》，也表达着北魏王朝的大一统理想。《魏书·西域传》传达出北魏王朝对西域的疆域认同，集中体现了北魏王朝的中心意识。这表现在其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建构了以北魏为中心的世界网络，还着力塑造王朝权威，建构了北魏为北方大国的“历史真相”。《魏书·西域传》迎合了北魏王朝的需要，塑造了北魏王朝蕴含了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深意，为以后的政权尤其是少数民族政权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历史借鉴。

摘要：《魏书》为北魏周边的民族设立合传，独为西域设立专传，表现出对西域的特别关注。史官仿照 《汉书·西域传》的体例设立《魏书·西域传》，是对汉王朝疆域意识的继承。通过对西域的历史沿革、地理物产的书写，《魏书·西域传》传递出北魏对西域的疆域认同。以魏都为丈量起点，叙述西域诸国的方位; 以华夏文明为标准，评判西域的社会风俗;以德抚为原则，处理西域与北魏的关系，这都是《魏书·西域传》 具有王朝中心意识的体现。《书·西域传》的生成受到了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其书写塑造了北魏位处中央的大国形象，配合了北魏建构大一统王朝的需要。

《魏书·西域传》是系统介绍北魏与西域的政治关系，以及西域发展情况的重要历史地理文献。这一文献在学界受到了应有的关注，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一书中探讨了南北朝政权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对《魏书·西域传》的相关史实做了有益的考订工作。余太山认为现行的《魏书·西域传》杂有《周书·异域传下》和《隋书·西域传》之文字，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甄别，某种程度上恢复了《魏书·西域传》之原貌。其《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在此基础上对《魏书·西域传》的字句作了疏证，为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意奠定了基础。与此前研究集中于考察《魏书·西域传》的文献价值不同，本文重点探讨《魏书·西域传》文本形成的思想驱动因素。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是北魏王朝经营西域的思想动力，《魏书·西域传》特殊的书写模式亦是受这一思想影响的结果。本文将《魏书·西域传》置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理解，探讨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与其文本内容之间的双向联系。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史书与政权运作的关系，亦有助于我们认识大一统思想对北魏经营西域之影响。

一、正史《西域传》的设立与大一统思想之关系

大一统思想肇端于先秦，逐步确立于西汉。汉初通过多种方式构建起郡县、番臣、外臣的统一体系，又经过文、景二帝的经营，至汉武帝时已是国富民强的大国，当时：“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强大的国力为汉朝实现“大一统”提供了保障。董仲舒在先秦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大一统”的要义，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董仲舒将四夷纳入天下的范畴，是对大一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化和明确化。在这一理论的驱动下，汉武帝力征四夷，严助曾云：“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可见，汉武帝不仅追求统治区域内的一统，还追求四海之一统，即四海臣民皆应臣服于汉朝。于是，汉武帝积极向边疆扩张，以实现其天下一统的政治理想。

远征西域是汉武帝建构天下一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班固对汉武帝开通西域之举有精辟的论述：“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他指出汉武帝开通西域是为了“断匈奴右臂”，也就是增加与匈奴争夺北方霸权的筹码。张骞从西域归来之后，向汉武帝建议招服西域，与汉武帝一统宇内的抱负不谋而合，据史书载：“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为此，汉武帝对西域采取了一系列的进取政策。首先是开通丝绸之路，密切与西域之间的往来；其次，在西域屯垦戍边，进一步加强对西域的管理；再者，拓展西北疆域，对西域诸国形成武力威慑。经过汉武帝的经营，汉朝的大国地位基本在西域地区树立。其后，宣、元二帝继续汉武帝在西域的事业。汉宣帝在西域设置督护府，汉元帝复置校尉，在体制上确立了西域与汉朝的隶属关系，从此“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

汉王朝将西域纳入了大一统的范围，与之相对应的是，史官将《西域传》纳入史书的书写体系中。《大宛列传》是首篇以叙述西域史事为核心的列传。在该传中，司马迁记录了汉朝与西域的关系以及展示了西域诸国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语言文化等信息。司马迁撰述《大宛列传》与汉王朝的大一统理想密切相关：“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司马迁充满了对“中国一统”的向往，而这种“一统”是以四海边境统归西汉王朝为基础的。作为史官的司马迁，将周边民族的发展史纳入华夏族发展史的叙述范畴，意味着各民族都应融于汉王朝的统治之中。其在《大宛列传》的传序中明确说明设置该传的原因：“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由此可知，司马迁作《大宛列传》是为了展现西域诸国“欲观中国”的盛况，显示汉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大向心力。

《汉书·西域传》是在《大宛列传》的基础上编纂而成，作为正史中的第一篇《西域传》，不仅奠定了《西域传》的书写模式，还塑造了中原王朝统治西域的历史记忆。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后，汉朝与西域的政治关系进一步紧密，汉王朝对西域的疆域意识也逐步强化。与之相对应的是，《汉书·西域传》极力塑造汉王朝与西域的统一关系。首先，班固为其他民族记录了各式各样的族源传说，而没有记叙西域各国的起源，这或是为了减少西域诸国与华夏民族的隔阂；其次，班固突出西域各国与华夏民族在文化上的共同特征，其指出“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又云“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再次，班固对西域的关注集中在当地的物产民俗、人口数量及与汉朝的距离等问题上，显示了汉王朝对西域的高度掌控与重视。对于西域诸国与汉王朝的隶属关系，班固会进行特别说明。凡属汉王朝管辖的国家，班固都详尽记述汉朝在当地所设官职的情况，不属管辖的地区，班固也要指出其与汉朝存在朝贡关系，如：“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班固总结汉朝帝王经营西域的功绩时赞叹道：“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亦何以尚兹！”班固书写《汉书·西域传》的立场与目的从此可见一斑。总之，《汉书·西域传》强化了中原王朝统一西域的历史记忆，进一步树立了汉王朝的权威，同时亦奠定了正史书写《西域传》的范式。

综上所述，经营西域是西汉王朝实现大一统的必要内容，《西域传》亦是建构“大一统”帝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两汉史家通过为西域立传，将西域纳入以华夏民族为中心的天下体系中，并且其对西域的书写模式“树立了统一西域对稳固中原王朝政局稳定有着重要作用的治国理念。自此以后，无论是中原政权还是其他入主中原的政权，都对西域给予特别的关注，后世史官对于西域的书写也与政治意识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二、《魏书·西域传》对西域的疆域认同

《魏书》的编纂者为北魏周边地区的民族皆有立传，然而，除了为“西域”设专传以外，其余都是合传。史官对其他民族的称呼多具贬义，如蛮、獠、蠕蠕等，“西域”之称呼则不带感情色彩。这都说明了，北魏一朝对西域的认知与对其他边疆地区的认知不同。再考察《魏书·西域传》的体例与书写，可以看出《魏书·西域传》背后传达的政治意义。

在《魏书》之前，正史中设立《西域传》的只有《汉书》和《后汉书》，其余史书如《魏略》与《晋书》皆将西域史事列入《西戎传》，《三国志·魏书》则将其编入《乌丸鲜卑东夷传》。对此，余太山认为，因为前后汉以及北魏时期有关西戎与西域的材料较多，史官需要分别记述，这是为编纂方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本文认为，北魏效法两《汉书》设立《西域传》的原因不能这样简单视之，况且为何两汉之后，北魏能拥有如此丰富的西域材料，这本身也是个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从“西域”与“西戎”的称谓入手。“西域”是一个地理概念，而“西戎”是一个民族概念。《礼记·王制》将西方的民族统称为“戎”：“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在中国古代，“戎”往往以侵略华夏的身份出现，如《诗经》云：“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左传》亦云：“秦晋伐戎以救周。”王国维将“戎”的意义一语概之：“引申之，则凡持兵器以侵盗者亦谓之戎。”可见，“西戎”之谓不仅带有一定的贬义，而且还夹杂着华夏民族对西戎的敌对情绪。两汉时期，汉武帝凿通西域，汉宣帝设置西域督护府，在体制上确立了西域与中央的从属关系。西域既已成为汉王朝疆域的一部分，不可再以“西戎”视之，这或许就是《汉书》和《后汉书》设立《西域传》的缘由。曹魏一朝忙于与蜀国、吴国的权力斗争，无暇经营西域。而最关键的是曹操将西域视为异族，对其严加防范，如曹操所言：“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将教羌、胡妄有所请求，因欲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事。”西晋时期，鲜卑势力深入西域，并且在西域获得了较西晋更大的控制权。西域成为西晋的心腹之患，据《晋书·马隆传》载：“俄而欣为虏所没，河西断绝，帝每有西顾之忧，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乎？’朝臣莫对。”《通典》对于魏、晋与西域的关系，一言以蔽之：“自魏及晋，中原多故，西域朝贡不过三数国焉。”有鉴于此，则可以理解为何魏、晋史书不设《西域传》，而设《西戎传》。《魏书》的编纂者远承两部汉书亦设《西域传》，说明了北魏对西域的认识是继承两汉王朝而来。这一点亦可在《魏书·西域传》传首的一段话中得到证明：

《夏书》称“西戎即序”，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致其贡物也。汉氏初开西域，有三十六国。其后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护以抚纳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绝。至于后汉，班超所通者五十余国，西至西海，东西万里，皆来朝贡，复置都护、校尉以相统摄。其后或绝或通，汉朝以为劳弊中国，其官时置时废。暨魏晋之后，互相吞灭，不可复详记焉。

史官将北魏之前的中原王朝与西域交往的历史分为两段。一段是两汉与西域的交往史，一段是魏、晋与西域的交往史。对于前一段历史，史官详细说明两汉管控下的西域范围之广，强调两汉如何对西域进行“抚纳”与“统摄”，以至形成了西域诸国万里朝贡的盛况。至于后一段历史，史官则以“互相吞灭”笼统概之。显然，史官认可和看重的是汉王朝统治西域的历史。因此，史官效仿《汉书·西域传》而设立《魏书·西域传》，归根到底想要展示的是北魏具有掌控西域的能力。

从《魏书·西域传》所载的西域范围来看，“西域”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西域”，而更多的是指北魏政治理想中的“西域”。《汉书·西域传》对西域范围作出明确的界定，即“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这一范围，基本属于西域都护管辖的地区，班固所载西域诸国也主要在这一范围之内。不同于此，《魏书·西域传》对“西域”的范围并不限于北魏王朝所管辖的地区。北魏除了在鄯善和焉耆两地设立军镇外，对其他地区并没有进行实际的管控，而《魏书·西域传》所述范围远远超出了北魏的管辖范围。对于鄯善和焉耆两地，史官详细叙述北魏王朝征服该地的过程，明确指出北魏在此设立军镇，以示北魏具有统治该地的权力。对于其他未处于北魏行政管辖的区域，史官也特别指明这些国家与北魏具有朝贡关系，以示北魏的大国气象。《魏书·西域传》所载西域六十余国，距北魏最远的国家有五万多里，这一范围远远超出此前史书所载的西域范围。这不仅显示了北魏王朝对西域广泛的地理认知，也传达出北魏王朝对西域的政治关怀。

《魏书·西域传》展示了北魏王朝逐渐经营西域的过程，表达了国家对西域地区的重视。根据《魏书·西域传》的记载，北魏初建之时，太祖帝反对与西域来往，认为这不仅使“海内虚耗”，还会让“前弊复加百姓”。到世祖之时，中原既已统一，北魏帝王开始关注中原以外的区域，于是遣使出访西域。世祖帝先后两次遣使前往西域，又在鄯善和焉耆两处设立军镇，逐渐建立起中原与西域的政治关系。肃宗之时，史臣又一次出访西域，此行目的在于求佛经，这说明中原与西域的交流已经深入到文化领域。《魏书·西域传》对这一过程的梳理，体现了史官对北魏经营西域的认可。又《魏书·西域传》对西域诸国的自然环境、物产资源表示出极度的关切。除了关注西域各国与北魏在政治上的联系，史官最关心的就是该国的物产资源。如拔豆国，距离北魏五万余里，“国中出金、银、杂宝、白象、水牛、牦牛、葡萄、五果”。又朱居、波知、钵和、乌苌、乾陀、康国等国，史官虽然不知其距魏之远近，但也充分掌握了当地的物产和自然环境等信息。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史官及北魏一朝对经营西域的重视。

总之，汉王朝统治西域的历史记忆，造就了北魏王朝对西域的疆域认同。《魏书·西域传》传末云：“西域虽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为心，未遑征伐。”这正可说明北魏王朝一直都有收服西域的志向，只是无暇顾及才被搁置。史官对此流露出的遗憾，也可看出北魏一朝对统治西域的渴望。《魏书·西域传》的编纂就是建立在这种疆域认同之上，其书写传达出了北魏王朝对西域的关切以及试图建立大一统帝业的政治理想。

三、《魏书·西域传》的王朝中心意识

魏收亲眼见证北魏从统一走向分裂、又由北齐统一的历史，对大一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盛赞北魏统一的局面：“天道人事，卒有归焉，犹众星环于斗极，百川之赴溟海。”又曾在《上魏书十志启》中表明其修史的目的在于“一统天人之迹”。大一统的核心要义是以王朝为中心，其在《魏书·地形志》中云：“《夏书禹贡》、周氏《职方》中画九州，外薄四海，析其物土，制其疆域，此盖王者之规摹也。”可见，魏收理想的王朝地理模式是王权从中央向四周辐射，四周又汇聚到中央的一种向心模式。作为处于王权核心圈以外的西域，史官如何建构其与中央的汇聚关系，如何树立北魏王朝的中心地位，这是本节要探讨的问题。

首先，《魏书·西域传》对西域国家的方位叙述体现出史家以北魏为中心的世界观。交代西域诸国与魏都的距离，是《魏书·西域传》描述各国地理位置时的必要内容。《魏书·西域传》叙述西域国家的方位时基本以“××国，都××，相对方位，去代××”为固定程式，如“者至拔国，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万一千六百二十里”，“迷密国，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万二千六百里”。而其他民族传中，史家只记录诸国相对北魏的大致方位，如《邓至传》：“其地自街亭以东，平武以西，汶岭以北，宕昌以南。”《勿吉传》：“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魏书·西域传》表述地理方位的这一程式来源于《汉书·西域传》。

从上表可见，《魏书·西域传》与《汉书·西域传》有明显的承袭关系。除了表达方式如出一辙外，《魏书·西域传》所记西域国都与代都的距离一致，较《汉书·西域传》所载西域国都与长安的距离多1900里。《魏书·西域传》的里程极有可能是在《汉书·西域传》的基础上相加而得，以此可说明史家书写《魏书·西域传》时充分参照了《汉书·西域传》的文本。《史记·大宛列传》是第一部记述西域史事的列传，但并未记录西域诸国与汉朝的距离，若涉及里程也多以约数表示，如：“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汉书·西域传》所记西域诸国，除车师都尉国和车师后城长国这两国外，其余各国皆记录了去长安的准确里数。虽然东汉较西汉掌握了西域更为翔实的信息，但对西域诸国的地理方位作出精确的判断还是不太可能的。更合理的解释在于，班固有意准确表达西域与汉王朝的距离，以此显示汉王朝对西域具有高度掌控的能力。自西域督护府设置以来，西汉主流社会对西域的疆域意识进一步增强，班固不厌其烦地记录西域诸国的自然与人文信息，是中原王朝统治者对西域形成独特的历史记忆和疆土意识的体现。同样，《魏书·西域传》精确记载西域诸国方位及其与代都的距离，高度借鉴《汉书·西域传》的书写模式，是继承了西汉以来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疆土意识，其目的在于将西域诸国精准定位到以北魏为中心的空间网络之中。

其次，史家以华夏文明为标准对西域国家进行价值判断，体现出北魏身处华夏文明中心的优越意识。据《魏书·西域传》传序，该篇主要记载“与前使所异者”。这“所异”的内容就包括西域异于中原的社会风俗。然而，不同于司马迁和班固对西域风俗的客观描述，魏收对其风俗习惯带有明显的价值评判意味。据《魏书·西域传》载：“（于阗）俗无礼义，多盗贼，淫纵。”又载：“（焉耆）国小人贫，无纲纪法令。”“（龟兹）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波斯）多以姊妹为妻妾，自余婚合，亦不择尊卑，诸夷之中最为丑秽矣。”史家所言“无礼义”、“无纲纪法令”、“多淫”、“不择尊卑”，皆是以华夏礼义为标准对西域国家作出的评判。史家又言波斯是诸夷中“最为丑秽”者，即谓诸夷中丑秽者甚多。悦般因其“清洁于胡”，而被作为诸夷中的正面典型，如史载悦般“俗剪发齐眉，以醍醐涂之，昱昱然光泽，日三澡漱，然后饮食”。又悦般本与柔然结好，当目睹柔然的生活习惯后，竟与之决裂：入其界百余里，见其部人不浣衣，不绊发，不洗手，妇人舌舐器物，王谓其从臣曰：“汝曹诳我入此狗国中！”乃驰还。大檀遣骑追之不及，自是相仇雠，数相征讨。从以上例子可看出，史家试图以文明程度的高低作为评判种族高下的标准，越接近华夏文明者，其种族的优越性越强。这亦可从史家对西域诸国外貌的评价中得到印证，如焉耆“貌不甚胡，颇类华夏”，大秦“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史家着意贬斥西域诸国的野蛮习性，而肯定其与华夏民族的共性，其目的在于突出拓跋氏身处华夏文明中心的优越感，以此划清拓跋氏与其他边疆民族的界限。

再次，突出北魏的大国身份，强调北魏对西域的威怀，是史家处理北魏与西域关系的主要原则。北魏与西域维持关系的主要方式是报使往来，但也不乏武力征讨，其中以对鄯善和焉耆的讨伐为最，《魏书·西域传》如是记载：

鄯善人颇剽劫之，令不得通。世祖诏散骑常侍、成周公万度归乘传发凉州兵讨之，度归到敦煌，留辎重，以轻骑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时鄯善人众布野，度归敕吏卒不得有所侵掠，边守感之，皆望旗稽服。

以上叙述中史家突出了两点：一是，北魏发动战争是出于鄯善的剽劫；二是，北魏将领以德抚民以至民众“望旗稽服”。北魏对焉耆的征伐亦是因为焉耆“恃地多险，颇剽劫中国使”。不过，鄯善与代都相距七千多里，焉耆则远隔万里之外，北魏不太可能仅因剽使而发动战争。何况，于阗亦曾扣留魏使，显祖帝只是责让而已。关于北魏讨伐鄯善、焉耆的动机，学界多认为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如北魏征伐鄯善的真实目的在于断柔然右臂，以此解除来自北方的威胁。“鄯善地处交通要冲，既然成为北魏经营西域之阻碍，于是有万度归之西征。”而《魏书·西域传》将两次战争的动因皆归于剽使，有意回护战争的侵略性，为的是宣传北魏德化四夷的统治思想。在北魏早期，道武帝就提出“民俗虽殊，抚之在德”的主张。太武帝虽勠力征讨，但对周边四夷亦以安抚为原则。孝文帝则致力于建设胡汉一家的民族关系：“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并且强调以德治边的重要性：“方一区宇，子育万姓，若苟如此，南人岂知朝德哉？”可以说，以德化夷一直是北魏处理民族关系的主线。综观《西域传》中所载西域使者的上书，亦能发现史家弘扬北魏威德之意图：

显祖末，蠕蠕寇于阗，于阗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诸国，今皆已属蠕蠕，奴世奉大国，至今无异。今蠕蠕军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献，延望救援。”

真君十一年，车师王车夷落遣使琢进、薛直上书曰：“臣亡父僻处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表献，不空于岁。天子降念，赐遗甚厚。”

神龟中，其国遣使上书贡物，云：“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

以上三个文本的内容指向具有一致性，即北魏都是匡救西域的“大国”、“天子”，西域甘心臣服于北魏王朝的“威德”之下。这是史家对北魏与西域二者君臣身份的定位，充分体现了北魏的大国意识。

在大一统思想的驱动下，带着北魏作为北方第一大国的自豪感，《魏书·西域传》塑造了北魏关于西域的历史记忆，借此建构了北魏的大国形象。由此也可看出，《西域传》在材料的选取上充分体现了以专制礼义、政教礼俗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其叙述的出发点不在于西域本身，而是通过记述西域来展现中原王朝治理边疆的文治武功。

四、结语

两汉史书设立的《西域传》，是汉王朝大一统思想影响下的产物，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魏书·西域传》，也表达着北魏王朝的大一统理想。《魏书·西域传》传达出北魏王朝对西域的疆域认同，集中体现了北魏王朝的中心意识。这表现在其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建构了以北魏为中心的世界网络，还着力塑造王朝权威，建构了北魏为北方大国的“历史真相”。古代文献是在某种个人或社会的主观“意图”下被创作以及保存的集体记忆，史书对历史记忆的选择、强化、重整与遗忘，是对社会意识的反映，其中渗透着古人的“意图”。史官对西域的书写，实际上是官方意图的反映，保存的是官方认可的与西域相关的历史记忆。《魏书·西域传》迎合了北魏王朝的需要，塑造了北魏王朝蕴含了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深意，为以后的政权尤其是少数民族政权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历史借鉴。

文章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第191-197页。此文转自“学忍堂史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