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振龙：书写“妖姆”——明熹宗乳母客氏形象生成考论

摘要：明熹宗乳母“奉圣夫人”客氏是天启年间炙手可热的宫廷女性，出身低微的她以哺育之恩得到皇帝尊崇，又因与权阉魏忠贤的对食关系而饱受东林诟病，被公认为阉党集团的象征人物与内廷靠山。经过崇祯朝廷的钦定逆案、明清之际通俗文学的演绎，及清代官修《明史》的盖棺定论，原本仅满足于在后宫作威作福的她被塑造成残害忠良、谋朝乱政的“妖姆”，对明末政治生态恶化负有首要责任，这一定程度是基于儒家“女子、小人”道德观念的历史书写，而她谋害皇后元子、借孕妇生子窃取皇位等谣言被以讹传讹，影响深远。

客氏（1580 — 1627），其名不详，北直隶保定府定兴县（今河北定兴）人，民夫侯二之妻。她出身底层，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1605）选为皇长孙朱由校乳母，断乳后长期留在东宫照顾。初与近侍宦官魏朝相好，复倾心于典膳宦官魏进忠。泰昌元年（1620）八月，熹宗以冲龄践祚，客氏受封“奉圣夫人”，在无皇太后主持后宫的情况下，她凭借哺育之恩备极尊崇，并经御准与魏进忠结为对食，后者即天启末年专擅朝政的权阉魏忠贤。客氏久居禁闱，事迹多不彰，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依据《酌中志》罗列其穷奢极侈之举，又大抵延续崇祯朝廷论调，凸显其主观作恶意识，将她斥为残害忠良、谋朝乱政的“妖姆”。然而检视此脸谱化的定位，其最初揭橥应推溯至东林党人的攻讦，可谓影响深远。若跳出明清官方话语窠臼，转换视角，动态考察朝野对其描述可以发现，客氏的“妖姆”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经由层累塑造，是基于儒家“女子、小人”道德观念的历史书写，虽有部分事实依据，但不乏猜测与歪曲，其背后反映出复杂的士人心态、政治权衡及文学想象。鉴于此，本文通过充分发掘、辨析史料文献，详细梳理、解读客氏形象的生成过程与逻辑，并审视其在阉党集团内的实际作用。

一、结怨东林：天启年间客氏“妖姆”形象的酝酿

万历中后期，明神宗怠政，国事纷扰，士大夫“各立门户，互相攻讦，递为是非”， 分化为东林与昆、宣、齐、楚、浙党两大阵营。至光宗、熹宗即位，东林得势，在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协助下，万历末年被排挤的清流陆续召还，史称“东林势盛，众正盈朝”。此时，客氏因哺育之恩甫受册封，尚未引起外廷关注，但随着熹宗对其礼遇增加，以及朝中权力斗争白热化，东林党人逐渐抵触客氏，其“妖姆”形象开始酝酿。

（一）质疑客氏恩赐

泰昌元年（1620）十二月，诏工部拨给客氏等五人铺设物料费四千余两，工部以“铺设非例，且时诎非经，乞收回成命”，不允。天启元年六月，以大婚礼成，诏加客氏恩典。礼部奏无例可加，被切责，遂按穆宗、神宗乳母之例加给诰命，授其子与亡夫锦衣卫指挥佥事，给诰命。同年八月，命给客氏坟地，江西道御史王心一认为辽东危急，“朝廷凡有慰劳存恤，宜莫先于辽之文武将士也”，乳母客氏“优以金帛”即可，勿“顾小而遗大”。结果遭切责：“奉圣夫人客氏护坟地亩，前已有谕旨。念阿姆比别不同，增数不多，如何又来激聒？辽东将士披露眠沙，朕岂不知？发帑犒赏，随依所请，有何吝惜？且内廷恩泽，与外廷有何干涉，辄乃牵引琐渎，不谙大体，姑且不究。”

以上熹宗即位之初通过外廷给予客氏的恩赐，无论恩荫其子官职，抑或银两、土地，均有先例可循。如神宗曾赐予乳母戴圣夫人金氏一人的屋价银就高达七千两，还批准了金氏奏讨，将价值四千余两的田庄悉数授予。相较而言，客氏的恩赐并不算破格，只是外廷官员或不熟悉典章国故，出于维护朝廷利益的考虑，对内廷封赏存有自觉的警惕。至于王心一所奏， 确实有反应过激之嫌，但这些质疑并非他们有意针对客氏，仅就事论事。

（二）敦促客氏出宫

天启元年四月熹宗大婚后，外廷援引先例敦促客氏出归外宅。吏科都给事中薛凤翔、河南道御史刘兰、山西道御史毕佐周等先后上疏，希望对客氏“优以金帛，大赐赏赉，使之生有所养，老有所归”。他们不忘称赞客氏“保护圣躬，趋侍左右”的“调护之功”，给予其足够尊重。阁臣刘一燝也以此为请，御批“以三宫年幼，暂留调护”，待“皇考妣”神主回京奉安再出宫。九月十二日，光宗帝后神主奉安完毕。二十六日午时，客氏出宫，但次日即被宣回。据称，自客氏离去，熹宗“午膳至晚，通未进用，暮夜至晓，忆泣痛心不止”，以致“头眩恍忽”。宦官刘若愚指出，此上谕出自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干手笔。原本继任掌印者应为王安， 但王体干“以危言动客氏”，遂在客、魏帮助下夺取此位。而王安于天启元年五月被贬为南海子浄军，九月二十四日被害。因此王体干投桃报李，以熹宗口吻召客氏回宫，以巩固权力。但鉴于客氏与熹宗情同母子的关系，上谕所述不排除为熹宗真实状态的可能，因为没有皇帝首肯，未取得外廷控制权的魏进忠等断不敢冒清议之大不韪。

客氏回宫引起外廷哗然，福建道御史周宗建，江西道御史徐扬先，吏科给事中侯震旸、倪思辉、朱钦相，湖广道御史马鸣起等，纷纷弹劾。他们对熹宗“眷眷于乳哺之恩”表示“疑讶”，客氏一介“么么里妇”，十六载的照顾只是“曲谨微劳”，熹宗的健康成长完全是“天地神明所呵护”。而“法宫禁地”若得随意出入，“恐内外之防闲甚亵”；且“妇人女子”是“无知”之辈，一得恩赏便“狎昵忘纪，渐成骄恣”，又极易为“中涓、群小” 所勾结利用，“因而浊乱宫闱，因而干预朝政，因而援引邪险、倾害善良”。他们还列举了汉安帝乳母王圣、汉顺帝乳母宋娥、汉桓帝乳母赵娆、北齐后主乳母陆令萱专宠弄权的事例，希望熹宗引以为戒。

清流士大夫立于道德制高点，以尧舜的标准来要求熹宗，尽管建言合乎王朝政治规范， 但激动之余罔顾客氏含辛茹苦照料熹宗的客观事实，且在对她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将刻板印象先入为主，联想到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乳母。这是儒家教育的结果，也反映了理学士大夫对底层女性的轻蔑，正如刑部右侍郎邹元标所言：“诸臣盖幼读‘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语，又读宋儒‘狎恩恃爱’等训，胶固胸中。”当然，言官们或许猜到此事跟司礼监有关，故担心妇寺勾结。他们一味渲染妇寺之恶，却没有设身处地考虑熹宗缺乏母爱的实际心理状态，空洞的说教“不仅意味着对具体情境之下政治问题特殊性的忽视乃至漠视，更意味着在具体解决措施的提出与执行上的缺乏转圜之策”，自然无法打动圣意，结果轻者切责，重者罚俸、降调。终天启年间，除偶尔出归私第，客氏一直住在咸安宫。可在东林眼中，熹宗“以一宫人成拒谏之名”，他们“诚不可解”，却不敢谴责熹宗，只能归咎于客氏谄媚祸主，对其印象愈发不佳。

（三）反对客魏交好

言官弹劾客氏时不晓客魏交好，而魏进忠助王体干掌司礼监后，基本控制了内廷大权， 并希望得到外廷认同，但东林对王安被害之事耿耿于怀，不愿与其合作。相反，朝中投机分子及泰昌、天启之际被驱逐出朝的东林政敌主动依附，“朋党与奄宦合而为一”，阉党集团逐渐形成，客、魏的对食关系也被外廷获悉，并随着朝中权力斗争的加剧，成为东林批判的重点之一。

天启三年（1623）二月，阉党成员、户科给事中郭巩疏纠辽东经略熊廷弼，并诬周宗建、刘一燝、邹元标、杨涟、周朝瑞等东林士大夫为邪党。周宗建上疏反驳，称朝中“内有进忠为之指挥，旁有客氏为之操纵，中有刘朝等为之典兵卖威，而下复有巩等从而蚁附蝇集，内外交通，驱除善类”。这是客氏首次以魏进忠帮手的形象出现于东林奏疏。天启四年，魏进忠接掌东厂，被熹宗赐名“忠贤”，权势进一步提升。同年三月，东林党人、山东道御史黄尊素以灾异上疏指责客、魏，称“阿保重于赵娆，禁旅近于唐末，萧墙之忧，惨于戎敌”。但两次弹劾均无客氏干政的实据。

四月，阉党欲借汪文言案打击东林未成，朝堂恶斗一触即发。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诸如干预外事、杀害王安、滥袭恩荫、创立内操等，其第十条涉及客氏：“中宫有庆，已经成男，凡在内廷，当如何保护。乃绕电流虹之祥，忽化为飞星堕月之惨。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谋焉。”杨涟为外官，“传闻”一词表明此事非确凿，至于怀孕初期便断定是男孩，则是无稽之谈。考崇祯元年爰书，此等大罪竟丝毫未提及。而后出的《酌中志》却载：“天启三年，张娘娘觉孕，客氏、逆贤乃逐去宫人之异己者，故托不更事之宫人答应。一日，张娘娘偶腰痛，按捶过度，竟损元子睿胎。”此书虽叙明末宫廷事颇详，被清流赞许“所纪客氏、魏忠贤骄横状，亦淋漓尽致”，但何以将三法司严肃会审尚且无有之事再度提及？不禁令人怀疑，刘若愚以阉党要犯、斩监候身份在狱中撰《酌中志》时，为讨好东林而减刑，除在书中极力撇清自己与阉党的关系，很可能参考了杨涟奏疏以批判客、魏，但缺乏证据，仅附会一番。既然此事是捕风捉影，那么客氏主要“罪状”仍因她是魏忠贤对食而已，这就不难理解杨涟在疏末提出处罚客、魏的方式大相径庭：

将忠贤面缚至九庙之前，集大小文武勋戚，敕法司逐款严讯，考历朝中官交通内外、擅作威福、违祖宗法、坏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负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愤。其奉圣夫人客氏，亦并敕令居外，以全恩宠，无复令其厚毒宫中。

史称“疏上，忠贤惧，求解于韩爌，爌不应。遂趋于帝前泣诉，且辞东厂”。正是这封令魏忠贤闻风丧胆的奏疏，却对客氏没有确凿指责，甚至希望全其恩宠。继杨涟后，劾疏多达七十余封，皆未实质抨击客氏，例如同样敢言的魏大中仅称魏忠贤“结奉圣夫人客氏在皇上之左右”，客氏是被利用者。足见，当时东林党人普遍认为，客氏无意干政，但因她与政敌魏忠贤交好，又受皇帝尊崇，所以必须远离权力中心。

外廷铺天盖地的弹劾起到了震慑效果，但魏忠贤一方面“内营救于客氏、王体干、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亲信，共同向熹宗求情，保下自己；另一方面，通过其侄魏良卿求助于外廷阉党，冯铨“教之行廷杖，兴大狱，以劫制之”，“冯与霍维华、李鲁生、杨维垣、崔呈秀等朝夕计议，罗织多人”。如此，得以迅速反扑，几乎将东林一网打尽，全面掌控朝政。由于魏忠贤在天启末年倒行逆施，致民怨沸腾，客氏虽留在宫中贪图富贵，但作为其对食，两人已形成利益捆绑。当时坊间流传着歌谣：“委鬼当朝立，茄花满地红。”“委鬼”合则为“魏”，“茄” 与“客”的京师方言同音，暗讽客、魏气焰滔天。天启四年十月，朝鲜使臣洪翼汉在京师，与会同馆官员笔谈，后者讲述了客、魏之事：

（魏忠贤）居中用事，威势日盛，遂与皇上保姆客氏，深相缔结，表里煽动，祸福皆出其手。朝野侧目而言曰：“天下威权所在，第一魏太监，第二客奶姐，第三皇上云。”

他还添油加醋地说：“客氏年踰四十，色貌不衰，性又慧朗，才艺冠后宫。善承上旨，恩眷无比，丑声颇闻于外。”底层官员不谙宫闱内幕，只因反感阉党专权，便作了猜测和歪曲。可想而知，遭阉党迫害的东林士大夫对客、魏更是咬牙切齿。杨涟疏劾魏忠贤时，还望全客氏恩宠，但天启五年五月他自家乡被押解进京，途经朱仙镇岳王庙，满腔怨愤写下《告岳王文》， 对客氏态度完全逆转，称她与魏忠贤“表里为奸，太阿窃弄”。这绝非客氏在一年间开始干政，而是她与王体干等在熹宗替魏忠贤作保，触犯了清流利益。

总而言之，随着政治斗争加剧，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对客氏的态度经历了由尊重到质疑， 再到反感、痛恨的转变。尽管外廷所知客氏事迹甚少，但妇寺勾结的观念已先入为主，“妖姆”的形象在东林心中逐渐酝酿，这种强烈抵触情绪在阉党垮台后最终大爆发。

二、钦定逆案：崇祯年间客氏“妖姆”形象的确立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熹宗驾崩，客氏“衰服赴仁智殿先帝梓宫前，出一小函， 用黄色龙袱包裹，云是先帝胎发、疮痂，及累年剃发、落齿，及翦下指甲，痛哭焚化而去”，于九月三日搬出大内。思宗朱由检即位后不动声色铲除阉党，魏忠贤、崔呈秀自杀，客氏于十一月十七日亦被逮至浣衣局笞死。崇祯元年（1628）正月，刑部与科、道、大理寺会议阉党之罪，将魏忠贤、客氏、崔呈秀列为首犯。对比魏忠贤与崔呈秀擅窃国柄、残害忠良的斑斑劣迹， 客氏虽难辞其咎，但罪状较少，法司称她“悍妒”，而摇动中宫，逼死成妃、裕妃等，则以魏忠贤为主谋，也没有所谓害皇后元子，这些基本符合客观情况。那么她名列首犯的根源依然是与魏忠贤的对食关系：“忠贤借客氏以窥伺禁闼，客氏借忠贤以立威外庭。于是谋合连环，奸同狼狈，怙势弄权，无所不至。”但“立威外庭”表述笼统，之后的描述更是带有强烈的主观贬斥色彩，事实上客氏无心外朝政务，她的作威作福主要表现在追求排场、享受奉承，即“册号虽曰‘奉圣’，擅宠几于耦尊，客氏之无等也”，可她生前的尊荣与僭越也皆熹宗批准或默许。大概是能举出的罪状太少，法司将其子盗取内府宝物也算在她头上，总得冠以“通天是罪，盗国难容”的罪名。

至崇祯二年，思宗全面整肃阉党，东林内阁协助其钦定逆案，在爰书基础上将客、魏并列为首逆，称客氏“乳保恃恩，凶渠朋结，凌尊窃势，纳贿盗珍，阴逆首奸，死不尽罪”，定为“谋反大逆”，崔呈秀则降为“首逆同谋”。由以上分析可知，客氏虽然在一些方面协助魏忠贤作恶，但实际罪状距谋反甚远，她不过是依附于皇权的寄生者。但既然要拨乱反正，天启朝政治生态的恶化必须有人担责，此人绝不能是熹宗，而思宗有意消除士大夫间的门户之争， 强调“化异为同”“天下为公”，这可能是导致真正与魏忠贤“表里为奸、同恶相济”的外臣崔呈秀罪级稍降的原因。那么，阉党首领魏忠贤及其对食客氏的“妇寺勾结”解释模式无疑是最佳选项，足以给舆论交代，“一时海内人心喁喁望治，凡忤珰被戮者从优赠录，罪斥者次第起用…… 天恩浩荡，感戴无极”。在朝廷定调下，客氏不再是哺育先帝有功、令清流顾及情面的“奉圣夫人”，而是串通魏阉狼狈为奸的“妖姆”“逆妇”“舆台猥婢”，对天启末年的乱局负有首要责任，危害性被严重夸大，也恰好呼应了言官此前在敦促客氏出宫时基于儒家“女子、小人”道德观念的所谓政局走势“预判”。

此后，明代士大夫论及天启朝政，避而不谈熹宗之昏聩、怠惰，均秉承官方话语，对客、魏口诛笔伐。黄道周称：“天启中年，珰魏始煽，保客有鷕。”夏允彝称：“宫中惟忠贤、客氏为政。”孙承泽称：“客氏党比逆奄，几危宗社。”吴应箕认为，客氏与魏忠贤“比而乱政”，“虽昔之赵娆、王圣不能过也”，他撰《吊忠赋》缅怀东林死难君子，痛斥魏忠贤“爰纠妖姆，里表倾儇，孙、程极焰，娆、圣工谗，前星在襁而沈曜，椒媛秉介而埋魂”，将杨涟疏中所言谋害皇后元子之事坐实。钱谦益则义愤填膺道：“虽樵夫牧竖，皂隶庸丐，语及忠臣义士，靡不嗟咨涕洟，如不获见其人也；语及于阉儿媪子，靡不呼号骂詈，恨不得食其肉也。”

更有甚者，国子监助教赵维寰认为魏、崔、客三人，客氏“罪尤大”，理由是“当镇抚司逮问时，客招宫人怀孕者八人，诘其故，则客于宫掖中出入无时，多携婢媵，潜肆不韦之术，以行窃国之谋，脱再更数月，事竟有不可言者”，如此谋反重罪，但因“事干宫闱，故爰书不忍斥言云”。

赵氏之说，疑窦颇多，且不论客氏是被逮至浣衣局而非镇抚司，而爰书中有关于魏、客虐待后宫异己的记录，并未因牵涉宫闱而不语；若此事当真，法司何必为客氏遮掩，理应大加挞伐，以儆效尤。另外，审理此案的朝廷大僚以及太监刘若愚，虽同样厌恶客氏，却均未见记载。此等大事，客氏必然会与亲信商议，可客、魏同党供词也毫无涉及，而客氏亲族仅其子侯国兴被处死，其亲弟客光先等均免死戍边，可谓宽宏大量。因此可以断定，此事为子虚乌有。

崇祯朝廷清算阉党的同时，民间也兴起“斥魏”热潮。不仅有史家如朱长祚、金日升等搜集诏令、奏疏、邸钞，汇录东林与阉党斗争的史事，为后世留下珍贵的一手材料；文人、书贾也迎合市场情绪，创作、出版以魏忠贤发迹、败亡始末为题材的时事小说与戏曲，如《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魏监磨忠记》《喜逢春》《清凉扇》《冰山记》《广爰书》等，与官方话语相唱和，政治意味浓厚。身为魏忠贤对食，客氏自然是这些作品中绕不开的角色。祁彪佳称赞戏曲《清凉扇》：“此记综核详明，事皆实录。妖姆、逆珰之罪状，有十部梨园歌舞所不能尽者，约于寸毫片楮中。以此书作一代爰书可也，岂止在音调内生活乎！”迨至明清之际，仍不乏相关作品问世，如《樵史通俗演义》《梼杌闲评》《清忠谱》《天雨花》等。

小说与戏曲是明清社会重要的消遣、娱乐的文化产品，其传布广、受众多，远非严肃的邸报、史书所能及。遗民学者李邺嗣称其“儿时初识字，读新传客、魏小说，至诸公殉难事，辄能感泣”。至于戏曲，不识字便可领会，《魏监磨忠记》序言称此剧“不过欲令天下村夫嫠妇、白叟黄童，睹其事，极口痛骂忠贤，愈以题扬圣德”，从而“共抒天下公愤之气”。在民间蔚为大观的“斥魏”通俗文学推波助澜下，客氏被进一步塑造成“生的容貌艳丽，体态妖娆，鬓发似漆，肌肤如雪…… 立心奸巧，秉性妒恶，不能勾螽斯衍庆，却是个长舌行藏”的蛇蝎美人，其与熹宗的不伦关系、谋害皇后元子等谣言，被一一演绎，“妖姆”形象给大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成为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然皆小说家言，淫秽鄙俗，无足为凭。

当然，亦有时人意识到，客氏僭越本质是皇权的包庇纵容。茅元仪指出：“保母之崇，非先王之制也…… 乃国朝例封夫人，而永乐之保母贤顺夫人冯氏，夫王忠赠左都督，谥恭靖；洪熙之卫圣夫人杨氏，蒋廷封追封保昌伯，谥庄靖，此作法于凉矣，又何怪天启之奉圣夫人客氏子官俱累都督也。”但在朝野一致贬斥阉党的大环境下，客氏已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甲申之变，弘光南渡，阉党死灰复燃，同样对她毫不留情。原阉党成员、通政使杨维垣重提“三案”，由于“移宫案”是东林针对李选侍采取的行动，他遂反其道而行，为李选侍正名，称李选侍欲垂帘听政乃东林诽谤，“致光庙不能保其巾栉，熹庙不能酬其抚养，甚至照管冲主者，不归之数年有恩之宫嫔，而归之妖淫、干外事之客氏”。客氏照料熹宗是连东林都曾承认的事实，此时阉党为打击政敌，颠倒黑白亦在所不惜，何况她已臭名昭著，遂连仅有的一点苦劳也被剥夺。

三、盖棺定论：清代史书对客氏“妖姆”形象的深化

明清鼎革后，朝野对客氏的反感有增无减，明遗民学者继续将客、魏并列为导致明代衰亡的元凶，而清廷则视其为女子祸乱朝纲的反面典型，皆嗤之以鼻。例如，有官方背景，又吸收了众多遗民史家成果的《明史纪事本末》这样评价道：“熹宗之初御，忠贤辄伺嚬笑，欲揽太阿，而乳媪客氏，又以妖幸毁政之姿，为洽比对食之举，于是势同膻附，情昵晏私，王圣宠而京、闰煽孽，赵娆尊而甫、节媾祸，女子、小人朋淫于国矣！”明末官方与民间文学所建构的 “妖姆”形象逐渐融合，关于客氏的不实传闻在清代史书中变得言之凿凿。

清初私家修史活跃，格外重视明季史事，关于天启朝的记述多涉客氏。一些史家偏好收罗传闻，或虚构情节。如前述客氏以孕妇生子窃取皇位这种荒诞不经的阴谋论，就甚嚣尘上。《明史纪事本末》称：“庚辰，奉圣夫人客氏有罪诛。先是，籍其家，命太监王文政严讯 之，得宫人姙身者八人，盖出入掖庭，多携其家侍媵，冀如吕不韦、李园事也。上大怒，立命赴 浣衣局掠死。”《崇祯长编》《三朝野纪》《国榷》《明季北略》《明朝通纪会纂》《茨村咏史新乐府》《石匮书》《罪惟录》诸书均载此事，大抵以讹传讹。《三朝野纪》为凸显思宗震怒，称：“客氏赴浣衣局掠死后，仍僇尸凌迟。”此处显然仿照处理崔呈秀、魏忠贤的方式而写，但崔、魏是明正典刑前畏罪自杀，故只能戮尸，客氏是生前被逮捕，既犯此等谋逆大罪，何以死后凌迟？査继佐甚至庆幸熹宗早亡：“顷之，客氏家有娠宫人，且备内尚，九千岁上公进阶，当何如也？”其实，刘若愚所记客氏处死过程仅是“奉旨籍没，步赴浣衣局。于十一月内，钦差干清 宫管事赵本政临局笞死，发浄乐堂焚尸扬灰”，且审讯者是赵本政非王文政，但史家们鲜见《酌中志》，受“妖姆”形象影响匪浅，故对传闻深信不疑。再如《明书》述周宗建于天启元年首劾客氏后，“客氏睨魏忠贤而叹曰：‘宗建胆悬舌端耶，何法以毙？’”然考诸实录，周宗建当时仅被“切责”“姑不究”，直到五年后才被阉党迫害，此段不过是为体现客氏残害忠良之狠毒而虚构。

清廷官修《明史》过程曲折，历时近百年，期间有康熙年间万斯同及雍正年间王鸿绪先后编纂的两部《明史稿》，虽均未给客氏立传，但其事迹散见于天启、崇祯两朝本纪，后妃传、东林诸党人传及王安、魏忠贤传中。万斯同《明史稿》集中叙述客氏于《王安传》：

初，帝有乳媪曰客氏，素与安门下魏朝通，及朝荐魏忠贤为典膳，亦通焉。客氏遂厌朝而爱忠贤，又与之共事安甚谨，而朝未之知也，反举之于安。及忠贤为杨涟所劾，安以忠贤初名李进忠，谬以选侍宫中李进忠者为一人，遂得脱。未几，御史方震孺复攻客、魏，帝暂出客氏于外，而令安治忠贤罪，安但戒而释之。安凡为恩于忠贤者再，而客氏忌之益深，以谓能生死我二人者，安也。会朝与忠贤夜拥客氏于干清宫暖阁，醉詈而嚣，帝惊起，诸大珰皆侍，二人跪御榻前听处分，帝询知客氏意，以予忠贤，安既久中客、魏之谀，而心丑朝所为，勒之告退，朝自是不得至御前，忠贤遂专有客氏，而安势始孤。天启元年五月，帝命安掌司礼监，其疏辞，意当得温旨即出， 而忠贤之党王体干者，思攘其印，属客氏言于帝，使允安辞，将遂杀之。忠贤以安旧恩未决，体干使客氏怵之曰：“我你比西李何如？毋贻后悔也。”忠贤遂嗾给事中霍维华劾安，降充南海子浄军，而以刘朝提督南海子。朝为选侍私人，故以移宫事衔安者，遂缢杀安。安死，而客魏之祸始烈焉。

万稿对客氏与两魏关系，及王安辞司礼监至被杀的记载，与《酌中志》基本吻合，但中间内容的时间顺序与史实不符。客氏出宫乃言官、阁臣依惯例而请，熹宗并未治魏忠贤罪，而王安已在当年五月被贬到南海子，又何来“戒而释之”之说？接下来的两魏争宠客氏的事情实则发生于熹宗即位不久，应置于前。总之，这段时间错乱的记载凭空多出王安两救魏忠贤的桥段，旨在强调王安被客、魏蒙蔽至深，而客、魏恩将仇报，并对王安之死表示惋惜。不过， 万稿《魏忠贤传》关于客氏的记载寥寥数语，且称裕妃之死是魏忠贤“令客氏谮于帝”，而陷害成妃、张皇后等也归于忠贤所为，对客氏似不深究。

王鸿绪《明史稿》在万稿基础上作了大幅改动，其《王安传》相关部分很简略：

魏忠贤始进，自结于安名下魏朝，朝日夕誉忠贤，安信之。及安怒朝与忠贤争客氏也，勒朝退，安势孤。忠贤、客氏日得志，心忌安。天启元年五月，帝命安掌司礼监，安辞，客氏劝帝从其请，与忠贤谋杀之。忠贤犹豫未忍，客氏曰：“尔我孰若西李，而欲遗患耶？”忠贤意乃决……

经过简化，万稿时间顺序错误消失，但劝魏忠贤杀王安的情节，作者略去了王体干对客氏的诱导，致使因果关系变得简单。万稿中，王体干因觊觎掌印之位，才怂恿客氏。若单看王稿，会误以为此举乃客氏自发行为，那么其心狠手辣、忘恩负义，就更加彰显。与万稿相反， 王稿《魏忠贤传》增加了很多对客氏的贬低描述，如称她“淫而很”，并害皇后流产：“皇后张氏娠，会有疾，客氏使宫婢以计堕其胎，帝由此乏嗣。”即便传中承认“禁掖事秘，莫详也”，仍言之凿凿，未免双重标准。可客氏尽管与张后存在矛盾，但真心希望熹宗后继有人。传末，孕妇生子窃取皇位一事再度被提及：“客氏之籍也，于其家得宫女八人，盖潜扲出外，将效吕不韦所为，人尤疾之。”与之前赵维寰及清初文献不同，此版本故事里这些怀孕宫人是在客氏家发现的，既是想冒充熹宗之子，却将她们带到宫外私宅生产，岂不更为荒谬？

总之，对比两种《明史稿》，后出的王稿虽纠正了万稿时间顺序错误，但不满其轻描淡写， 对客氏的批评与歪曲远超前者，可谓集谣言之大成，这或与清圣祖晚年对客、魏的态度有关。康熙六十年（1721），圣祖提及前明旧事，斥客、魏为祸国元凶：“天启庸懦稚子，承继统绪，客氏、魏忠贤等专擅，至使左光斗、杨涟辈皆相继而毙，天下大乱。”他的看法代表了清代官方的基本立场。乾隆四年（1739），官修《明史》最终定稿刊刻，是为武英殿本。殿本《明史》对客氏的记载因袭王稿，明廷确立的客氏“妖姆”形象被清代官方话语继承并深化，至此盖棺定论。

此后，清代学者了解客氏，基本依据殿本《明史》，兼览传闻，无不抒发对“妖姆”的憎恶。乾隆年间闵华有诗云：“古来女祸倾人国，若褒若妲事非一。未闻乳媪擅朝权，也啄皇孙陷妃匹。赵娆宋娥那足论，蛊惑君王仍少术。”嘉庆初年王初桐编《奁史》，称“光宗少长，客氏先导之淫”。道光年间，浙江士人杨宇凝痛惜朝臣谄媚客氏：“外有魏珰内客氏，日近小人与女子。党援盘踞君赘疣，可怜社稷轻于纸。哀哉仕宦至公卿，功名半藉乳妪成。”当时，有好事者假托龚鼎孳、纪昀之名，作《圣后艰难记》，对客氏的描述仍极尽歪曲，如称其“年三十矣，望之尚如妙龄女子，以妖艳惑帝”。晚清重臣宝鋆游客氏故宅，亦作诗讥讽：“汉家王圣逊朱家，一笑 猪蛊艾豭。朝右几人光竹帛，人间遍地唱茄花。封侯荫伯功全冒，蚀月飞星事可嗟。委鬼骈诛殊恨晩，浣衣局冷野啼鸦。”经学家皮锡瑞则感慨：“东汉王圣、明天启客氏皆擅权乱国，可畏哉！”及至清末民国时期，蔡东藩创作《明史通俗演义》，称客氏“面似桃花，腰似杨柳，性情软媚，态度妖淫，仿佛与南子、夏姬同一流的人物”。其“妖姆”形象影响之深远持久，直至今日。

余论

通过梳理、辨析明清史料文献可知，明熹宗乳母客氏的“妖姆”形象一定程度是被层累塑造出来的，脱胎于儒家“女子、小人”的道德观念，由天启初年敦促客氏出宫的言官所揭橥。及至其对食魏忠贤与东林决裂，擅窃国柄，倒行逆施，客氏更加成为众矢之的。阉党败落后， 崇祯朝廷出于安抚清流、消除门户、维护统治的现实考虑，将天启朝政治生态的恶化归咎于客、魏“妇寺勾结”，斥其为“妖姆”。明清之际底层文人迎合民间的“斥魏”情绪与对宫廷生活的猎奇心理，将客氏进一步演绎成了妖艳、淫乱的蛇蝎美人。清初史家去客氏年代未远， 受“妖姆”形象影响匪浅，她谋害皇后元子、以孕妇生子窃取皇位等谣言被私家史书以讹传讹。《明史》编纂者秉持清廷同样反感的立场，对客氏事迹加以篡改，淡化魏忠贤、王体干等人的作用，凸显她的主观作恶意识，致其“妖姆”形象愈发深化，并影响至今。

当然，客氏身为魏忠贤的对食，不可否认两人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她支持善于逢迎的王体干，驱逐老成谋国的王安，使内廷权力失衡；协助魏忠贤立威，致数名妃嫔殒命、中宫摇动；在魏忠贤被杨涟弹劾、命悬一线时向熹宗求情，为魏忠贤日后的反扑埋下伏笔。以上是客氏可查证的主要政治劣迹，但均非她独立完成，甚至不是由她主导的。事实上，客氏未受过教育，目光短浅，贪恋富贵，爱慕虚荣，她“自视为圣上八母之一”，留居大内的职责是以母辈身份陪伴熹宗，日常饮食由她“常川供办”，“每日天将明即至殿内，候先帝驾醒，始至御前。甲夜后，回咸安宫”。对于外廷事务，客氏及其家族成员，均鲜有干预，其母“每以惜福持满戒劝”，其弟客光先仰慕东林气节，“东林六君子”下诏狱时，他还托亲信传话：“被逮诸公皆名贤，吾欲令吾母求解于吾姊。”只是左光斗耻于“求活妇人”而作罢。相比魏忠贤家族满门勋贵，客氏之子仅官都督佥事，且有例可循。刘若愚在魏忠贤专权期间，被魏氏私人、司礼监秉笔太监李永贞赏识，提拔入内直房主笔札，后因此下狱论死，对客、魏恨之入骨，但他也承认，客氏并无政治野心，渴望与魏忠贤“后来得请林下，受享富贵，齐眉到老”。

阉党是由大批内外廷官员构成的相当庞杂的群体，是晚明士大夫党争与宦官干政合流的产物。魏忠贤的擅权，离不开明熹宗长期以来的信赖，及阉党精英的出谋划策。如司礼监掌印王体干“柔佞贪狠，实党附逆贤之元凶戎首，贼害椒绅之主盟国老”，“逐大臣王纪、满朝荐、刘一燝等，杀内臣王安、王国臣等，心粗胆大，渐及妃嫔，皆体干依阿逆贤也”；再如李永贞等，将弹劾魏忠贤的“凡文武大小七十余疏，概置不听”，《酌中志》卷十三《本章经手次第》详细讲述了文书流转与司礼监决策的程序。至于外廷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无耻士大夫，皆甘心充当权阉鹰犬，打击东林，处理各项庶务。这些绝非目不识丁的客氏所能代劳或参预的，且她已僭拟母后，于后宫安享富贵，干政动机不足。客氏凭借与熹宗、魏忠贤的亲密关系，被公认为阉党集团的象征人物与内廷靠山，但如此虚高的地位与实际影响力是不对等的。若按明清官方话语所述，将她与魏忠贤并列为阉党元凶， 应对明代衰亡负有首要责任，虽符合王朝政治目的与儒家“女子、小人”的道德观念，然而未免高估了她的能力与抱负，并非对历史的客观解释。

文章来源：《历史文献研究》，2023年第1期，第285-297页。文中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侯振龙，男，1995年生，山东威海人。山东大学历史学学士，南开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代政治史、社会文化史。在《历史档案》《古代文明》《南开学报》等发表论文多篇，出版国学译注《孙子兵法·三十六计新绎》，获选南开大学2021-2022学年研究生“南开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