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军委让陈奇涵自己填军衔，他写了中将，后被授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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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举行首次授衔仪式，实行现代化的军衔制度。

但就在中央军委要求将领们填写军衔推荐表时，一份标注“中将”的申请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

这份申请的主人，正是陈奇涵。

那么，为何一位战功赫赫的革命将领如此谦逊？最终，他又被授予了怎样的军衔？

弃笔从戎

1897年，陈奇涵出生在江西兴国坝的一个小村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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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家里条件并不富裕，但父母还是让他到了上学的年纪后进入了私塾，可动荡的社会局势却让小小的他心中始终充满忧虑。

彼时，旧中国军阀混战、外敌入侵，这导致大街上经常有饥肠辘辘的难民、沿街乞讨的老人以及贩卖孩子的母亲。

这种种场景让陈奇涵脑海中回荡着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这些百姓究竟要怎样，才能不再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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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考在他中学毕业后到达了顶点，他逐渐意识到，单靠书本上的学问，无法改变国家的积弱积贫。

于是，他决定弃笔从戎，他要用另一种方式寻找出路。

加入军队后，他也有幸跟随孙中山南征北战，参与了一些对旧势力的讨伐行动。

这期间，他学会了运筹帷幄，也明白了仅靠军队的力量，仍然不足以根治国家的沉疴。

因此，1925年，陈奇涵又考入了黄埔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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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他不仅磨练了军事才华，还结识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此后还加入了共产党。

对于这一选择，他从未犹豫过，可加入共产党后，他面临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国民党内部逐渐加深了对共产党员的排斥和打压，当时的陈奇涵，已是黄埔军校的一名少校中队长。

他的位置显赫，待遇丰厚，但国民党中央通过的“整理党务案”迫使他必须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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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他毅然转身，走向了信仰的方向。

离开黄埔军校后，他带领一批共产党员学生，奔赴江西开展革命工作。

这期间，陈奇涵的身世也为革命事业添上了几分传奇色彩。

蒋介石对陈奇涵的能力和人品颇为欣赏，曾三次写信邀请他回到国民党阵营，甚至许以高官厚禄。

可无论是侍从室主任还是其他诱人的职位，都无法动摇陈奇涵的决心，他用一句“身体有恙”婉拒了蒋介石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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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却对朱老总的邀请毫不犹豫，迅速答应担任南昌起义中的重要职务。

1927年的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作为起义的一员，陈奇涵不仅参与了前线的作战，还负责警戒和掩护工作，但在撤退途中，陈奇涵却与大部队失散。

之后，他独自一人返回江西老家，继续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当地的农民起义。

当然，他的革命之路也并非一直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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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长征途中，陈奇涵所在的部队一次次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在一次掩护后方部队撤退的战斗中，他的两个弟弟不幸壮烈牺牲。

接到消息的那一晚，陈奇涵沉默了很久，可他没有流泪，也没有过多的话语，只是独自坐在营地外。

他知道，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它不只带走敌人，也会带走最亲近的人。

战争的牺牲不仅仅停留在家人身上，在整个革命生涯中，陈奇涵目睹了无数战友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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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的离去，让陈奇涵愈发珍惜一切，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一切荣耀都属于那些牺牲的人，活着的人必须继续背负他们未尽的使命。

正因为如此，此后，陈奇涵愈发奉献自己，甚至在1955年首次授衔中，将自己的名字默默写在了中将上。

“中将”选择

1955年的一个午后，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陈奇涵在处理工作时，秘书带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罗荣桓同志让我交给您的委任状，请您过目并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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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奇涵接过文件，目光缓缓扫过上面的内容。

这是一份军衔填报的委任状，文件中清晰地列明，他需要根据自己的功绩，填写推荐的军衔级别。

陈奇涵低头注视着空白的“军衔等级”一栏，目光停留在“上将”二字旁，微微蹙眉，按资历与贡献，他完全可以胜任上将的军衔。

但他却无法让自己下笔，他是革命的见证者，更是无数次生死决战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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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真正的荣誉并不属于自己，而属于那些已经长眠在战场上的烈士，在他们的面前，他觉得任何军衔都显得苍白无力。

于是，他拿起笔，郑重地写下两个字——“中将”。

当文件被送到授衔小组时，工作人员无不感到惊讶，这个在战争年代屡建奇功的革命将领，居然主动放弃更高的军衔选择了“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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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猜测他是不是过于谦虚，也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出于个人低调的考虑。

但无论哪种猜测，都无法改变陈奇涵心中那个坚定的信念：军衔的高低并不重要，真正的荣誉永远属于牺牲的战友和为新中国奋斗的人民。

后来，这份文件被送到了中央军委领导的桌上，毛主席看到“中将”两个字时，也称赞道：“陈奇涵同志啊，果然是个谦逊之人，但这样的人，才真正值得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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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后，陈奇涵还是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而他也值得这样的荣誉和认可，此后，陈奇涵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了工作。

战争中的牺牲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后，陈奇涵被任命为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从接手军事法院的那一天起，陈奇涵就开始着手制定解放军的军事法治体系。

他带领团队从零开始，摸索适合新中国的军法制度，在他的眼中，法庭不只是审判案件的场所，更是教育部队、规范行为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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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1956年4月，解放军军事法院接到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任务——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组成特别军事法庭，负责审判45名侵华日本战犯。

这项工作并不轻松，当时的新中国法律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而被审判的战犯中，有不少人是惯于狡辩的高级军官，面对他们的审问，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他们抓住漏洞。

但陈奇涵没有退缩，他带领团队查阅了大量档案，搜集证据，用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庭审中，陈奇涵的表现更是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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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犯曾试图为自己的罪行开脱，甚至拒绝认罪，但面对铁一般的事实和无数受害者的证词，他们最终低下了头，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这场审判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不仅为侵华战争中的受害者伸张了正义，也彰显了新中国以法治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的司法原则。

而这背后，陈奇涵和他领导的军事法院团队付出了无数的心血。

回顾陈奇涵的一生，他既是一个为新中国军法奠基的开拓者，也是一个在战争中历经磨难却始终不屈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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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自己的荣誉看得极轻，却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看得无比重要。

1981年，陈奇涵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临终前，他拉着家人的手叮嘱：“我这一生没什么遗憾，只希望你们不要为我铺张浪费，我能做的，就是尽力为国家，为人民，为牺牲的战友做一点事情。”

这一席话，让家人泪流满面，也让后人更加明白了他心中那份家国情怀。

陈奇涵的一生，是一曲无声的赞歌，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淡泊名利，高风亮节”。

无论是革命战争中的坚毅不拔，还是新中国建设中的谦逊无私，他都以普通人的姿态，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他的光芒，不在于显赫的头衔，而在于那颗永远为国家和人民跳动的赤子之心。

他更是用谦逊的品格和无私的奉献，谱写了属于自己的家国大义篇章，成为后人心中永远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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