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三评《出走的决心》：被遮蔽的历史伤口

01

在被称为“2011年口碑第一强片”的电影《钢的琴》中，原钢厂工人陈桂林（王千源 饰）的妻子小菊（张申英 饰）也离家出走了。

小菊出走的原因很简单——陈桂林下岗了。

陈桂林从原国营钢厂的工人，转型为朝不保夕的个体劳动者。凭着当年在钢厂参加文艺活动时学到本领，他和几位工友组织了一个小乐队，整日奔波于婚丧嫁娶，店铺开业之类的营生中，勉强维持生活。

小菊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她投入了到了一个制造、贩卖假药的“成功者”怀抱。用陈桂林的话说，“小菊终于过上了梦想中的不劳而获的好日子”。

但，这还不是最过分的。

最过分的是：小菊挟“有钱”的优势，回来争夺的女儿小元（刘星禹 饰）的抚养权，理由是可以让热爱钢琴的女儿获得更好的教育。

小元则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淡定与冷静。她宣布：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她就跟谁走。

对陈桂林来说，买一架钢琴是不可想象，偷一架钢琴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是凭借过硬的技术以及工友们的协助，重返车间，为女儿造一架钢琴。

《钢的琴》的可贵之处，在于直面了九十年代的历史变迁所导致的深深的、血淋淋的伤口。

——卖假药的，取代了产业工人，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但仍不满足，还要僭居丈夫和父亲的位置；

——下岗工人不仅失去工作与尊严，同时还被剥夺了做丈夫、做父亲的资格。

这是因为他们无能吗？

当然不是。

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有想象力、最富创造性的工人。

为了留住女儿，更为了捍卫作为父亲的尊严，陈桂林和工友仿佛忽然回到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年代，在破败的车间里，开动废弃的机床，大家热火朝天地干起来，焊花四溅，各显神通，用从废料堆捡来的边角料，竟真的打造出了一架钢筋铁骨的“钢的琴”。

尽管这架“钢的琴”，看上去沉重、冰冷、寒伧，与哪些华贵的名牌钢琴相比，宛如满身灰尘与油污的女工与珠光宝气的贵妇，并且最终未能挽回妻女“出走的决心”，但其存在本身，即是一种无声的证明——那些关于他们是“懒汉”“低效”的说法，全是谎言。

02

《出走的决心》，事实上也触及到了下岗的话题，然而编导似乎很害怕直面这段历史，采取躲躲闪闪的方式，轻轻滑过了。

编导尹丽川极力想让观众相信，“男权”才是万恶之源，才是摧毁李红和孙大勇通过自由恋爱建立的，一开始看上去相当和美的家庭的元凶。

可无论编导如何遮掩，细心的观众都不难发现“下岗”在这个家庭的裂变过程中基础性作用。

打一个比方：如果李红和孙大勇的家是一座小屋的话，那么，下岗则是一场地震，虽然尚未导致小屋的倒塌，但摧毁了地基，也使小屋发生了倾斜，从此不再能经得起任何风雨。

李红是八十年代初期，在父亲的安排下，放弃高考，直接参加工作的。

今天看来，这样的选择很不合理，当年也很少有家庭会这样做。

不过，李红父亲的考虑也很现实：一家五口人，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拿工资。如果作为长女的李红能够就业，家庭的经济压力立刻就可以减轻不少。

这里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背景：计划经济年代，国营工厂的工人，由于稳定的收入和健全的社会保障，事实上享有类似今天“中产阶级”的地位。《钢的琴》中的陈桂林，可以边工作，边发展自己的文艺天赋，弹得一手好手风琴，以至于下岗后可以以此谋生，就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的大学生，可以确保自己毕业后跻身中产阶级吗？

正是在同为国营工厂工人的基础上，李红和孙大勇相爱、结婚了。

在九十年代的改制潮中，李红下岗了，而孙大勇作为水利局职工，由于种种机缘巧合，幸免下岗。

他们原本平衡的家庭，从此失衡。

刘欢有一首名曲《从头再来》，是专门为李红这样的人唱的，“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

李红有一次对父亲爆发，“都怪你不让我考大学，害得我半辈子打零工！”

“半辈子打零工”是因为没有上大学吗？可以说也是也不是，更关键的因素还是国企改制，这是导演不愿意面对，也不敢面对的。

下岗之后，李红就从国企工人，变成“打零工者”了——为弟弟打零工，到超市打零工，还经常拿不到工资。

一个基本的规律是：无论男女，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在家里就没有地位。孙大勇渐渐强势，李红渐渐弱势，并陷入某种“受迫害”妄想中，甚至得了抑郁症，概源于此。

在影片中，李红和孙大勇的争执，包括给孩子用尿不湿还是尿布，钓来的鱼是红烧还是清炖，以及要不要参加同学聚会等，都是极琐屑的小事，在一个“平衡”的家庭中，通常不会引发破坏性后果，但他们的家庭是“失衡”的，哪怕些微的震动也无法承受，所以最终以解体告终。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出走的决心》的编导用一个第二性的因素（“男权”），取代第一性的因素（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改变），来解释人及家庭命运的变迁，这必然导致对历史理解的肤浅化，甚至错误解读。

耐人寻味的是，许多导演对另一个历史阶段的“伤痕”总是念念不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甚至要将其“原罪化”——比如前两篇评论中提到的电影《美丽上海》《妈妈》，张艺谋导演近年的《归来》《一秒钟》，乃至《三体》，等等，但对《钢的琴》中所呈现的历史伤口，则讳莫如深，以至于《钢的琴》几成绝响。

但是，历史能够由于被蓄意改写、遮蔽就会被遗忘吗？

我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