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贺子珍病逝前，嘱托哥哥贺敏学一件事：替我转达给小平同志

1984年，贺子珍，这位与中国革命命运紧密相连的女性，带着她对祖国深沉的爱与未尽的遗憾，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在临终前，她握着哥哥贺敏学的手，郑重托付了一件事，这件事不仅传递了她的心声，也成了她生命的最后寄望。

贺子珍，1909年出生在井冈山下的一个普通乡绅家庭。虽然生活环境平凡，但父亲思想开明，让她与哥哥一起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年少时的她聪慧好学，胸怀天下，立志改变当时苦难的中国。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不仅是古代诗人的呼喊，也是贺子珍的初心。受到新思想熏陶，她加入了青年团，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

1927年，贺子珍随革命队伍撤入井冈山，与毛泽东初次相识。彼时，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杨开慧因革命牺牲，他饱受丧妻之痛。在井冈山上，贺子珍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与过人的才干，迅速赢得了大家的敬重。她不仅是能干果敢的战士，更是毛泽东身边细致入微的伙伴。在这段最为艰难的岁月中，两人共同经历了风雨的洗礼，结下了深厚的情感。

在井冈山，贺子珍既是毛泽东的战友，也是他的助手与伴侣。毛泽东常年劳累，身体虚弱，贺子珍便四处寻找食物为他补充营养。物资匮乏，她冒险下河捕鱼、寻找野菜，甚至长途跋涉几十里为他寻医问药。战斗中，她更是毫不畏惧，曾为保护受伤的战友，直面敌军的轰炸，导致自己身受重伤。这些经历，无不彰显她的坚韧与忠诚。

然而，革命路上的艰险并未阻挡贺子珍的脚步，但感情的波折却让她倍感沉重。随着革命事业的推进，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关系逐渐出现裂痕。在繁忙的工作与革命形势的压力下，两人之间的误解与隔阂日益加深。1937年，在诞下女儿李敏后，贺子珍决定离开毛泽东，独自前往苏联求学。

离别时的贺子珍已有身孕，她的选择更多是情感与现实的纠葛。尽管身在异乡，她依旧心系毛泽东与革命事业。苏联的生活清贫而孤寂，贺子珍省吃俭用，将生活费的大部分用于照顾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与毛岸青，两个孩子也亲切地称她为“贺妈妈”。然而，当她期盼学成归国再续前缘时，却等来了毛泽东一封冷淡的信件，信中称她为“贺子珍同志”，意味着这段婚姻正式终结。

1947年，贺子珍结束苏联的学业，回到中国。这时的她，已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革命青年，而是身心疲惫的母亲与战士。回国后的她，被安排在哈尔滨、上海等地工作和养病，却始终未能回到北京，甚至被拦阻在北京火车站外。然而，她并未因此心灰意冷，始终默默关注毛泽东及中国的发展。

1959年，贺子珍在庐山与毛泽东再次相见。这次会面，没有责问，没有埋怨，只有沉默与泪水。十年的夫妻情深，二十二年的别离苦痛，尽在这短短的一次相见中化作唏嘘。这是两人的最后一面，自此，毛泽东未再登临庐山，而贺子珍却多次前往，只为追寻曾经的回忆。

直到1979年，贺子珍因革命贡献，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这让她的生命重新燃起了斗志。然而，病魔已将她折磨得虚弱不堪。即便如此，她依然以革命战士的姿态与病痛抗争。1984年，贺子珍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弥留之际，贺子珍握住哥哥贺敏学的手，用尽全力说出了她的遗愿：“哥哥，这是我第一次向组织提要求，也是最后一次。我死后，想去北京，想葬在北京，请务必转达给小平同志。”贺敏学含泪点头，将这一请求如实向组织汇报。

得知消息后，邓小平立即指示，批准贺子珍的遗愿，并下令中央领导人送花圈，将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至此，这位漂泊一生的革命战士终于回到了她魂牵梦绕的地方，与曾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在精神上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