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钓鱼台11号楼的秘书，在西洞庭农场的五年劳动生活

引言

在钓鱼台11号楼，阎长贵的学历是最高的一个，这个毕业于人大哲学系的高材生，在60年代真的就是天之骄子。

　　11号楼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只有初中学历，也有极少数的一两个人是高中毕业，或者是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的。也是因为学历这个事，阎长贵倘若在工作中出现了什么纰漏，时常会遭到11号楼女主人揶揄：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了。

一夜之间，从钓鱼台来到了秦城

　　人的这个命运，还真是难以把控，尤其是在职场上，即使你不站队，但是客观环境压根不在乎你有没有做出选择。

　　那时候，旁人对阎长贵的评价就这么五个字：他太老实了。

　　说是“老实”，准确的说来，应该是“不敏锐”。

　　1967年，当阎长贵告诉关锋，自己要去钓鱼台11号楼当秘书，关锋是这样忠告的：你对政治不敏锐，不适合给她当秘书。

　　没想到，老师的这句话也是一语成谶，阎长贵认为自己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了。殊不知，自己的命运早已和关锋、戚本禹捆绑在了一起。

　　1968年1月，关锋和戚本禹被送去了秦城监狱。

　　自己的老师被送去监狱一个星期了，阎长贵居然都不知道，他还是从领导口中才知道这个消息的。由这个细节就晓得，这个读书人果然是太不敏感了。换作旁人，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触动和危机。但是，阎长贵心里觉得，这和自己没有关系，自己的职责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其实，早在1967年这一年，钓鱼台11号楼新来了一个名叫杨银禄的人，阎长贵还挺开心，他以为这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分担工作的副手。哪晓得命运的齿轮从新人来了以后，就开始转动了。

　　杨银禄来到钓鱼台之后，一直没有和领导见过面。

　　一直到1968年的1月9号，这天上午，阎长贵带着杨银禄来到二楼。此时的杨银禄，因为父亲病故，刚从老家奔丧回来。

　　当两人来到二楼，还没等阎长贵开口，领导的一句话就结束了他在11号楼的秘书工作。

　　“他都回来，你还上来干嘛？马上把文件清点转给杨银禄同志”

——来源：《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著.

　　1月9号这一天，是阎长贵在11号楼工作的最后一天，他完成工作的转交之后，就被带去了钓鱼台警卫连的连部，安排住在连部的一间屋子里。

　　1967年的1月9号，他走进11号楼，成了这栋楼的秘书。

　　1968年的1月9号，他离开11号楼，失去了秘书的身份。

　　这一进一出，刚好一整年的光阴。

　　而他为何会是这样的命运？

　　在杨银禄的回忆中，11号楼的女主人认为阎长贵是一名“坐探”，是关锋和戚本禹安插在自己身边的“坐探”。

在西洞庭农场的五年生活

　　西洞庭农场位于湖南的常德市，作为湖南的一个直辖市，常德是个好地方，自古就是人杰地灵。在古时候，这地方叫作“武陵”，还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叫“柳城”。听到“武陵”这个名字是不是觉得很熟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面，开篇就是“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这“武陵”指的就是常德。

　 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到1954年，这一年，洞庭湖水位猛涨，导致湖区一带受到了洪水的冲刷。当时，湖南组织了差不多80万的军民一起，对洞庭湖的东面和西面进行了治理。

　　在1955年的年初，就开始筹建一个农场，围绕着祝丰垸，对数十个荒州和湖泊进行围垦，因为是在洞庭湖的西面，故而也被称之为“西洞庭农场”。

阎长贵是1975年的5月份，走出秦城监狱来到这个农场的。

　　那时候的西洞庭农场，经过20年的经营，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型的社区。总的面积超过了100平方公里，里面什么都有：学校、银行办事处、邮电局办事处、医院、商店、电影院等等，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全国的国营农场大多都处于亏损的状态，常德的西洞庭农场是全国为数不多，实现盈利的大型国营农场之一。农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这和覃正彦有着很大的关系，作为农场的一把手，这个中农出身的人，在他任职的那八年多的时间内，也正是农场生机勃勃的时期。

　　对于阎长贵这个读书人，覃正彦对他的也很是照顾。

　　1979年的9月，这是阎长贵来到农场的第五个年头，也是他在这里的最后一年。

　　这一年，阎长贵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他准备返回北京工作。

　　但是，有一个问题难住了他，就是妻儿的户口问题。

　　五年前，他孤身一人来到西洞庭农场，妻儿和父母也从山东老家来到农场，一家人可算是团圆了。父母在农场没待上多长时间就回了老家，妻儿就留在农场和阎长贵一起生活。因为是在农场，妻儿的户口自然也是非城镇户口。

　　等阎长贵要返回北京工作的时候，他自己的户口倒是好解决，妻儿户口的“农转非”就是个刺手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想要“农转非”是很头疼的一件事。

　　哪晓得咱们的覃正彦早就想到了这一层关系，提前就给他的妻儿办理了“农转非”问题。

　　覃正彦的这个举动属实让旁人，尤其是其亲属很不理解，要知道这个老领导的作风向来正直，他在农场这么多年，没有给自家亲戚安排过一次工作。这次为啥突然变了性子，给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解决了“农转非”这个大问题。

　　面对旁人的不解，覃正彦也没有过多的解释，本来他就不善于言语，只是简单的说了这么五个字：他太老实了。

　　覃正彦对阎长贵的关爱，只是农场众多关怀的一个缩影。

　　回到北京后，阎长贵时不时会回想起在农场生活的点点滴滴，他的心里，早就把那个遥远的地方，看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尤其是他刚从秦城监狱出来，孑然一身刚到农场的时候，如果不是农场的那些陌生人帮助，他也不会那么快的就融入到新的生活中。

　　对于阎长贵而言，西洞庭农场的规模，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最大的一个企业。

　　他刚到农场的第一件事，不是到处转悠看风景，而是躲进自己的小天地，拿起笔，展开信纸，给远在山东老家的妻儿写了一封家书。

　　1968年1月24号的那个深夜，他被送去秦城监狱之后，八年的时光，他和妻儿父母之间的消息就断了。在监狱的那八年光阴，他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家人，想着往后团圆会是怎样的场景。

　　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写着，方块字之间倾注着自己多年压抑的感情。

　　不知不觉之间，情绪上来了，化作泪水，溢出眼眶；

　　不知不觉之间，那泪水顺着脸颊，悄无声息的滴到了信纸上；

　　不知不觉之间，他的思绪就飞到了山东老家，好似看到了妻儿。

　　这个经常写字的读书人，此刻拿着笔的右手，止不住的颤抖。或许，人的感情到了，也控制不止自己的身体了吧。

　　家书寄出去之后，阎长贵就盼着回信。

　　约莫过了十天，一封来自老家的回信就到了。他小心翼翼的展开，那笔迹很稚嫩，想来是自己那个上初中的儿子写的。

　　在自己被关押的七年多时间里，阎长贵对儿子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身高小小，还在上小学的小屁股的印象中。他当年留在单位的个人物品，在出来之前，就被儿子代为取走了。

　　儿子稚嫩的笔迹告诉父亲，他们一家人会从老家赶来农场，老少三代人，不久就会团圆了。

　　心头上的大石头可算是落地了，在等待妻儿父母的日子里。农场的人给了这个读书人很多的帮助。那时候，农场的家家户户都要囤积柴火，日常的烧饭、洗澡、洗脸什么的，都离不开柴火。虽然农场给他腾出来一间屋子，还给他准备了锅碗瓢盆、被褥这些日常用品，但是柴火这个事，属实是难道了这个读书人。

　　他不知道去哪里找柴火，也不晓得怎么劈柴火。

　　一砍刀下去，那木头桩子四处乱飞，飞溅出来的木头屑子，砸在脸上，也怪生疼的。

　　好在有农场职工们的帮村，这家匀出一些柴火，那家也拿出一点柴火，凑吧凑吧，才算是解决了阎长贵的事。

　　阎长贵来自北方，按道理来说，是要把他分配在棉花班劳动的。但是这棉花班的劳动量很大，农场怕这个读书人吃不消，就给他开了个小灶，安排去了体力活相对不重的稻田班。

　　虽然在稻田班干活也不是那么舒服，尤其是盯着日头下地干活。

　　一天下来，那皮肤晒得黢黑，还晒脱了一层皮，但阎长贵的心头上是暖暖的。大家伙都不关注他是谁，来自哪里，犯了什么事；大家伙只晓得这个新来的人，是大家庭的一员。

　　一天的活计，就在说说笑笑中结束。

　　身体累些倒是无妨，心头是热乎乎的。

　　在监狱的日子是漫长的，在农场的日子过得很快，眨眼之间就到了11月，不知不觉之间，阎长贵已经来了有半年了。原本，覃正彦是要把这个文化人调去宣传部工作的，哪知道等来的最终处理结果，还是没有结果。他也就没法安排阎长贵去宣传部了，只能是退而求其次，安排他在场总部的农科所工作。

　　阎长贵也不晓得农科所要具体做什么工作，好在他的邻居，一个姓曾的副科长，就是场农科所农业科的。

　　他得知阎长贵要去农科所工作，特意来到阎家，和他说你可不能去农科所噢！农科所的工作你一个知识分子“耐不住”的，平常是要去每个分场跑的，尤其是刮大风和下大雨的时候更是要去跑。

　　“耐不住”是常德的一句方言，意思就是“受不了”。

　　听了邻居的话，阎长贵寻思着自己也确实是够呛，只好找到覃正彦，看能不能给换一个工作。

　　恰好场农科所的学校需要一个老实，阎长贵就被安排去当了一名教书先生，这倒是很符合他。他在学校也是身兼数职，除了平常需要干一些后勤杂活之外，还有兼顾着教授初中的语文、数学好几个科目。

　　点滴的一些生活细节，让阎长贵早就把常德，把西洞庭农场放在了心头上，这西洞庭农场是他生命中的第二个故乡。